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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中国受到美国的尊敬，却屡次遭遇中国人的攻击。
他被共产党请进延安，成为战时中共的首席发言人，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她在冷战时期打造中国新形象，被西方讽刺为中国的“传声筒”，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她在80年代通过“走后门”采访邓小平，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采访任务……
他们是一群西方记者，也是1930年-1980年中国国家形象的打造者。为什么历史偏偏选中他们？他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
她让美国人尊敬中国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世界
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表现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上。
——赛珍珠，1938年
在赛珍珠之前，华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多为病态与丑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13年英国作家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傅满洲是个华人恶棍，他领着一帮“歹徒”，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和狡猾”，是“黄祸的化身”。该系列小说在欧美国家流传甚广。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美国学者伊罗生曾深入采访过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发现他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似乎没有改变过。美国学者詹姆斯·汤姆森认为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正是因为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会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
赛珍珠与中国的接触是偶然的，她是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出生后仅三个月，赛珍珠就被父母飘洋过海地带到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近四十年。赛珍珠成长于江苏镇江，父亲在附近乡村传教，会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对江南乡村生活极为熟悉，对中国的表现欲是不由自主的。自1923年起，她陆续创作出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1931年春，她的小说《大地》在美国出版，随即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发行。1938年，赛珍珠站在了诺贝尔颁奖会的领奖台上。获奖理由是其作品“对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性气概的描述”，而她表示自己负有向西方阐述中国的使命——“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我与他们如此接近”。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赢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赛珍珠对中国人多有溢美之词：
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当我在我的国家找不到哲理时，就特别想念中国。我们的人民有观念、信念、偏见、想法，但缺乏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
（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1954年）
然而，赛珍珠一获诺贝尔奖就饱尝着国人的各种攻击。她的同行、以揭示“国人的卑琐、以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谈及赛珍珠时说：“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胡风批评赛珍珠无法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是因为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他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巴金也曾说：“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茅盾则认为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
西方主流文化也有对赛珍珠持轻蔑态度的，比如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说：“如果她都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甚至说他宁可不获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当然这只是一时戏言，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去斯德哥尔摩之前喝得酩酊大醉。
1934年，赛珍珠回到了美国，此后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972年，赛珍珠被葬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绿山农场，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共产党究竟什么样？
——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
——埃德加·斯诺，1936年
几乎在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同时，另一个美国人和他有关中国的作品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他就是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是1928年在一次远东漫游中滞留在中国的，他最初只准备待8个星期，但没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个冒险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过。他幼年曾在家乡扒火车、赌博，越洋过海时混入头等舱，在日本冒充记者躲过海关的盘查，在北京还赌过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赌博——去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他说，他要赌他的脑袋，他成功了。
斯诺与中国的姻缘并非偶然。他的身后站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威廉是密苏里学派的奠基人，是个对中国充满兴趣和好感的美国新闻教育专家。20世纪初，他曾5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有一批人先后开赴远东地区。从1900年开始，这些人从美国中西部走向中国，渐成声势，赢得了“密苏里新闻帮”的称号。“密苏里帮”的每一位记者都是冒险家。除了冒险，“密苏里精神”还蕴含着自由、博爱、平等和同情。“密苏里帮”流入中国后，立即加入了中国的民族战争，从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开始，逐渐生发出一种浓郁的中国情结，并以此来影响世界舆论。 1928年，漫游远东的斯诺甫到上海，就去拜见密苏里大学校友兼《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便聘用斯诺任助理编辑。1933年，斯诺前往北平，一边为美国报纸撰稿，一边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接触。1936年，他经地下党安排到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并于翌年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将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该著作是“密苏里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斯诺由此成为“密苏里帮”的集大成者。
