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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奥斯汀的小说被誉为传世经典，因为这些作品尽显作者对人情世故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情节结构的合理布局。小说中人物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个性、品性及人性的体现。简·奥斯汀的小说看似探讨的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话题，但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理智，以及人性完善的深切关注与严肃探讨。其对于道德观、是非观，以及人格理智的成长和自我完善这类人生重大问题的探讨与推崇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
关键词： 简·奥斯汀 小说 道德 理智 人性
一
就通常情况而言，当我们翻开某部已被人文学者认证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准备阅读时，相信多数人都并非抱着仅仅被故事情节娱一乐的心态与期待。然而，我们究竟期望通过阅读那些由与我们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获得或者说获悉什么？除了在作品已有的盛名“威慑”下怀着类似“朝圣”的心态，希望能够领略到那些被誉为伟大作家的惊世想象力，以及文字驾驭功力之外，作为读者，我们当然还会期待在阅读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接收作者苦心留存在作品中意图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此过程犹如解码一般。这些信息大致可概括为作者关于人性、人生观、价值取向等这样一类哲学或人学问题的感悟与见解。由于这些问题是普世的、永恒的、“终极”的，因此是跨时空与时代的，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可以说是后人不应忽视的宝贵财富。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回避妄下综合概述性的评论。尽管如此，相信漫漫文学史上存在过（着）这样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随之穿越了一段段真实且发人深省的人生历程。作品中可能既无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亦无过度夸大的英雄人物，然而字里行间却尽显作者对人情世故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情节结构的合理布局，在我看来，简·奥斯汀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一位经典作家。
二
虽被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为“心态平和的写作”，［1］125但简·奥斯汀的小说世界并非尽是“真、善、美”的。显然，其作品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人性，而小说中人物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个性、品性及人性的体现。此外，小说中亦不乏揭露、批判及嘲讽。奥斯汀擅以调侃的笔调并巧以反讽之技将那些自私虚伪、道貌岸然的角色刻画成陋态尽出的小丑，从而使得人性的阴暗面被真实无遗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奥斯汀笔下的所有角色，无论忠奸智愚，都给读者以相当真实的感觉，令人不得不钦佩这位女作家深远的才智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或许不少读者会认为奥斯汀的六部完整小说是如此的类似：舞会、茶室、郊游频频出现于每部作品之中，主角们总会犯下过错而后经人提点并悔悟改过，类似的叙事方式和作者的“介入”，六部小说均以男女主角的结合为结局，等等，因而称不上多么杰出。事实上，简·奥斯汀曾受到同时代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力推崇。步入19世纪，其锋芒虽一度被更具批判激情的乔治·艾略特及查尔斯·狄更斯等人所掩盖，但进入20世纪之后，奥斯汀的作品得到深入研究，从而使得其经典小说家的地位得以确立。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评论家F.R.利维斯（Leavis）便曾在其论著《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写道：“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及D.H.劳伦斯——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2］37可见，一些称奥斯汀的作品“单调狭隘”、“关心的不过是男婚女嫁的问题”的论断显然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误读和曲解。
