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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女性主义作家林白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躯体写作”理论的继承与运用。躯体作为一种载体，其目的并不止于描述身体本身，而更加代表女性欲望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女性的思想通过身体感受得以表达出来，同时身体的欲望经由反思和内省得到升华。正视自己的身体，便是正视自己的性别差异和对男权社会最直接的反抗。因此，其作品兼具了躯体与灵魂的两重性。
[关键词]林白 埃莱娜·西苏 躯体写作
引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学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之所以说是“女性主义文学”而非“女性写作”，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侧重的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她们要求解放自身的努力。
女性主义写作在中国的真正繁荣还是要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个相对开放、进步的社会机制的确立和大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进入。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女性有权力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一切都为女性作家在下笔时的自由提供了基础。女性作家对自己的性别不再采取一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公然打出了“作家还是女作家”的口号。她们自觉地拾起了“女性主义”的称号，而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强调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都会被视为是在质疑作者的思想力度和关心社会的广度。
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不遗余力地探究自身所处的这一性别在历史中、社会中的存在真相。随着挖掘的深入，女性解放逐渐从思想解放层面进入了身体解放的层面。女性要求用自己的眼光而不是男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躯体，并且要求自由自在地书写自己的躯体、表达自己的欲望。一个以此为作品主题的女性作家群出现了。林白的写作便是这其中相当有代表性、又不失自身特色的一脉。
本文在此重点探讨的是，作为一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林白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躯体写作”理论的继承与运用。躯体作为一种载体，其目的并不止于描述身体本身，而更加代表女性欲望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女性的思想通过身体感受得以表达出来。同时身体的欲望经由反思和内省得到升华。正视自己的身体。便是正视自己的性别差异和对男权社会最直接的反抗。因此，其作品兼具了躯体与灵魂的两重性。
何谓“躯体写作”
对于自己的写作，林白曾经有过一段极富象征意味而又极具美感的文字：
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只要对女性主义文论稍有涉猎，便会发现这段以“飞翔”为主题的文字恰恰对应着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其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著名的论述：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我们都已学会了飞翔的艺术及其众多的技巧。几百年来我们只有靠飞翔才能获得任何东西。我们一直在飞行中生活，悄然离去，或者在需要时寻找狭窄的通道和隐蔽的岔道。Voler一词具有双重意思而且它是双关的，所以意义就失去作用，这决不是巧合。这不是巧合：妇女好像鸟和抢劫者，正如抢劫者很像妇女和鸟一样。她们逃脱。她们喜欢搅乱空间秩序从而迷失方向。喜欢反复变更家俱摆设，打乱事物和价值标准并砸碎它们。喜欢架空结构、颠倒性质。她们以此为乐。
事实上。埃莱娜·西苏不仅是“女性写作”理论最著名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躯体写作”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在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美杜莎的笑声》被普遍认为是其代表作。而林白正是被看作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盛行的“躯体写作”的领军人物。这一切无不将林白同西苏联系了起来，甚至有批评家认为，林白的全部作品都是对西苏理论的摹仿与再现。