斯诺1936年进入红区采访的内幕一直是个谜。直到21世纪初，这个谜才逐步揭开。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的情况，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决定请外国记者来宣传自己，但在请谁来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中共考虑的候选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由于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报道效果容易引起争议，遂将目光集中在比较客观、又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中共高层领导通过宋庆龄等人直接安排斯诺进入红区。三个月后，斯诺回到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此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西方世界，一个月内再版了三次，销售量达十多万册，之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看过此书后，便率领一支国际医疗队抵达，帮助八路军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读了这本书后，三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对中共的观察情况，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继斯诺的陕北之行后，西方记者接踵而至，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红区”题材的作品，然未见有出其右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斯诺的书作序，赞扬此书对事实的报道及其历史预见性。但是主流新闻界对斯诺的评价是平淡的，在权威的《美国新闻史》中，介绍斯诺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为“宣传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诺甚至被贬为“中共的走狗”。
被讥讽为“宣传家”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著名的“3S”中的另外两个“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与中共关系甚好的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却没有斯诺的好运，她的激进和偏执使她在中国处境不佳，她访问延安时带去了西方的交际舞，但遭到中共高级干部夫人们的一片嘘声；她在对毛泽东的报道中，对毛“具有女性的眼皮和女性的嗓音”的描写引起毛的不快，她那“工人阶级式”的鲁莽和率性惹出了许多祸事，以至于毛泽东在1938年下令让她离开延安。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大举进攻前夕，从美国出走，蛰伏在英国，等待去中国的签证，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辞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杨家岭报导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层的一致好评。1957年她定居中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微妙复苏的时刻，斯诺的光辉再次闪现，但在此前近三十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是在瑞士的乡间度过的。意识形态的敌对使美国主流放逐了这位对“丢失了中国”负主要责任的“红色记者”。1971年，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想起了他，致信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向全世界宣传中国
——斯特朗与“冷战”时期的中国形象
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
——斯特朗，1947年
1949年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新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对外宣传方面，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头衔的斯特朗生来具有冒险精神，在其年轻时代，逢到天空响雷时，别人都往屋里跑，她却奔到田野中痛快淋漓地“栉风沐雨”。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在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中为工人呼喊。她早期作品中的批判锋芒曾受到美国“揭发黑幕运动”宿将林肯·斯蒂芬斯的激赏。在斯蒂芬斯的鼓励下，她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美国一家赈灾组织报纸的特派记者前往波兰和苏联，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并日益卷入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逐渐改变了她在西方养成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断删改她的作品，告诉她这是为了“党和集体的利益”，最初她还抗议，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宣传。她允许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她在1946年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为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该文经过中共高层一再审定才得以发表。1942年皖南事变后，中共致信斯特朗，吁请她向世界发布中共提供的资讯。斯特朗设法将这些信息登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她也被称为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同行则讥讽她为“传声筒”。
斯特朗在1947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看作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延安大撤退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劝她回到国统区，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世界。在谈话中，毛像对部下一样向她下达指示，要求她以最佳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毛说：“请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
《纽约时报》说斯特朗“并非是一个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个拼命想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传道者”。斯特朗则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
1958年，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绕道苏联，在北京定居，作为毛泽东的贵宾，被给予极高的礼遇。从此，她开始系统地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对外宣传。 斯特朗曾是个四海为家的自由作家，她以为自己在北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写作，但她很快就失望了。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国友人飞往西藏进行报道，她带着氧气瓶，以73岁高龄在拉萨采访。她的新书《西藏采访录》《西藏农奴站起来》杀青之后，其中的某些观点遭到出版社的强烈反对，要她修改，她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必须修改。斯特朗发现自己处于两头为难的状况：中国告诫她措辞要谨慎，而美国的报业编辑要她警惕她文章中的“宣传色彩”。《卫报》的主编阿伦森在信中说：“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斯特朗开始每月写一篇文章，邮寄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现状的海外读者，标题就叫《中国通讯》（Letters from China）。此后，她的正式身份为《中国通讯》主编。该刊每月一期，由官方投资。斯特朗被称作中国政策的非官方对外发言人，而她也越来越将自己看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通讯》每月一期，共出版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停刊。其内容主要是以个人通信的形式诠释中国的政策，反映中国的动向。她的娓娓而谈、非说教的叙事口吻对中国当时的对外宣传来讲是一种示范性的突破，但即便如此，也仍然受到美国同行的批评。对自己的独立性，斯特朗并非没有忧虑，斯诺1962年访华时，她被邀请参加欢迎宴会，她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因为她很害怕斯诺会认为她是依附于中共。
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走后门”窥探中国
——法拉奇与邓小平的交锋
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
——法拉奇，1980年
1980年8月21日，历来低调的邓小平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邓此次的会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人想起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接见斯诺。这似乎表明中国要彻底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开展积极对话。
