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好友徐怀中在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回南京后，向我传阅了十多首“天安门诗抄”，后来我又从大姐夫肖宗齐那里抄录了几首。大姐和大姐夫千叮咛、万嘱咐：这些“天安门诗抄”只能躲在家里偷偷地看，千万不能外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代，读罢这些诗抄，谁不动容？一次酒后，我情不自禁地将这十多首投枪、匕首般的诗歌传阅给同事张某某和段文化。很快，张某某在向别人传阅时被人举报，他架不住厂“专案组”的淫威，供出了我。
　　一个凄风苦雨之夜，我被“揪”到单位。厂“专案组”逼我交代，我是从谁手中获得“天安门诗抄”的，又传阅给哪些人？张某某已“招供认罪”，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段文化。他家是地主成分，若将他供出，那他就死定了。这个事情还可以打马虎眼，可我必须交代手中的“天安门诗抄”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好友徐怀中和大姐夫肖宗齐。但我深知，如果一直保持沉默，用“零口供”战术与厂“专案组”过招，肯定行不通。
　　我急中生智，对“专案组”说我是在南京火车站外边的墙上看到有人张贴大字报（当时确有南京人在此张贴“天安门诗抄”，被称为“南京事件”，有多人因此而被刑拘），因为好奇而默记下的。
　　厂“专案组”的几个办案人员在交头接耳一番后，找来几本诗集，叫我半个小时看完，然后默录10首诗词。这几本诗集出版于1963年，我根本没看过，但凭着较好的记忆力，将其中14首诗词一字不差地默录出来。他们这才相信了我的“口供”。尽管我暂时没有因为此事而被刑拘，但我必须天天参加“学习班”。
　　好在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我才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