出现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而深远的思潮革新的解构主义及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已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我们妄图获得文学文本之“终极”含义的客观性、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其中，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认为，文本意义是“不断游移、播撒、流传、扩散、转换和增殖”的，“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3］299而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達认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处在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而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3］309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强调由于“期待视域”、阅读“个性”和“文学能力”诸方面因素的差异，不同的读者在面对同一文本时，完全有可能产生两种或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相互消解的解读。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些极具创新意义及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在理论上为经典文学作品“公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支撑，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将一部作品穷尽，而换句更广为人知的话便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诚然，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会因读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有所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令我们的那些力图剖析文学作品，以及作者创作意图的努力和自信显得有那么一些“自大”的意味。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者乐于将自己“隐形”，不再在作品中表态，即便如此，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及其作用的探寻仍应是我们阅读的首要目标且应以此作为最主要的评判准则。因此，倘若无法抑制“抒发己见”的“冲动”，我们唯有尽可能力求客观，而不是“无中生有”或者用“另一种误读”来反驳“某一种误读”。
显然，我们绝不可轻易将简·奥斯汀毕生创作的六部传世之作仅仅看作为六部前工业革命时期绅士淑女的浪漫婚恋故事，有如《哈姆雷特》绝非仅仅是一出弑叔复仇的悲剧。利维斯在其《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提出：“实际上，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就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个小说家独特生活意趣的特点，而我们也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够领会之。”［2］12“假使缺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她原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的。”［2］10而实际上，但凡熟悉奥斯汀作品的人都会发觉，极力关注道德、推崇道德的又岂止《爱玛》这一部作品？抛开小说中那些或喜或悲的情节、舞会郊游场面，令读者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些鲜活丰满、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E.M.福斯特所称的“圆型”人物。对于那些身处不同地位阶层的人物，奥斯汀究竟令他们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道德问题的探讨与阐述究竟是如何被作者寓附于小说情节之中？除了道德关怀之外，书中还涉及到了哪些来自作者的人生哲学？对于喜爱的作品，我们总会显得有些不愿“袖手旁观”，渴望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司各特曾在其日记中写道，奥斯汀的小说所描绘的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尽管贵族乡绅出现于奥斯汀的每部作品之中并且大都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读者往往是通过身为中层或中下阶层的主人公得以走入并探悉那些富人的世界的。此外，奥斯汀并未明显偏向于任何阶层或群体。尽管奥斯汀的一生不过仅仅四十二年光阴，但她对人世与人性有着深层的认识与见解。在她的笔下，人性是多面立体的，身处同一阶层的人群亦具有共性与差异，优点和缺点从未集中在同一个人物的身上。
三
《傲慢与偏见》及《爱玛》两部小说中的达西先生与奈特利先生可以说是奥斯汀笔下上层绅士正面形象的代表，前者无疑更是奥斯汀所塑造的小说人物中最受历代读者青睐的一位。尽管起初以高傲冷淡的态度示人，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达西逐步实现了品格的进一步完善。当伊丽莎白观访彭伯利庄园时，其管家亦道出了达西先生品格的实质，令伊丽莎白刮目相看。比起达西先生，奈特利先生则更显成熟理性，“是大伙儿的朋友兼顾问”，并且将农夫租户看作“真诚的朋友”。显然，作者并不排斥或反对这样的上层绅士的存在，而是认为倘若他们能够平等友善地对待及关怀他人（尤其是地位低下的人），并且能够在各方面起到正面表率作用，这种因多年接受良好教育而获得的道德修养必定能够起到促进社群和谐与文明的积极作用。在小说《爱玛》中奈特利先生指责爱玛行为失当的一番言论可用以证实上述观点：
