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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了一遍《太史公自序》，我对整部《史记》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让我对于太史公的人生经历，思想道德，写作目的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清晰地历叙了世系和家学之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之经历；二则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及其著书的艰难过程；三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一个人若要写出像《史记》这样的巨作，想必一定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不辞劳苦的耐心，当然在这般毅力与耐力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得不写的缘由，才能支持着作者坚挺着耐住无边寂寞与漫长岁月。
然而，太史公写《史记》的目的是复杂的，在其著书过程中的一个变故使他更为坚定、更为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本巨作。以李陵之祸为节点，把他著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写作缘由比较繁杂：其父任太史公时留滞周南而不得与从事，以至抑郁发愤且卒，《史记》乃为完成父亲临终之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死，司马迁必为太史，《史记》乃宗族传统之延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乃太史职责之自律。第二阶段的目的相比之下较为单纯专注：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他以古代圣贤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自序的第二部分，由壶遂之问引出了太史公欲以《史记》上续孔子之《春秋》的想法，同时也为《春秋》之实质作阐述，它不仅只有讽刺之意，亦有夏商周之德，来纠正某些人对《春秋》的谬见。以《易》和《尚书》为例，表明并非遇到了类似于伏羲、尧舜的明君就无须著作，继而说明著《史记》的重要性。全序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阔，除了政治时事外，还涉及医药（《扁鹊仓公列传》）、对外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南岳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文学（《司马相如列传》）、文教事业（《儒林外传》）、金融商业（《货殖列传》）、占卜（《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此外，太史公著《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载和论述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各序相互联系，引经据典。例如：《伍子胥列传》中“维建遇谗”可与《楚世家》相联；太史公论及墨家时就引用了《墨子》关于尚尧舜之道的言论。《世家》和《列传》，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价值观。例如：在《吴世家》中，运用正反论证以表明作者对太伯让位、季札不慕权力的高风亮节的赞许，和对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嘲讽和反拨。在《游侠列传》中，作者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不矜其能，不伐其德”救人于难，济人于贫，守信守诺的仁义精神。在《平津侯列传》中，王族大臣奢侈浪费争高强与公孙弘节衣缩食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以此讽刺统治者的奢靡并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
因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故从自序来看，《史记》记载了大量与楚相关的史料，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是之后的“亡秦必楚”、楚汉相争都有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以前我被灌输的观念不同。以前一直有个观念：历史上关于“楚”的史料很少，大多与其原不被中原认同并被视为南蛮有关。现在，也许我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了，并免除它对我的干扰。
就个人而言，我对项羽这个人物很感兴趣，在读《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就惊喜地发现相关的篇目较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日后读《史记》的兴趣。惊喜之余，我也对太史公记述历史的方法而感叹，他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叙述楚汉之争这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以小见大。其中，单是困扰、削弱项羽的部分就至少有六篇：《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
另外，读过自序后我有些疑问：其一，提及儒、墨、法三家思想要旨时，为什么作者在最后一句写“虽百家弗能易也”“虽百家弗能废也”“虽百家弗能改也”？感觉读起来会有些拗口，不连贯。其二，出自自序的第二部分，“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什么“立身”是孝道的终极阶段？司马迁在后面还提到立身，即立身扬名。“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之大者。”但我觉得“立身”不只是扬名，更主要是孔子所谓“成己”。扬名乃是“立身”之效应。其三，人们都称赞司马父子对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但就我相对熟知的墨家而言，其思想就远不只有“强本节用”这一点。墨子有十大思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此外墨家还有墨辩，救守等思想成就。是否从墨家这一点就可表明其他几家也有太史公未点明之处，或是说明从那时起或之前某些学说的资料就残缺不齐了。