法国女性主义者十分注重女性的语言和写作的关系。她们认为，一切表达的动机均来自于欲望，因而欲望在语言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语言便是表现欲望的一种最佳途径。然而，在传统的以男性为权力中心的社会机制中，写作本身也呈现出浓厚的性别政治的色彩，因此，如果女性渴望表达，那么她就必须冲破男性权力的压迫。并且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来写作。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写自己”、“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等一系列“躯体写作”的口号。西苏认为。由于女性长期以来被迫无法直面自己的身体感受，以及长期以来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因此，妇女必须从回归自己的躯体开始，回归女性文本之路。借由这种方式，一方面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描写肉体认识和了解自己。并进而解放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西苏强调女性写作的必要性并不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男性写作方式的全盘否定之上的。她坚持“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西苏的憧憬在于两性在差别的基础上互相交流，以产生巨大的张力。
无从考证林白在开始其写作生涯之初是否接触过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躯体写作”的理论，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苏的暗示，但是，其作品中充斥的对于女性身体欲望和感受的描写无疑是极富有标志性的，甚至在当时便掀起了轩然大波。
林白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描述女性的身体以及感官感受《回廊之椅》中朱凉和七叶主仆二人在黄昏中的沐浴也好。《日午》中姚琼一再摆出的舞蹈姿势也好。作者力求呈现给我们的。是剔除了男性目光的纯粹的女性躯体。在一些作品中(如《子弹穿过苹果》中的苹)，女性的身体形象甚至成为了作品最初的线索和作者最初的创作动机，超越情节、背景等一系列要素上升为文本的第一性。另一方面，林白的“躯体写作”并非仅仅局限于女性的性特征和性爱。而是扩展到女性一切的生理、感官感受(如《守望空心岁月》中对于晕车的细致描写)。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躯体写作”的有机构成要素，它代表了女性观察、思考世界及自身的特殊途径。通过书写女性的躯体，作者完全达到了在长期的男权压抑之下妇女面对自身时的陌生化效果。
“炙”与“内”的辩证关系
“躯体写作”的倡导者认为。身体是女性唯一的财产和最终的归宿。“躯体写作”强调写作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并拒绝将写作视为纯粹的思想活动，从而把身体和思想割裂开来，或使身体屈从于思想。从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至少可以读出以下两点：第一。女性的躯体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相互对位、参差不齐的状态：第二。在“躯体写作”中。“躯体”与“写作”这两个构成要素处于彼此平等的辨证关系，既然身体不能屈从于任何思想。那么它同时也不能超越任何思想。因此，将“躯体写作”看成是一种思维上 的退化，进而认为它将女性问题生理化、内在化，即以性别差异涵盖男女之间的种种问题而忽略了其中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这种看法实质上是片面地理解了“躯体写作”的真正含义。
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埃莱娜·西苏始终是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对待的。她认为，传统的男权机制利用了女性的身体，将女性引诱至一个被动的、边缘的、否定的、黑暗的境地，而妇女则要通过写作重新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话语权，来“唤醒并恢复她们的历史意义”，反抗男性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达到“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两方面的目的。在这里，“躯体”便成为了一个载体、一件武器，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自觉的、敏锐的、有头脑的女性写作主体。
在林白的作品中。作者一直力图以身体为载体，创造出一种女性所特有的语言，再以这种女性自己的语言，来书写女性自身的生活、表达女性自身的想法。需要澄清的是，作为一种载体，躯体绝不是第二性的、次要的、可替换的元素，它与女性的思想意识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女性通过躯体感受身处其中的世界。她们的精神、态度、想法通过身体的种种经历和感觉得以释放出来。这本身便是一个崭新的、高度自觉的女性主义表现手段。这一表现手段试图向传统的男权社会抗议，从而夺回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力。《说吧，房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吧。房间》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抗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说吧，房间》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在我看来，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另一方面。肉体的欲望和种种杂乱无章的感受通过作者对于意义的反思和探究得到了梳理和升华。