如果她（贝茨小姐）同你处境相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她的处境应该得到你的同情。（而你）凭着一时傲慢，却嘲笑她，奚落她……当着别人的面。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当然是几个）会完全学着你的样来对待她。这对你来说是不愉快的。［4］301-302
然而，尽管同样享有地位与权威，以费拉斯太太（《理智与情感》）、凯瑟琳夫人（《傲慢与偏见》）及蒂尔尼将军（《诺桑决寺》）为代表的一类角色却是作者谴责批判的对象。他们往往倚势凌人，固执己见。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固执势利、自私虚伪，不能以宽大的胸怀待人，以财产的丰薄而非道德品格的优劣衡量他人，因此成为了小说中反面形象的代表。由此可见，作者对富有阶层的态度是辩证的，而区分的标准便是道德品格的优劣差异。
四
此外，奥斯汀妙笔下的一众中层或中下阶层的女性角色亦是人性高度复杂的综合体现。她们的处境与作者本人类似，而奥斯汀的姐姐卡桑德拉及奥斯汀本人亦是小说中诸多对姐妹角色的原型。此类女性角色的代表人物包括达什伍德姐妹与斯蒂尔姐妹（《理智与情感》）、贝内特姐妹与夏洛特·卢卡斯（《傲慢与偏见》）、范妮·普莱斯（《曼斯菲尔德庄园》）、简·费尔费克斯（《爱玛》）、凯瑟琳·莫兰与伊莎贝拉·索普（《诺桑觉寺》）等。她们即便不至于寄人篱下，但微薄的财产和当时继承权的某些规定迫使她们倘若不能成婚便要为日后如何维持生计而忧虑，在这种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威胁下，这一阶层的女性角色亦可谓极其复杂多样。于是便出现了如露西·斯蒂尔和伊莎贝拉·索普那样见利弃信、攀附高枝的角色，如夏洛特·卢卡斯那样只为求生活保障而下嫁粗鄙庸俗之人的角色，亦有像伊丽莎白·贝内特那样因不满对方的道德品格而两度拒婚的角色。奥斯汀在成功塑造了多位女主人公形象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与她们形成对立面的角色（这些对立角色不一定身处中下阶层），而显然所谓的“对立”仍主要建立在道德品质的高低差异之上。在《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和露西的身份地位没有太大差距，但人格高度却相距甚远。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姐妹同宾利两姐妹亦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前者出身卑微，然而内心的纯净与真诚使二人显得更为高尚。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懵懂状态下从乡村走进了繁华的巴斯，从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尽管她不具有胜人一筹的情趣或机智过人的头脑，但道德观使她能够对品行不端的索普兄妹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拒而远之。
五
奥斯汀总是将其小说故事设定在某个相对稳固的小圈子之中，故事开篇之时，或者有新成员加入其中，或者小说的主人公被带入某个崭新的人际圈。书中所涉及的职业相对较少，然而其中的几位牧师角色却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由于作者本人即出生于牧师家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汀对于牧师这类以传道为业并以领取固定俸禄为生的公职人员应有其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及见解。奥斯汀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牧师角色应数柯林斯先生（《傲慢与偏见》）、艾尔顿先生（《爱玛》）及埃德蒙·伯特伦（《曼斯菲尔德庄园》）。作者在对前两位进行描述时将反讽的艺术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虚荣且自大的实质令他们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二人的言行亦为小说提供了笑料，令读者印象尤为深刻。或许奥斯汀对当时一些有关神职和信仰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忧虑及反感，柯林斯和艾尔顿这两个颇具典型特质的“小人”形象便由此而生。而埃德蒙对克劳福德小姐及范妮发表的一席关于牧师职责的言论或许可以看作作者本人的观点：
这一职位负责维护宗教和道德，并因此也维护受宗教和道德影响而产生的言行规范……至于说牧师可以影响公众的言谈举止……我所说的言谈举止，更确切地说，也许可以叫做行为，是正当原则的产物，简而言之，是他们的职责应该传授宣扬的那些信条产生的效果。［5］81-82
道德品质的优劣通常被用以作为划分人物“正反面”的标杆，在奥斯汀的作品中，道德品质与举止教养似乎是密切相关但又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而得到关注。绅士淑女不一定为人高尚，举止欠高雅的将军不一定自私自利，但品格不端又往往导致言行上的不成体统。人格高尚或相对高尚的角色通常都被安排了不错的结局，相反，品格卑劣甚至败坏的最终只得自尝苦果，或者至少未能得其所愿。如此看来，奥斯汀小说中“统一”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似乎难免会令读者感到有些“理想化”之嫌，而这种理想化结局似乎又源于作者的个人偏好甚至一厢情愿。但小说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而是一门高于生活的艺术，况且通观全书，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发展亦或是人物心理、话语、命运的编排，还是能够称得上自然、妥贴、合情合理的。
