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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汉诗和英诗在格律方面有诸多不同,在格律的传达上当然也有诸多困难之处。本文拟采用红楼梦菊花诗原诗、杨译本和霍译本译诗为相关语料,探讨两译者对原诗格律的传达。
关键词:格律 菊花诗 翻译
有关译诗如何表达出原诗的格律,体现原诗的精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困扰的问题,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红楼梦》作为一本“诗化”的小说,目前拥有两个译介广为推崇的全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闵德福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方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红楼梦》中诗词的传译方式也有所不同。
而作为小说五大诗会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较为深远的菊花诗会,黛玉、宝钗、宝玉、湘云、探春分别以“潇湘妃子”、“蘅芜君”、“怡红公子”、“枕霞旧友”、“蕉下客”为名,创作了共计12首菊花诗。12首诗原诗语言含蓄凝练,言微旨远,由杨宪益和霍克斯所著译诗也是各有特色,各领风骚。因此,对于其中译诗格律传达的研究也极具代表性,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内,聂珍钊(2007)的《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具体论述了重音与重读,诗行与诗节、韵步和韵律的关系,列出押韵和十四行诗的全部形式,以清晰简明的文字将诸多抽象而生涩的定义娓娓道来,实为佳品;王力(2015)的《诗词格律》在书中对于汉语诗歌的韵式、平仄、对仗、节奏等也有非常详尽清晰的解述,对于诗律和词律的区别也做出了严格划分,是诗歌学习者的必读之物,也是诗歌研究者的必备指南。
在国外,Geoffrey Leech(杰弗里·利奇)(2003)在《英诗学习指南》中对文本偏离种类进行了具体划分,对其中平行结构、重复、拟声词、韵式、修辞等艺术手法也分别举例加以叙述,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备受英诗学习者所推崇。
有关菊花诗及菊花诗会,国内外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其在《红楼梦》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印证出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其中,通过知网检索主题为“《红楼梦》菊花诗”的文献,共有8条记录,与菊花诗翻译相关的却只有李姝瑾(2008:111-125)的《匠心独运两丛菊译笔平分一脉秋——从功能目的论析<红楼梦>菊花诗二译本》以及贾玉梅(2011:89-92)的《<红楼梦>菊花诗中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前者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杨、霍两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在色彩意象、文化典故、艺术手法方面研究其翻译的变通手段及翻译方法;后者则将重点放在菊花诗文化意象的再现上,并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翻译的一般性规律进行总结。
二.译诗对原诗格律的传达
汉诗格律主要是有关对仗、平仄、诗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则,而英诗格律主要是韵步、韵式、押韵方式等方面的规范与总结。两者虽不尽相同,但主要都从节奏和音律特征两方面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中也从这两方面探寻菊花诗及其译本的相通之处,寻求汉诗格律在英诗中的传达。
1.节奏
在语音学上,英语是重音-节拍语言,其节奏主要是靠轻重音有规律的交替与重复,音步数量对其有重要影响;汉语是音调语言,其节奏主要靠的是平仄的交替与对立,词语结构(顿)对其有重要影响(王力,2015)。因此,汉诗通常以顿作为一个节奏单位,而英诗则是以韵步作为一个节奏单位,顿和韵步分别作为英诗和汉诗的分析基础而存在,与诗歌声调铿锵、音韵和谐的表现形式密切相关。
由于杨译本和霍译本都没有完全将诗歌译成格律诗的形式,两译本韵步都没有统一的格式,统计起来较为繁杂且意义甚微,因此便使用中英诗歌都便于统计的音节数作为节奏分析的基础,从音节数目的多寡来探析译诗对原诗的传达程度,以及译诗在各自节奏形式上的关注状况。
音节数目的统计在汉英语中有所不同。在汉语中,每个字都没有明显的重音,因此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统计起来较为简单。而在英诗中,由于英词中轻重音交替更迭的多音节词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通常以元音来划分音节,一个韵步通常为两个或三个音节构成(一轻一重或两轻一重),分别构成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四种韵步类型。