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谈的，不是司马迁的。他之所以那样描述墨家，也许是因为他是站在治理天下的立场来讲的，故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谓墨家的十大要义是后人归纳的，在重治理之道的汉人看来，也许其核心就是强本节用。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清晰地历叙了世系和家学之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之经历；二则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及其著书的艰难过程；三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一个人若要写出像《史记》这样的巨作，想必一定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不辞劳苦的耐心，当然在这般毅力与耐力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得不写的缘由，才能支持着作者坚挺着耐住无边寂寞与漫长岁月。
然而，太史公写《史记》的目的是复杂的，在其著书过程中的一个变故使他更为坚定、更为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本巨作。以李陵之祸为节点，把他著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写作缘由比较繁杂：其父任太史公时留滞周南而不得与从事，以至抑郁发愤且卒，《史记》乃为完成父亲临终之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死，司马迁必为太史，《史记》乃宗族传统之延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乃太史职责之自律。第二阶段的目的相比之下较为单纯专注：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他以古代圣贤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自序的第二部分，由壶遂之问引出了太史公欲以《史记》上续孔子之《春秋》的想法，同时也为《春秋》之实质作阐述，它不仅只有讽刺之意，亦有夏商周之德，来纠正某些人对《春秋》的谬见。以《易》和《尚书》为例，表明并非遇到了类似于伏羲、尧舜的明君就无须著作，继而说明著《史记》的重要性。全序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阔，除了政治时事外，还涉及医药（《扁鹊仓公列传》）、对外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南岳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文学（《司马相如列传》）、文教事业（《儒林外传》）、金融商业（《货殖列传》）、占卜（《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此外，太史公著《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载和论述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各序相互联系，引经据典。例如：《伍子胥列传》中“维建遇谗”可与《楚世家》相联；太史公论及墨家时就引用了《墨子》关于尚尧舜之道的言论。《世家》和《列传》，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价值观。例如：在《吴世家》中，运用正反论证以表明作者对太伯让位、季札不慕权力的高风亮节的赞许，和对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嘲讽和反拨。在《游侠列传》中，作者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不矜其能，不伐其德”救人于难，济人于贫，守信守诺的仁义精神。在《平津侯列传》中，王族大臣奢侈浪费争高强与公孙弘节衣缩食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以此讽刺统治者的奢靡并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
因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故从自序来看，《史记》记载了大量与楚相关的史料，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是之后的“亡秦必楚”、楚汉相争都有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以前我被灌输的观念不同。以前一直有个观念：历史上关于“楚”的史料很少，大多与其原不被中原认同并被视为南蛮有关。现在，也许我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了，并免除它对我的干扰。
就个人而言，我对项羽这个人物很感兴趣，在读《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就惊喜地发现相关的篇目较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日后读《史记》的兴趣。惊喜之余，我也对太史公记述历史的方法而感叹，他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叙述楚汉之争这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以小见大。其中，单是困扰、削弱项羽的部分就至少有六篇：《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
另外，读过自序后我有些疑问：其一，提及儒、墨、法三家思想要旨时，为什么作者在最后一句写“虽百家弗能易也”“虽百家弗能废也”“虽百家弗能改也”？感觉读起来会有些拗口，不连贯。其二，出自自序的第二部分，“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什么“立身”是孝道的终极阶段？司马迁在后面还提到立身，即立身扬名。“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之大者。”但我觉得“立身”不只是扬名，更主要是孔子所谓“成己”。扬名乃是“立身”之效应。其三，人们都称赞司马父子对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但就我相对熟知的墨家而言，其思想就远不只有“强本节用”这一点。墨子有十大思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此外墨家还有墨辩，救守等思想成就。是否从墨家这一点就可表明其他几家也有太史公未点明之处，或是说明从那时起或之前某些学说的资料就残缺不齐了。
论六家要旨是司马谈的，不是司马迁的。他之所以那样描述墨家，也许是因为他是站在治理天下的立场来讲的，故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谓墨家的十大要义是后人归纳的，在重治理之道的汉人看来，也许其核心就是强本节用。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