六
以“道德”（morality）為中心，奥斯汀在其小说中还就青年人的“教育”（education）、“影响”（influence）及“成长”（moral growth）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可见作者对文学作品启蒙性意义的肯定、重视与实践。在奥斯汀的作品中，绝不乏“教育”、“理性”这样一些启蒙性元素的存在，以及对它们的极具启发性的探讨。虽然奥斯汀并不全盘否定“情感”（sensibility），否则玛丽安和伊丽莎白亦绝不会成为读者眼中最可爱的角色；但总的来说奥斯汀更为推崇“理性”（sense），认为女性除了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之外还应头脑清醒，有主见，明事理，不应过于天真、鲁莽或感情用事。因此，良好的教育、有益的阅读及正确的引导是极其重要的。通观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其主人公几乎都曾因莽撞、偏执或阅历浅而作出对人对事的误判，并由此尝到恶果；但他们能够适时悔悟并改正，所以当小说结束时，这些主人公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变得更为理性成熟。无论玛丽安还是伊丽莎白，亦或是爱玛、凯瑟琳，这些女主角无一不经历了这样一段心智成长的历程。或许这种编排可看作为奥斯汀固有的一种模式，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模式亦表明了奥斯汀由始至终所贯彻的理念及其所秉持的创作意图。
七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也是奥斯汀小说的最重要题材之一，其中自然同时包括了正面及负面影响。作者通过小说中诸多典型实例，不仅阐明了其关于人际交往的态度及看法，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利诱之下对道德的坚守以及对善邪的区分的重要性。在《爱玛》中，作者安排奈特利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一直认为你们这样亲密是非常愚蠢的…你会使她自以为很美，自以为有权攀一门好亲事，就此自命不凡起来。［4］51
这段对爱玛误导哈莉埃特的谴责是对不当交往将导致不良后果的直接表态。埃德蒙之于范妮亦可以称得上是正面影响的典型例子，倘若没有埃德蒙的正确引导与善意关怀，范妮或许会成为伯特伦家教育失败的又一牺牲品。而负面影响的典型受害者则是那些被作者塑造成问题青年的“待继承人”角色，如《理智与情感》中的威洛比，《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汤姆·伯特伦、伯特伦姐妹及克劳福德兄妹，此外，《傲慢与偏见》中的威克姆也可算入其中。这些角色均由于受到同伴甚至长辈的不良影响以致贪图享乐、挥霍无度、重利轻义，丧失了道德准则，最终往往落得个得不偿失的结局。此外，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十分介意同伴如何看待及评价自己所阅读的书，但正确的是非观令她在索普兄妹与蒂尔尼兄妹之间选择了与品行端正的后者为伍。而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的教育作用则是相互的，二人均在对方的影响下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从而彻底丢弃了原有的傲慢与偏见。对于爱玛而言，由于自幼缺失来自父亲、姐姐及家庭教师的正确指导，有些小聪明的她随着年龄增长越发自大，奈特利先生便充当起了“导师”一角，尽管他早已倾心于爱玛，但始终能够理性、客观、正确地指出并纠正爱玛的错误。在《劝导》中，他人的影响力就显得更为明显，拉赛尔夫人善意的劝导却为安妮带来了多年的痛苦，甚至险些因此使她错失终生幸福。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表面层次来看，简·奥斯汀小说主要围绕的是对女性爱情与婚姻的关注与关怀，但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理智及人性完善的深切关注与严肃探讨。只要一经思考便会发觉，小说中主要描述的几桩成功姻缘无非是小说人物凭借其所具有的高尚品格最终赢得了对方的赏识与爱情，而婚后的生活与相处，作者几乎没有花费笔墨细加描述。或许亦正因如此，简·奥斯汀曾被指责“说教意味浓厚”，“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其中更以《曼斯菲尔德庄园》尤甚。我认为，这类抨击之辞有言过其实且极端片面之嫌，有欠客观。无论如何，对于道德观、是非观及人格理智的成长和自我完善，这类人生重大问题的探讨与推崇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两个世纪前如此，现当代亦然。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F.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简·奥斯汀著.祝庆英，祝文光译.爱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简·奥斯汀著.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M］.译林出版社，2008.
