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1907年4月1日～1968年4月3日），上世纪30年代曾主编《世界知识》，并协助邹韬奋编辑《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创办《永生》杂志。抗战爆发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对外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还担任《新闻日报》社、《文汇报》社、英文《上海新闻》和《中国建设》社社长职务，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1968年4月3日，遭“四人帮”迫害，含恨去世，终年61岁。
　　
　　我的父亲金仲华生前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专门研究国际问题，曾担任多种报刊的编辑，如《生活日报》、《大众生活》、《永生》、《星岛日报》（香港）、《文汇报》和《广西日报》等；在《世界知识》当编辑时间最长，曾一度任主编。老一辈的专家、记者满怀激情地回忆：“金仲华主编这个杂志的时候正是国内国际局势动荡多变的时候，他孜孜不倦，潜心钻研，在《世界知识》的大众化和形象化方面，有独特的创造。”我父亲也曾带着特殊的感情说，他是“跟着《世界知识》的出版而研究国际问题，是从《世界知识》开始写、译关于国际问题文章的。”可以说，《世界知识》倾注了我父亲最多的心血，是他最热爱的事业。
　　
　　《世界知识》的抗战传奇
　　
　　我父亲在《世界知识》的经历，有人说是传奇性的。按照一般的常识，办杂志应该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办公室里，而他在担任主编时，迫于当时抗战的形势，竟带着杂志社从上海转到武汉、广州、香港、桂林、重庆，之后又回到上海，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历时八年，辗转数省市。
　　在《世界知识》创刊之前，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大动荡、大激变的前夜，日、德、意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内疯狂镇压，对外扩张备战；中国正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的严重危机。为使国内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不可分的，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以胡愈之为首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决定创办一份杂志，来传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其时他27岁。《世界知识》创办后，他期期为之撰文写稿。正当《世界知识》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猛增、备受读者欢迎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时，我父亲已接任《世界知识》主编职务。1937年8月13日，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进攻，上海沦陷。年底，《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领，随邹韬奋率领的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继续宣传团结抗战，在汉口出版了12期。接着武汉形势又趋紧张，父亲被迫带领编辑部人员乘火车南下，一路躲日机轰炸，四天后到了广州。在广州落脚生活书店，一共出了三期，广州又告急。正在无路可走之际，父亲由廖承志推荐去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就势把《世界知识》带到香港，继续出刊。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世界知识》被迫停刊。我父亲和编辑人员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辗转回到内地，拟在桂林复刊。但国民党反动当局执意不准登记，致使杂志中断了四年。其时，我父亲连续在其他各种刊物上发表国际问题文章，他认为这是贯彻《世界知识》宗旨的写作。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重庆回到上海，着手恢复出版《世界知识》。
　　
　　烽火岁月的匕首、投枪
　　
　　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的约稿方式很独特，这是创始人胡愈之提倡的，即用聚会的方法征稿。那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而写稿的国际问题专家多是兼职，因此最简便的约稿方式就是聚会。《世界知识》每隔两个星期召集国际问题专家开一次碰头会（也是聚餐会），大家座谈国际形势，确定选题，然后各自回去撰稿。聚会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某会议室，有时在某饭馆，有时在某编辑家中，我们家就常常是约稿人聚会的地点。在香港，我记得许多伯伯叔叔傍晚来家中，有个子高高的乔木（乔冠华），有亲切和蔼的邹韬奋，还有张明养、邵宗汉、羊枣、张铁生、郑森禹、胡仲持、张仲实、刘思慕等。他们先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接着是选题分工，会议结束即开晚餐。我的祖母是烧菜能手，能摆出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父亲的朋友们对此赞不绝口。在香港的几年，也是《世界知识》难得稳定的几年，这段经历是《世界知识》不可忘怀的一页。