无论是埃莱娜·西苏还是林白，她们的女性主义身份中都带有清晰的知识分子的气息。林白的创作动机虽然往往看来是即兴的、随意的，但对意义的追求始终是作者心中的一杆称，使她的作品在恣意纵横的同时保证了主题的深度和连贯性。作者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躯体的清醒思考，随时准备着对它做出质疑和批判。因此有必要将林白的“躯体写作”同时下风行的“下半身写作”严格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缺乏了“上半身”的控制，“下半身”只是一堆杂乱的器官。倘若一味自鸣得意地沉溺于躯体之中。那最终不过是正中了男性情欲的下怀，具有革命性质的女性主义写作便也无从谈起了。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还在延续着的历史事实。女性要通过诚实地书写自己的身体，来唤醒自己和他人，并且同传统的男权机制进行抗争。当个别的写作逐渐扩大为女性整体的、普遍的行为时，便会对现有的社会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便是正视自己的躯体，并且把它写下来。
“躯体写作”的危险倾向
“躯体写作”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就是：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妇女感受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也与男性有着天壤之别。这赋予了女性写作崭新的根基和自由抒发的权力，并且提请评论家在考量女性主义写作文本时不再采用过去单一的、男性中心的、普遍的衡量标准。由《一个人的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笔墨官司事实上正是批评界在创新文本的推动下自我变革的过程。
然而。当“躯体写作”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写作理论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之后，它的一些弱点便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加深而暴露出来。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就在将埃莱娜·西苏等人的“躯体写作”称为“对菲勒斯话语进行的令人振奋的挑战”之余，严肃地指出它的弱点：
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女性美学强调女性生理经验的重要性非常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本质论。女性美学试图以假设存在着一种女性语言、丧失了的母亲大地，或男性文化中的女性文化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妇女写作，但这样的做法不能够由学术研究结果来支撑和证明。
“躯体写作”的极端论者其实是夸大了两性基于生理结构之上的差异。并进而将两性推向了一个彼此敌视、彼此对立的位置，最后再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宣称女性在本质上优于男性。埃莱娜·西苏虽然在理论上鼓励两性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互相包容、互相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上，她的“差别”观念始终是倾向于女性的，而对男性则充满了毫不留情的讥讽和批判。
“躯体写作”建立了一个女性写作的乌托邦。在林白的“躯体写作”文本中，美丽高大的女性形象是唯一的主角。而男性则以一种狼狈的、委琐的、滑稽的姿势存在于女性世界的边缘，是一些自私的形象。他们也许可以伤害到女性，但却最终不过是成全了女性对两性关系和自我欲望的认知。所以他们扮演的永远是女性光环下的陪衬角色。在林白的作品中，这就是男性这一性别的特征和功用。他们代表了尘世里一股蛮横的力量，这股力量企图禁锢女性的欲望，结果却只是使后者在“戴着镣铐的舞蹈”中更显壮丽的色彩。
而这一观念所直接引发的严重后果，便是使女性在对待自己的躯体与欲望的态度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沉溺于自恋与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从而从根本上封闭了女性的命运，阻止了女性走向与世界的真正的沟通。
为数不少的评论家都曾经指出。林白对于女性的赞美和惊叹实在是太感兴趣了，甚至带有一些女同性恋主义的倾向。而林白本人则将自己的写作态度定位于一个“女性崇拜者”。
受到作者的影响，林白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情结(同性恋则不妨理解为作为群体的女性的自恋)。她们宁可在黑暗的房间里终日对镜枯坐(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朱凉和梅琚)。也不愿意走出去、进入现实的生活之中。这种看似保护女性的完美性的举动其实是抽空了女性的血肉之躯，使女性重新降格为一个空洞的女神符号，因而在本质上也就与“躯体写作”的最初意义背道而驰了。而林多米这一类在现实中摸爬滚打、饱含欲望而又饱受挫折的女性最终也选择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陷入了彻底的个人世界之中。妇女以书写自身躯体的方式冲破男权社会藩篱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地。她们的躯体成为了她们自己为自己竖起的另一道藩篱。女性的命运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又加上了一重压抑。
……沉溺于类似自恋与自虐的封闭快感中，林白的小说还有向前发展的新鲜动力吗?