关键词： 简·奥斯汀 小说 道德 理智 人性
一
就通常情况而言，当我们翻开某部已被人文学者认证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准备阅读时，相信多数人都并非抱着仅仅被故事情节娱一乐的心态与期待。然而，我们究竟期望通过阅读那些由与我们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获得或者说获悉什么？除了在作品已有的盛名“威慑”下怀着类似“朝圣”的心态，希望能够领略到那些被誉为伟大作家的惊世想象力，以及文字驾驭功力之外，作为读者，我们当然还会期待在阅读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接收作者苦心留存在作品中意图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此过程犹如解码一般。这些信息大致可概括为作者关于人性、人生观、价值取向等这样一类哲学或人学问题的感悟与见解。由于这些问题是普世的、永恒的、“终极”的，因此是跨时空与时代的，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可以说是后人不应忽视的宝贵财富。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回避妄下综合概述性的评论。尽管如此，相信漫漫文学史上存在过（着）这样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随之穿越了一段段真实且发人深省的人生历程。作品中可能既无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亦无过度夸大的英雄人物，然而字里行间却尽显作者对人情世故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情节结构的合理布局，在我看来，简·奥斯汀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一位经典作家。
二
虽被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价为“心态平和的写作”，［1］125但简·奥斯汀的小说世界并非尽是“真、善、美”的。显然，其作品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人性，而小说中人物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个性、品性及人性的体现。此外，小说中亦不乏揭露、批判及嘲讽。奥斯汀擅以调侃的笔调并巧以反讽之技将那些自私虚伪、道貌岸然的角色刻画成陋态尽出的小丑，从而使得人性的阴暗面被真实无遗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奥斯汀笔下的所有角色，无论忠奸智愚，都给读者以相当真实的感觉，令人不得不钦佩这位女作家深远的才智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或许不少读者会认为奥斯汀的六部完整小说是如此的类似：舞会、茶室、郊游频频出现于每部作品之中，主角们总会犯下过错而后经人提点并悔悟改过，类似的叙事方式和作者的“介入”，六部小说均以男女主角的结合为结局，等等，因而称不上多么杰出。事实上，简·奥斯汀曾受到同时代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力推崇。步入19世纪，其锋芒虽一度被更具批判激情的乔治·艾略特及查尔斯·狄更斯等人所掩盖，但进入20世纪之后，奥斯汀的作品得到深入研究，从而使得其经典小说家的地位得以确立。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评论家F.R.利维斯（Leavis）便曾在其论著《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写道：“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及D.H.劳伦斯——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2］37可见，一些称奥斯汀的作品“单调狭隘”、“关心的不过是男婚女嫁的问题”的论断显然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误读和曲解。
出现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而深远的思潮革新的解构主义及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已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我们妄图获得文学文本之“终极”含义的客观性、可能性，甚至是必要性。其中，由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的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认为，文本意义是“不断游移、播撒、流传、扩散、转换和增殖”的，“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3］299而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達认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处在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而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3］309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强调由于“期待视域”、阅读“个性”和“文学能力”诸方面因素的差异，不同的读者在面对同一文本时，完全有可能产生两种或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相互消解的解读。