　　我父亲写文章，首先要占有翔实的资料，从事实出发，让事实说话。他还很有预见性。早在1934年10月，他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激荡不安的中心，—个是远东的太平洋，一个是西方的欧洲。”“我国是远东风云中最受到祸害的一个。”1938年初，他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中又写道：“世界和平阵线的加紧团结，对于我们抗战就是一种最大的助力。同时，我们抗战的胜利，也就是和平阵线反侵略战斗中一个最重大的胜利。”1941年，在苏德战争爆发刚满一个月的时候，我父亲在分析了双方态势、军力、战略战术后指出：“它在最初所表现的双方战线的变动，并不能作为最后胜利的判断。”“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这个‘褐衫狂人’已经踏上了百余年前拿破仑侵俄失败的覆辙。”
　　《世界知识》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易读易懂。每期都有多幅针对时局的漫画、配合战局进展的战线图、统计表等，使人对时事一目了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世界知识》封面都是木刻漫画，给人一种凝重的印象，像是匕首、投枪，刺向法西斯战争贩子。许多著名的漫画家都为杂志作过画，在我父亲遗留的照片中，有一幅是陪同斯诺在香港参观画展的，其中就有叶浅予、丁聪、陈烟桥等著名画家，可见他与这些画家交往甚密。在报刊上运用形势地图，配合文字分析国际形势发展，在我国是《世界知识》开了先河。我父亲经常说：“研究国际问题是离不开地图的，读者了解国际形势也离不开地图。对发生战争的地区，我们读报纸，固然可以把握形势发展纵的联系，如果一面读报，一面看地图，就会帮助我们对形势发展的空间范围有一个横的认识，那就会在我们脑子里形成一个立体的概念。”为此，他曾培养过三位绘图专家沈振黄、金端苓、朱育莲，后两位专门为《世界知识》作图。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每期《世界知识》都有多幅形势地图，由我父亲撰写文字说明，把时事和地图联系起来，这也是《世界知识》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原因之一。同样在文章方面，《世界知识》也力求大众化，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例如1945年，我父亲在每一期发表一篇以对话形式来谈论时事的文章，设计了三个人物：客甲、客乙和美国记者，在南京玄武湖的游艇上相聚，谈论时局，话题从司徒雷登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引到外交问题。这种风格的文章读者爱看，给刊物增色不少。
　　
　　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世界知识》撰稿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被我父亲称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杂志创刊到抗战胜利，直到解放以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着。我听父亲谈起最多的是胡愈之，他是《世界知识》的创始人，1933年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时候，他召集进步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在某银行会议室聚会，商定创办—个刊物，用先进的思想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指明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战斗才有前途。这个刊物就是《世界知识》。胡愈老在“文革”后撰写的《忆金仲华》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从这一时期起，我们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的亲密战友了。”我父亲对胡愈老尊敬如兄长。再一位朋友就是冯宾符，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就是由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三人组成核心实现的，他们克服困难，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冯叔叔开朗风趣，我们家经常响起他爽朗的笑声，我父亲成天把“仲足、仲足”（冯叔叔的别名）挂在嘴边，只要有时间，他俩总在一起探讨时局和杂志发展的方针大计。工作之余，还一同出游，留下不少合影。建国后《世界知识》搬到了北京，我父亲仍留在上海工作，但他只要来京，总是要到《世界知识》找他的好友。还有就是郑森禹叔叔，他和我父亲的友谊也是贯穿一生的。郑叔叔从《世界知识》创刊就为它撰写国际问题文章，当杂志在香港出版时，他协助我父亲做了许多工作，同时还在我父亲任副院长的香港新闻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他和我父亲仍战斗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俩又同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每年一同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共同活跃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
　　今年是《世界知识》创刊73周年，又值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而今年又是我父亲金仲华的百年诞辰。《世界知识》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复刊词中写道：“谈到反动政府勒令本刊‘永久停刊’时，大家感到的是快乐而不是悲哀，是骄傲而不是恐惧，因为我们当时想到匪帮政权的崩溃已指日可待，而本刊的生命是永久的。”这话应验了！祝《世界知识》飞得更高，更远，直到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