被称为“遍访世界风云人物”的大牌记者法拉奇素以提问直接、犀利、大胆、刁钻著称。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两次要求采访邓小平，均遭婉拒。后来她通过父亲的老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与中国联系，走了个“后门”才得到允许。佩尔蒂尼向中国保证法拉奇会对中国非常友好，她的独家采访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好处。邓同意了。法拉奇非常聪明地开了个头：
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法拉奇：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法拉奇：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邓小平：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客套话过后，法拉奇马上恢复了她的“狰狞”面目， 她向邓发射了一连串炮弹：“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您想报仇吗？”邓小平从容作答。二人的对谈机智巧妙，纵横捭阖。通过法拉奇的采访，邓向外界透露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政策和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这篇采访轰动了西方，也震撼了中国。据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回忆，邓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有话要对世界讲。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人的必读手册。后来的央视“名嘴”王志说：“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只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开一代新风的邓小平证明，中国领导人不仅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从容面对西方媒体，向世界解释中国。
他被共产党请进延安，成为战时中共的首席发言人，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她在冷战时期打造中国新形象，被西方讽刺为中国的“传声筒”，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她在80年代通过“走后门”采访邓小平，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采访任务……
他们是一群西方记者，也是1930年-1980年中国国家形象的打造者。为什么历史偏偏选中他们？他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
她让美国人尊敬中国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世界
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表现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上。
——赛珍珠，1938年
在赛珍珠之前，华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多为病态与丑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13年英国作家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傅满洲是个华人恶棍，他领着一帮“歹徒”，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和狡猾”，是“黄祸的化身”。该系列小说在欧美国家流传甚广。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美国学者伊罗生曾深入采访过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发现他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似乎没有改变过。美国学者詹姆斯·汤姆森认为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正是因为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会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
赛珍珠与中国的接触是偶然的，她是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出生后仅三个月，赛珍珠就被父母飘洋过海地带到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近四十年。赛珍珠成长于江苏镇江，父亲在附近乡村传教，会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对江南乡村生活极为熟悉，对中国的表现欲是不由自主的。自1923年起，她陆续创作出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1931年春，她的小说《大地》在美国出版，随即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发行。1938年，赛珍珠站在了诺贝尔颁奖会的领奖台上。获奖理由是其作品“对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性气概的描述”，而她表示自己负有向西方阐述中国的使命——“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我与他们如此接近”。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赢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赛珍珠对中国人多有溢美之词：
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当我在我的国家找不到哲理时，就特别想念中国。我们的人民有观念、信念、偏见、想法，但缺乏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
（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1954年）
然而，赛珍珠一获诺贝尔奖就饱尝着国人的各种攻击。她的同行、以揭示“国人的卑琐、以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谈及赛珍珠时说：“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胡风批评赛珍珠无法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是因为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他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巴金也曾说：“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茅盾则认为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
西方主流文化也有对赛珍珠持轻蔑态度的，比如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说：“如果她都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甚至说他宁可不获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当然这只是一时戏言，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去斯德哥尔摩之前喝得酩酊大醉。
1934年，赛珍珠回到了美国，此后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972年，赛珍珠被葬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绿山农场，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共产党究竟什么样？
——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
——埃德加·斯诺，1936年
几乎在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同时，另一个美国人和他有关中国的作品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他就是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是1928年在一次远东漫游中滞留在中国的，他最初只准备待8个星期，但没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个冒险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过。他幼年曾在家乡扒火车、赌博，越洋过海时混入头等舱，在日本冒充记者躲过海关的盘查，在北京还赌过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赌博——去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他说，他要赌他的脑袋，他成功了。