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些极具创新意义及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在理论上为经典文学作品“公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支撑，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将一部作品穷尽，而换句更广为人知的话便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诚然，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会因读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有所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令我们的那些力图剖析文学作品，以及作者创作意图的努力和自信显得有那么一些“自大”的意味。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者乐于将自己“隐形”，不再在作品中表态，即便如此，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及其作用的探寻仍应是我们阅读的首要目标且应以此作为最主要的评判准则。因此，倘若无法抑制“抒发己见”的“冲动”，我们唯有尽可能力求客观，而不是“无中生有”或者用“另一种误读”来反驳“某一种误读”。
显然，我们绝不可轻易将简·奥斯汀毕生创作的六部传世之作仅仅看作为六部前工业革命时期绅士淑女的浪漫婚恋故事，有如《哈姆雷特》绝非仅仅是一出弑叔复仇的悲剧。利维斯在其《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提出：“实际上，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就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个小说家独特生活意趣的特点，而我们也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够领会之。”［2］12“假使缺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她原是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的。”［2］10而实际上，但凡熟悉奥斯汀作品的人都会发觉，极力关注道德、推崇道德的又岂止《爱玛》这一部作品？抛开小说中那些或喜或悲的情节、舞会郊游场面，令读者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些鲜活丰满、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E.M.福斯特所称的“圆型”人物。对于那些身处不同地位阶层的人物，奥斯汀究竟令他们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道德问题的探讨与阐述究竟是如何被作者寓附于小说情节之中？除了道德关怀之外，书中还涉及到了哪些来自作者的人生哲学？对于喜爱的作品，我们总会显得有些不愿“袖手旁观”，渴望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司各特曾在其日记中写道，奥斯汀的小说所描绘的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尽管贵族乡绅出现于奥斯汀的每部作品之中并且大都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读者往往是通过身为中层或中下阶层的主人公得以走入并探悉那些富人的世界的。此外，奥斯汀并未明显偏向于任何阶层或群体。尽管奥斯汀的一生不过仅仅四十二年光阴，但她对人世与人性有着深层的认识与见解。在她的笔下，人性是多面立体的，身处同一阶层的人群亦具有共性与差异，优点和缺点从未集中在同一个人物的身上。
三
《傲慢与偏见》及《爱玛》两部小说中的达西先生与奈特利先生可以说是奥斯汀笔下上层绅士正面形象的代表，前者无疑更是奥斯汀所塑造的小说人物中最受历代读者青睐的一位。尽管起初以高傲冷淡的态度示人，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达西逐步实现了品格的进一步完善。当伊丽莎白观访彭伯利庄园时，其管家亦道出了达西先生品格的实质，令伊丽莎白刮目相看。比起达西先生，奈特利先生则更显成熟理性，“是大伙儿的朋友兼顾问”，并且将农夫租户看作“真诚的朋友”。显然，作者并不排斥或反对这样的上层绅士的存在，而是认为倘若他们能够平等友善地对待及关怀他人（尤其是地位低下的人），并且能够在各方面起到正面表率作用，这种因多年接受良好教育而获得的道德修养必定能够起到促进社群和谐与文明的积极作用。在小说《爱玛》中奈特利先生指责爱玛行为失当的一番言论可用以证实上述观点：