其中两译本译诗音节数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译诗的长短影响到译诗是否与原诗同样工整与匀称,但汉诗尤其是汉诗大多用词精简,内蕴丰富;而英诗则措辞清晰,注重连贯,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诗和所译英诗在字数上的差异。12首菊花诗原诗都属于七言律诗,每首8个诗行,每行7个音节,字数对等,对仗整齐,韵味十足。而在翻译成英语之后,杨译本由于照顾意象传达,所译诗行音节数从6音节到17音节不等,均有涉及,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诗对原诗节奏感的传达,影响了其自身的的形式美和上口感;霍译本所译12首菊花诗则以10音节诗行为主,以抑扬格五音步的韵式构成了译诗抑扬顿挫的朗诵特点,将原诗一句多顿、平仄相间的节奏模式进行展现,实属不易。
2.音律特征
12首菊花诗选择以庄雅的七律作为诗体,各诗偶句押韵,且一韵到底,并反复使用叠韵、双声、叠字、重复等艺术手法构成原诗的音韵特征。其中叠韵指两个字的韵母或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如“怅望”(译菊);双声即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纸帐”,重复和叠字则分别对应枕霞旧友《对菊》中的“一从…一从”和怡红公子《访菊》中的“得得…悠悠”。在原诗中,双声、叠韵、叠字三种形式出现次数均较多,展示了大观园儿女在声韵传达方面之重视,而重复这一艺术手法使用次数较少,展现了诗者一气呵成的创作情境,昭示了此时贾府和乐融融、饮酒作诗的和谐气氛。
杨译本和霍译本对原诗在音律特征上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头韵、内韵、拟声词和重复四个方面。头韵是行内韵的一种,是指以两个或多个以辅音字母开头的单词开头的辅音字母相同,如“sadseason”和“peach and plum”这种形式;内韵也称里奥韵,泛指诗行前一个意群的词和后一个意群末尾的词押韵而引起语音共鸣的情况,如《对菊》“In the cold clean scent I hug my knees and chant”中“scent”和“chant”;拟声词是模仿自然界声响造的词汇,通过拟声词的发音读者会自然联想到相关的意象,如菊梦中的“hazily”和“chirp”;重复则是中英文通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通常有前后呼应、使诗文更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的作用。译诗四种音律特征及其数目如下所示:
关键词:格律 菊花诗 翻译
有关译诗如何表达出原诗的格律,体现原诗的精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困扰的问题,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此也是众说纷纭。《红楼梦》作为一本“诗化”的小说,目前拥有两个译介广为推崇的全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闵德福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方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红楼梦》中诗词的传译方式也有所不同。
而作为小说五大诗会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较为深远的菊花诗会,黛玉、宝钗、宝玉、湘云、探春分别以“潇湘妃子”、“蘅芜君”、“怡红公子”、“枕霞旧友”、“蕉下客”为名,创作了共计12首菊花诗。12首诗原诗语言含蓄凝练,言微旨远,由杨宪益和霍克斯所著译诗也是各有特色,各领风骚。因此,对于其中译诗格律传达的研究也极具代表性,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内,聂珍钊(2007)的《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具体论述了重音与重读,诗行与诗节、韵步和韵律的关系,列出押韵和十四行诗的全部形式,以清晰简明的文字将诸多抽象而生涩的定义娓娓道来,实为佳品;王力(2015)的《诗词格律》在书中对于汉语诗歌的韵式、平仄、对仗、节奏等也有非常详尽清晰的解述,对于诗律和词律的区别也做出了严格划分,是诗歌学习者的必读之物,也是诗歌研究者的必备指南。
在国外,Geoffrey Leech(杰弗里·利奇)(2003)在《英诗学习指南》中对文本偏离种类进行了具体划分,对其中平行结构、重复、拟声词、韵式、修辞等艺术手法也分别举例加以叙述,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备受英诗学习者所推崇。