站在叙述者林白的立场上。我们只是看到这闭合的叙述欲望一如流淌于多米体内的“水”无休无止。任意循环，在重复中消耗生命。在单调中走向衰亡……。
躯体作为载体。它是女性进入这个世界时的切入点和途径，但不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终极任务。一个健康的、自由的、自主的“躯体写作”者的眼中绝不会仅仅只有女性的身体。躯体和欲望只有在与世界的撞击和融合中才显示出其社会学的意义，否则便会沦为毫无生气的“瓶中之水”。正如南帆先生所言：“躯体是有限的。”“躯体写作”只有将自身完全开放，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艰难地、锲而不舍地开拓出一条与世界沟通、交融之路，才不会走向Narcissus的歧途。
[关键词]林白 埃莱娜·西苏 躯体写作
引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学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之所以说是“女性主义文学”而非“女性写作”，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侧重的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她们要求解放自身的努力。
女性主义写作在中国的真正繁荣还是要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个相对开放、进步的社会机制的确立和大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进入。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女性有权力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一切都为女性作家在下笔时的自由提供了基础。女性作家对自己的性别不再采取一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公然打出了“作家还是女作家”的口号。她们自觉地拾起了“女性主义”的称号，而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强调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都会被视为是在质疑作者的思想力度和关心社会的广度。
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不遗余力地探究自身所处的这一性别在历史中、社会中的存在真相。随着挖掘的深入，女性解放逐渐从思想解放层面进入了身体解放的层面。女性要求用自己的眼光而不是男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躯体，并且要求自由自在地书写自己的躯体、表达自己的欲望。一个以此为作品主题的女性作家群出现了。林白的写作便是这其中相当有代表性、又不失自身特色的一脉。
本文在此重点探讨的是，作为一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林白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躯体写作”理论的继承与运用。躯体作为一种载体，其目的并不止于描述身体本身，而更加代表女性欲望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女性的思想通过身体感受得以表达出来。同时身体的欲望经由反思和内省得到升华。正视自己的身体。便是正视自己的性别差异和对男权社会最直接的反抗。因此，其作品兼具了躯体与灵魂的两重性。
何谓“躯体写作”
对于自己的写作，林白曾经有过一段极富象征意味而又极具美感的文字：
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吸大麻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只要对女性主义文论稍有涉猎，便会发现这段以“飞翔”为主题的文字恰恰对应着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其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著名的论述：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我们都已学会了飞翔的艺术及其众多的技巧。几百年来我们只有靠飞翔才能获得任何东西。我们一直在飞行中生活，悄然离去，或者在需要时寻找狭窄的通道和隐蔽的岔道。Voler一词具有双重意思而且它是双关的，所以意义就失去作用，这决不是巧合。这不是巧合：妇女好像鸟和抢劫者，正如抢劫者很像妇女和鸟一样。她们逃脱。她们喜欢搅乱空间秩序从而迷失方向。喜欢反复变更家俱摆设，打乱事物和价值标准并砸碎它们。喜欢架空结构、颠倒性质。她们以此为乐。
事实上。埃莱娜·西苏不仅是“女性写作”理论最著名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躯体写作”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在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美杜莎的笑声》被普遍认为是其代表作。而林白正是被看作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盛行的“躯体写作”的领军人物。这一切无不将林白同西苏联系了起来，甚至有批评家认为，林白的全部作品都是对西苏理论的摹仿与再现。