如果她（贝茨小姐）同你处境相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她的处境应该得到你的同情。（而你）凭着一时傲慢，却嘲笑她，奚落她……当着别人的面。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当然是几个）会完全学着你的样来对待她。这对你来说是不愉快的。［4］301-302
然而，尽管同样享有地位与权威，以费拉斯太太（《理智与情感》）、凯瑟琳夫人（《傲慢与偏见》）及蒂尔尼将军（《诺桑决寺》）为代表的一类角色却是作者谴责批判的对象。他们往往倚势凌人，固执己见。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固执势利、自私虚伪，不能以宽大的胸怀待人，以财产的丰薄而非道德品格的优劣衡量他人，因此成为了小说中反面形象的代表。由此可见，作者对富有阶层的态度是辩证的，而区分的标准便是道德品格的优劣差异。
四
此外，奥斯汀妙笔下的一众中层或中下阶层的女性角色亦是人性高度复杂的综合体现。她们的处境与作者本人类似，而奥斯汀的姐姐卡桑德拉及奥斯汀本人亦是小说中诸多对姐妹角色的原型。此类女性角色的代表人物包括达什伍德姐妹与斯蒂尔姐妹（《理智与情感》）、贝内特姐妹与夏洛特·卢卡斯（《傲慢与偏见》）、范妮·普莱斯（《曼斯菲尔德庄园》）、简·费尔费克斯（《爱玛》）、凯瑟琳·莫兰与伊莎贝拉·索普（《诺桑觉寺》）等。她们即便不至于寄人篱下，但微薄的财产和当时继承权的某些规定迫使她们倘若不能成婚便要为日后如何维持生计而忧虑，在这种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威胁下，这一阶层的女性角色亦可谓极其复杂多样。于是便出现了如露西·斯蒂尔和伊莎贝拉·索普那样见利弃信、攀附高枝的角色，如夏洛特·卢卡斯那样只为求生活保障而下嫁粗鄙庸俗之人的角色，亦有像伊丽莎白·贝内特那样因不满对方的道德品格而两度拒婚的角色。奥斯汀在成功塑造了多位女主人公形象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与她们形成对立面的角色（这些对立角色不一定身处中下阶层），而显然所谓的“对立”仍主要建立在道德品质的高低差异之上。在《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和露西的身份地位没有太大差距，但人格高度却相距甚远。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姐妹同宾利两姐妹亦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前者出身卑微，然而内心的纯净与真诚使二人显得更为高尚。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懵懂状态下从乡村走进了繁华的巴斯，从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尽管她不具有胜人一筹的情趣或机智过人的头脑，但道德观使她能够对品行不端的索普兄妹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拒而远之。
五
奥斯汀总是将其小说故事设定在某个相对稳固的小圈子之中，故事开篇之时，或者有新成员加入其中，或者小说的主人公被带入某个崭新的人际圈。书中所涉及的职业相对较少，然而其中的几位牧师角色却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由于作者本人即出生于牧师家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汀对于牧师这类以传道为业并以领取固定俸禄为生的公职人员应有其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及见解。奥斯汀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牧师角色应数柯林斯先生（《傲慢与偏见》）、艾尔顿先生（《爱玛》）及埃德蒙·伯特伦（《曼斯菲尔德庄园》）。作者在对前两位进行描述时将反讽的艺术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虚荣且自大的实质令他们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二人的言行亦为小说提供了笑料，令读者印象尤为深刻。或许奥斯汀对当时一些有关神职和信仰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忧虑及反感，柯林斯和艾尔顿这两个颇具典型特质的“小人”形象便由此而生。而埃德蒙对克劳福德小姐及范妮发表的一席关于牧师职责的言论或许可以看作作者本人的观点：
这一职位负责维护宗教和道德，并因此也维护受宗教和道德影响而产生的言行规范……至于说牧师可以影响公众的言谈举止……我所说的言谈举止，更确切地说，也许可以叫做行为，是正当原则的产物，简而言之，是他们的职责应该传授宣扬的那些信条产生的效果。［5］81-82
道德品质的优劣通常被用以作为划分人物“正反面”的标杆，在奥斯汀的作品中，道德品质与举止教养似乎是密切相关但又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而得到关注。绅士淑女不一定为人高尚，举止欠高雅的将军不一定自私自利，但品格不端又往往导致言行上的不成体统。人格高尚或相对高尚的角色通常都被安排了不错的结局，相反，品格卑劣甚至败坏的最终只得自尝苦果，或者至少未能得其所愿。如此看来，奥斯汀小说中“统一”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似乎难免会令读者感到有些“理想化”之嫌，而这种理想化结局似乎又源于作者的个人偏好甚至一厢情愿。但小说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而是一门高于生活的艺术，况且通观全书，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发展亦或是人物心理、话语、命运的编排，还是能够称得上自然、妥贴、合情合理的。