有关菊花诗及菊花诗会,国内外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其在《红楼梦》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印证出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其中,通过知网检索主题为“《红楼梦》菊花诗”的文献,共有8条记录,与菊花诗翻译相关的却只有李姝瑾(2008:111-125)的《匠心独运两丛菊译笔平分一脉秋——从功能目的论析<红楼梦>菊花诗二译本》以及贾玉梅(2011:89-92)的《<红楼梦>菊花诗中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前者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杨、霍两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在色彩意象、文化典故、艺术手法方面研究其翻译的变通手段及翻译方法;后者则将重点放在菊花诗文化意象的再现上,并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翻译的一般性规律进行总结。
二.译诗对原诗格律的传达
汉诗格律主要是有关对仗、平仄、诗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则,而英诗格律主要是韵步、韵式、押韵方式等方面的规范与总结。两者虽不尽相同,但主要都从节奏和音律特征两方面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中也从这两方面探寻菊花诗及其译本的相通之处,寻求汉诗格律在英诗中的传达。
1.节奏
在语音学上,英语是重音-节拍语言,其节奏主要是靠轻重音有规律的交替与重复,音步数量对其有重要影响;汉语是音调语言,其节奏主要靠的是平仄的交替与对立,词语结构(顿)对其有重要影响(王力,2015)。因此,汉诗通常以顿作为一个节奏单位,而英诗则是以韵步作为一个节奏单位,顿和韵步分别作为英诗和汉诗的分析基础而存在,与诗歌声调铿锵、音韵和谐的表现形式密切相关。
由于杨译本和霍译本都没有完全将诗歌译成格律诗的形式,两译本韵步都没有统一的格式,统计起来较为繁杂且意义甚微,因此便使用中英诗歌都便于统计的音节数作为节奏分析的基础,从音节数目的多寡来探析译诗对原诗的传达程度,以及译诗在各自节奏形式上的关注状况。
音节数目的统计在汉英语中有所不同。在汉语中,每个字都没有明显的重音,因此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统计起来较为简单。而在英诗中,由于英词中轻重音交替更迭的多音节词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通常以元音来划分音节,一个韵步通常为两个或三个音节构成(一轻一重或两轻一重),分别构成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四种韵步类型。
其中两译本译诗音节数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译诗的长短影响到译诗是否与原诗同样工整与匀称,但汉诗尤其是汉诗大多用词精简,内蕴丰富;而英诗则措辞清晰,注重连贯,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诗和所译英诗在字数上的差异。12首菊花诗原诗都属于七言律诗,每首8个诗行,每行7个音节,字数对等,对仗整齐,韵味十足。而在翻译成英语之后,杨译本由于照顾意象传达,所译诗行音节数从6音节到17音节不等,均有涉及,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诗对原诗节奏感的传达,影响了其自身的的形式美和上口感;霍译本所译12首菊花诗则以10音节诗行为主,以抑扬格五音步的韵式构成了译诗抑扬顿挫的朗诵特点,将原诗一句多顿、平仄相间的节奏模式进行展现,实属不易。
2.音律特征
12首菊花诗选择以庄雅的七律作为诗体,各诗偶句押韵,且一韵到底,并反复使用叠韵、双声、叠字、重复等艺术手法构成原诗的音韵特征。其中叠韵指两个字的韵母或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如“怅望”(译菊);双声即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纸帐”,重复和叠字则分别对应枕霞旧友《对菊》中的“一从…一从”和怡红公子《访菊》中的“得得…悠悠”。在原诗中,双声、叠韵、叠字三种形式出现次数均较多,展示了大观园儿女在声韵传达方面之重视,而重复这一艺术手法使用次数较少,展现了诗者一气呵成的创作情境,昭示了此时贾府和乐融融、饮酒作诗的和谐气氛。
杨译本和霍译本对原诗在音律特征上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头韵、内韵、拟声词和重复四个方面。头韵是行内韵的一种,是指以两个或多个以辅音字母开头的单词开头的辅音字母相同,如“sadseason”和“peach and plum”这种形式;内韵也称里奥韵,泛指诗行前一个意群的词和后一个意群末尾的词押韵而引起语音共鸣的情况,如《对菊》“In the cold clean scent I hug my knees and chant”中“scent”和“chant”;拟声词是模仿自然界声响造的词汇,通过拟声词的发音读者会自然联想到相关的意象,如菊梦中的“hazily”和“chirp”;重复则是中英文通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通常有前后呼应、使诗文更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的作用。译诗四种音律特征及其数目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