法国女性主义者十分注重女性的语言和写作的关系。她们认为，一切表达的动机均来自于欲望，因而欲望在语言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语言便是表现欲望的一种最佳途径。然而，在传统的以男性为权力中心的社会机制中，写作本身也呈现出浓厚的性别政治的色彩，因此，如果女性渴望表达，那么她就必须冲破男性权力的压迫。并且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来写作。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写自己”、“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等一系列“躯体写作”的口号。西苏认为。由于女性长期以来被迫无法直面自己的身体感受，以及长期以来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因此，妇女必须从回归自己的躯体开始，回归女性文本之路。借由这种方式，一方面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描写肉体认识和了解自己。并进而解放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西苏强调女性写作的必要性并不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男性写作方式的全盘否定之上的。她坚持“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西苏的憧憬在于两性在差别的基础上互相交流，以产生巨大的张力。
无从考证林白在开始其写作生涯之初是否接触过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躯体写作”的理论，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苏的暗示，但是，其作品中充斥的对于女性身体欲望和感受的描写无疑是极富有标志性的，甚至在当时便掀起了轩然大波。
林白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描述女性的身体以及感官感受《回廊之椅》中朱凉和七叶主仆二人在黄昏中的沐浴也好。《日午》中姚琼一再摆出的舞蹈姿势也好。作者力求呈现给我们的。是剔除了男性目光的纯粹的女性躯体。在一些作品中(如《子弹穿过苹果》中的苹)，女性的身体形象甚至成为了作品最初的线索和作者最初的创作动机，超越情节、背景等一系列要素上升为文本的第一性。另一方面，林白的“躯体写作”并非仅仅局限于女性的性特征和性爱。而是扩展到女性一切的生理、感官感受(如《守望空心岁月》中对于晕车的细致描写)。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躯体写作”的有机构成要素，它代表了女性观察、思考世界及自身的特殊途径。通过书写女性的躯体，作者完全达到了在长期的男权压抑之下妇女面对自身时的陌生化效果。
“炙”与“内”的辩证关系
“躯体写作”的倡导者认为。身体是女性唯一的财产和最终的归宿。“躯体写作”强调写作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并拒绝将写作视为纯粹的思想活动，从而把身体和思想割裂开来，或使身体屈从于思想。从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至少可以读出以下两点：第一。女性的躯体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相互对位、参差不齐的状态：第二。在“躯体写作”中。“躯体”与“写作”这两个构成要素处于彼此平等的辨证关系，既然身体不能屈从于任何思想。那么它同时也不能超越任何思想。因此，将“躯体写作”看成是一种思维上 的退化，进而认为它将女性问题生理化、内在化，即以性别差异涵盖男女之间的种种问题而忽略了其中的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这种看法实质上是片面地理解了“躯体写作”的真正含义。
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埃莱娜·西苏始终是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对待的。她认为，传统的男权机制利用了女性的身体，将女性引诱至一个被动的、边缘的、否定的、黑暗的境地，而妇女则要通过写作重新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话语权，来“唤醒并恢复她们的历史意义”，反抗男性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达到“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两方面的目的。在这里，“躯体”便成为了一个载体、一件武器，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自觉的、敏锐的、有头脑的女性写作主体。
在林白的作品中。作者一直力图以身体为载体，创造出一种女性所特有的语言，再以这种女性自己的语言，来书写女性自身的生活、表达女性自身的想法。需要澄清的是，作为一种载体，躯体绝不是第二性的、次要的、可替换的元素，它与女性的思想意识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女性通过躯体感受身处其中的世界。她们的精神、态度、想法通过身体的种种经历和感觉得以释放出来。这本身便是一个崭新的、高度自觉的女性主义表现手段。这一表现手段试图向传统的男权社会抗议，从而夺回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力。《说吧，房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吧。房间》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抗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说吧，房间》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在我看来，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另一方面。肉体的欲望和种种杂乱无章的感受通过作者对于意义的反思和探究得到了梳理和升华。无论是埃莱娜·西苏还是林白，她们的女性主义身份中都带有清晰的知识分子的气息。林白的创作动机虽然往往看来是即兴的、随意的，但对意义的追求始终是作者心中的一杆称，使她的作品在恣意纵横的同时保证了主题的深度和连贯性。作者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躯体的清醒思考，随时准备着对它做出质疑和批判。因此有必要将林白的“躯体写作”同时下风行的“下半身写作”严格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缺乏了“上半身”的控制，“下半身”只是一堆杂乱的器官。倘若一味自鸣得意地沉溺于躯体之中。那最终不过是正中了男性情欲的下怀，具有革命性质的女性主义写作便也无从谈起了。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还在延续着的历史事实。女性要通过诚实地书写自己的身体，来唤醒自己和他人，并且同传统的男权机制进行抗争。当个别的写作逐渐扩大为女性整体的、普遍的行为时，便会对现有的社会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便是正视自己的躯体，并且把它写下来。
