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村里发现了老档案，很意外。一个躺柜，塞了多少陈年古董。我伸手进去抓了一把，捞上来的就有几张粪票。
　　粪票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光阴过去，它可成了稀罕物件了。
　　集体化了，人是社里的人，人粪当然是社里的粪。你吃集体的，拉下的不是集体的？这好像挺合乎逻辑的。可是农家都有自留地，农民靠那一小块地吃菜，还有点别的小自由出产，过日子离不了。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很钟爱这个尾巴，有粪总要给它留着。“自留地里拼命哩，集体地里养病哩。”这是当年干活的写照。自留地肯定比集体大田庄稼好，傻瓜都知道。原因明摆着，农民有粪总要留给自留地。
　　生产队控制茅粪的办法，一开始只是按人头，一家几个人，年终记几分大粪工。
　　很快有人提意见，人口有大口小口，食量不同，排粪量当然不同，怎么能大口小口混算？应该按出粪量，一担茅粪记一个工。到谁家挑一担茅粪，发一张粪票。这就是粪票的来历。在一个票证制度系统严密的时代，动辄要发票证、收票证，人们的票证意识空前强烈。和大粪联系，粪票的地位比较卑下。可它也抵工分的，不能小视。
　　粪票流行过一阵之后，很快出现了弊端。论担收粪，就有人不停地往粪缸里灌水。生产队大粪车上门，收下的尽是清水。你收赶不上他灌，粪缸老是满的，招呼粪车来拉，拉的都是典型的水货。
　　生产队一看这样不行，有人出了个主意，每月放三天茅粪假，这三天，可以往自留地送茅粪，三天以后，茅粪归集体。这三天不定期，你不知道哪天放开，就不敢随意灌水了。
　　一声“放茅粪啦———”社员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家家出动给自留地送粪。三天过去了，知道一个月内不会再放茅粪了，他接着往粪缸里灌水。
　　这样不行。生产队下了禁令，茅粪统归集体，多少也不准往自留地送。
　　社员有的是办法。他们在院子里堆一堆黄土，掏出茅粪，灌进土堆做成粪干。抬筐，胳膊挽着，送到自留地里去。我送脏土哩，你也不让？生产队拉去的，照样是粪水。
　　生产队严令宣布，禁止土粪出村。白天没有动静，一到晚上，小车推，人拉肩扛，粪干总要送到自家地里去。
　　我家住在巷口，晚上总有人声脚步声，父母都能分辨出哪一家在偷粪。女人们携带得少，脚步轻。男人大筐，脚步腾腾的。施肥季节，一个晚上，偷粪的队伍偷偷摸摸欢腾到黎明。日头红了，新的一天来了，打着哈欠，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大田混工分去。
　　大队看这个样子还不行，派了民兵严加看管，白天黑夜把住巷口，不让送粪的出村。
　　这下子就把社员制住啦？
　　秋天，我和五叔在一片大田锄草。五叔突然把锄把子一推，一阵风似的奔向另一块田地。我不知为啥，身旁的都笑。有人说，哈，送粪去了。我才知道，自从生产队限死了茅粪，好些人家从此不在家里拉屎尿尿了，有粪便，他们干脆到自留地去排泄。自留地里挖一个坑，几捆秫秸一斜靠，就是一个田间厕所。村里为了方便，社员自留地都分在靠村的近地，送粪很方便的。在大田干活，略微远一些，像五叔这样远远地赶过去，实在不容易。可像五叔这样宁愿跑路拉到自己地里的，大有人在。
　　我家的邻居红眼子庆和，自从茅粪归了公，他家立了规矩，谁也不准在家里大小便，一律到自家自留地去解决。他家自留地挨着庄外，夏天一片玉米地，一家大小都在玉米地上粪，那一排一排干粪横竖成行，整齐排列，如棋盘落子。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他们不懂。玉米地里施肥，他家那可叫有计划、按比例、有次序的样板。一块地，上工下工路过，乡里乡亲的经常打趣，他家也不在乎。那会儿谁家不是穷得顾不上颜面，哪有闲心笑话别人。
　　我敢说，集体化30年的大粪争夺战，生产队没有打赢过一个回合，社员们总有办法把好肥使到自家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