六
以“道德”（morality）為中心，奥斯汀在其小说中还就青年人的“教育”（education）、“影响”（influence）及“成长”（moral growth）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可见作者对文学作品启蒙性意义的肯定、重视与实践。在奥斯汀的作品中，绝不乏“教育”、“理性”这样一些启蒙性元素的存在，以及对它们的极具启发性的探讨。虽然奥斯汀并不全盘否定“情感”（sensibility），否则玛丽安和伊丽莎白亦绝不会成为读者眼中最可爱的角色；但总的来说奥斯汀更为推崇“理性”（sense），认为女性除了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之外还应头脑清醒，有主见，明事理，不应过于天真、鲁莽或感情用事。因此，良好的教育、有益的阅读及正确的引导是极其重要的。通观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其主人公几乎都曾因莽撞、偏执或阅历浅而作出对人对事的误判，并由此尝到恶果；但他们能够适时悔悟并改正，所以当小说结束时，这些主人公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变得更为理性成熟。无论玛丽安还是伊丽莎白，亦或是爱玛、凯瑟琳，这些女主角无一不经历了这样一段心智成长的历程。或许这种编排可看作为奥斯汀固有的一种模式，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模式亦表明了奥斯汀由始至终所贯彻的理念及其所秉持的创作意图。
七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也是奥斯汀小说的最重要题材之一，其中自然同时包括了正面及负面影响。作者通过小说中诸多典型实例，不仅阐明了其关于人际交往的态度及看法，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利诱之下对道德的坚守以及对善邪的区分的重要性。在《爱玛》中，作者安排奈特利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一直认为你们这样亲密是非常愚蠢的…你会使她自以为很美，自以为有权攀一门好亲事，就此自命不凡起来。［4］51
这段对爱玛误导哈莉埃特的谴责是对不当交往将导致不良后果的直接表态。埃德蒙之于范妮亦可以称得上是正面影响的典型例子，倘若没有埃德蒙的正确引导与善意关怀，范妮或许会成为伯特伦家教育失败的又一牺牲品。而负面影响的典型受害者则是那些被作者塑造成问题青年的“待继承人”角色，如《理智与情感》中的威洛比，《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汤姆·伯特伦、伯特伦姐妹及克劳福德兄妹，此外，《傲慢与偏见》中的威克姆也可算入其中。这些角色均由于受到同伴甚至长辈的不良影响以致贪图享乐、挥霍无度、重利轻义，丧失了道德准则，最终往往落得个得不偿失的结局。此外，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十分介意同伴如何看待及评价自己所阅读的书，但正确的是非观令她在索普兄妹与蒂尔尼兄妹之间选择了与品行端正的后者为伍。而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的教育作用则是相互的，二人均在对方的影响下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从而彻底丢弃了原有的傲慢与偏见。对于爱玛而言，由于自幼缺失来自父亲、姐姐及家庭教师的正确指导，有些小聪明的她随着年龄增长越发自大，奈特利先生便充当起了“导师”一角，尽管他早已倾心于爱玛，但始终能够理性、客观、正确地指出并纠正爱玛的错误。在《劝导》中，他人的影响力就显得更为明显，拉赛尔夫人善意的劝导却为安妮带来了多年的痛苦，甚至险些因此使她错失终生幸福。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表面层次来看，简·奥斯汀小说主要围绕的是对女性爱情与婚姻的关注与关怀，但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理智及人性完善的深切关注与严肃探讨。只要一经思考便会发觉，小说中主要描述的几桩成功姻缘无非是小说人物凭借其所具有的高尚品格最终赢得了对方的赏识与爱情，而婚后的生活与相处，作者几乎没有花费笔墨细加描述。或许亦正因如此，简·奥斯汀曾被指责“说教意味浓厚”，“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其中更以《曼斯菲尔德庄园》尤甚。我认为，这类抨击之辞有言过其实且极端片面之嫌，有欠客观。无论如何，对于道德观、是非观及人格理智的成长和自我完善，这类人生重大问题的探讨与推崇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两个世纪前如此，现当代亦然。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F.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简·奥斯汀著.祝庆英，祝文光译.爱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简·奥斯汀著.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M］.译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