“躯体写作”的危险倾向
“躯体写作”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就是：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妇女感受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也与男性有着天壤之别。这赋予了女性写作崭新的根基和自由抒发的权力，并且提请评论家在考量女性主义写作文本时不再采用过去单一的、男性中心的、普遍的衡量标准。由《一个人的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笔墨官司事实上正是批评界在创新文本的推动下自我变革的过程。
然而。当“躯体写作”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写作理论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之后，它的一些弱点便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加深而暴露出来。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就在将埃莱娜·西苏等人的“躯体写作”称为“对菲勒斯话语进行的令人振奋的挑战”之余，严肃地指出它的弱点：
正如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女性美学强调女性生理经验的重要性非常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本质论。女性美学试图以假设存在着一种女性语言、丧失了的母亲大地，或男性文化中的女性文化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妇女写作，但这样的做法不能够由学术研究结果来支撑和证明。
“躯体写作”的极端论者其实是夸大了两性基于生理结构之上的差异。并进而将两性推向了一个彼此敌视、彼此对立的位置，最后再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宣称女性在本质上优于男性。埃莱娜·西苏虽然在理论上鼓励两性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互相包容、互相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上，她的“差别”观念始终是倾向于女性的，而对男性则充满了毫不留情的讥讽和批判。
“躯体写作”建立了一个女性写作的乌托邦。在林白的“躯体写作”文本中，美丽高大的女性形象是唯一的主角。而男性则以一种狼狈的、委琐的、滑稽的姿势存在于女性世界的边缘，是一些自私的形象。他们也许可以伤害到女性，但却最终不过是成全了女性对两性关系和自我欲望的认知。所以他们扮演的永远是女性光环下的陪衬角色。在林白的作品中，这就是男性这一性别的特征和功用。他们代表了尘世里一股蛮横的力量，这股力量企图禁锢女性的欲望，结果却只是使后者在“戴着镣铐的舞蹈”中更显壮丽的色彩。
而这一观念所直接引发的严重后果，便是使女性在对待自己的躯体与欲望的态度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沉溺于自恋与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从而从根本上封闭了女性的命运，阻止了女性走向与世界的真正的沟通。
为数不少的评论家都曾经指出。林白对于女性的赞美和惊叹实在是太感兴趣了，甚至带有一些女同性恋主义的倾向。而林白本人则将自己的写作态度定位于一个“女性崇拜者”。
受到作者的影响，林白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情结(同性恋则不妨理解为作为群体的女性的自恋)。她们宁可在黑暗的房间里终日对镜枯坐(如《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朱凉和梅琚)。也不愿意走出去、进入现实的生活之中。这种看似保护女性的完美性的举动其实是抽空了女性的血肉之躯，使女性重新降格为一个空洞的女神符号，因而在本质上也就与“躯体写作”的最初意义背道而驰了。而林多米这一类在现实中摸爬滚打、饱含欲望而又饱受挫折的女性最终也选择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陷入了彻底的个人世界之中。妇女以书写自身躯体的方式冲破男权社会藩篱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地。她们的躯体成为了她们自己为自己竖起的另一道藩篱。女性的命运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又加上了一重压抑。
……沉溺于类似自恋与自虐的封闭快感中，林白的小说还有向前发展的新鲜动力吗?
站在叙述者林白的立场上。我们只是看到这闭合的叙述欲望一如流淌于多米体内的“水”无休无止。任意循环，在重复中消耗生命。在单调中走向衰亡……。
躯体作为载体。它是女性进入这个世界时的切入点和途径，但不是女性主义写作的终极任务。一个健康的、自由的、自主的“躯体写作”者的眼中绝不会仅仅只有女性的身体。躯体和欲望只有在与世界的撞击和融合中才显示出其社会学的意义，否则便会沦为毫无生气的“瓶中之水”。正如南帆先生所言：“躯体是有限的。”“躯体写作”只有将自身完全开放，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艰难地、锲而不舍地开拓出一条与世界沟通、交融之路，才不会走向Narcissus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