斯诺与中国的姻缘并非偶然。他的身后站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威廉是密苏里学派的奠基人，是个对中国充满兴趣和好感的美国新闻教育专家。20世纪初，他曾5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有一批人先后开赴远东地区。从1900年开始，这些人从美国中西部走向中国，渐成声势，赢得了“密苏里新闻帮”的称号。“密苏里帮”的每一位记者都是冒险家。除了冒险，“密苏里精神”还蕴含着自由、博爱、平等和同情。“密苏里帮”流入中国后，立即加入了中国的民族战争，从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开始，逐渐生发出一种浓郁的中国情结，并以此来影响世界舆论。 1928年，漫游远东的斯诺甫到上海，就去拜见密苏里大学校友兼《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便聘用斯诺任助理编辑。1933年，斯诺前往北平，一边为美国报纸撰稿，一边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接触。1936年，他经地下党安排到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并于翌年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将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该著作是“密苏里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斯诺由此成为“密苏里帮”的集大成者。
斯诺1936年进入红区采访的内幕一直是个谜。直到21世纪初，这个谜才逐步揭开。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的情况，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决定请外国记者来宣传自己，但在请谁来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中共考虑的候选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由于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报道效果容易引起争议，遂将目光集中在比较客观、又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中共高层领导通过宋庆龄等人直接安排斯诺进入红区。三个月后，斯诺回到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此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西方世界，一个月内再版了三次，销售量达十多万册，之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看过此书后，便率领一支国际医疗队抵达，帮助八路军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读了这本书后，三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对中共的观察情况，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继斯诺的陕北之行后，西方记者接踵而至，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红区”题材的作品，然未见有出其右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斯诺的书作序，赞扬此书对事实的报道及其历史预见性。但是主流新闻界对斯诺的评价是平淡的，在权威的《美国新闻史》中，介绍斯诺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为“宣传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诺甚至被贬为“中共的走狗”。
被讥讽为“宣传家”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著名的“3S”中的另外两个“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与中共关系甚好的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却没有斯诺的好运，她的激进和偏执使她在中国处境不佳，她访问延安时带去了西方的交际舞，但遭到中共高级干部夫人们的一片嘘声；她在对毛泽东的报道中，对毛“具有女性的眼皮和女性的嗓音”的描写引起毛的不快，她那“工人阶级式”的鲁莽和率性惹出了许多祸事，以至于毛泽东在1938年下令让她离开延安。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大举进攻前夕，从美国出走，蛰伏在英国，等待去中国的签证，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辞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杨家岭报导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层的一致好评。1957年她定居中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微妙复苏的时刻，斯诺的光辉再次闪现，但在此前近三十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是在瑞士的乡间度过的。意识形态的敌对使美国主流放逐了这位对“丢失了中国”负主要责任的“红色记者”。1971年，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想起了他，致信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向全世界宣传中国
——斯特朗与“冷战”时期的中国形象
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
——斯特朗，1947年
1949年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新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对外宣传方面，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头衔的斯特朗生来具有冒险精神，在其年轻时代，逢到天空响雷时，别人都往屋里跑，她却奔到田野中痛快淋漓地“栉风沐雨”。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在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中为工人呼喊。她早期作品中的批判锋芒曾受到美国“揭发黑幕运动”宿将林肯·斯蒂芬斯的激赏。在斯蒂芬斯的鼓励下，她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美国一家赈灾组织报纸的特派记者前往波兰和苏联，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并日益卷入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逐渐改变了她在西方养成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断删改她的作品，告诉她这是为了“党和集体的利益”，最初她还抗议，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宣传。她允许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她在1946年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为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该文经过中共高层一再审定才得以发表。1942年皖南事变后，中共致信斯特朗，吁请她向世界发布中共提供的资讯。斯特朗设法将这些信息登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她也被称为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同行则讥讽她为“传声筒”。
斯特朗在1947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看作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延安大撤退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劝她回到国统区，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世界。在谈话中，毛像对部下一样向她下达指示，要求她以最佳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毛说：“请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
《纽约时报》说斯特朗“并非是一个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个拼命想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传道者”。斯特朗则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
1958年，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绕道苏联，在北京定居，作为毛泽东的贵宾，被给予极高的礼遇。从此，她开始系统地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对外宣传。 斯特朗曾是个四海为家的自由作家，她以为自己在北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写作，但她很快就失望了。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国友人飞往西藏进行报道，她带着氧气瓶，以73岁高龄在拉萨采访。她的新书《西藏采访录》《西藏农奴站起来》杀青之后，其中的某些观点遭到出版社的强烈反对，要她修改，她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必须修改。斯特朗发现自己处于两头为难的状况：中国告诫她措辞要谨慎，而美国的报业编辑要她警惕她文章中的“宣传色彩”。《卫报》的主编阿伦森在信中说：“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斯特朗开始每月写一篇文章，邮寄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现状的海外读者，标题就叫《中国通讯》（Letters from China）。此后，她的正式身份为《中国通讯》主编。该刊每月一期，由官方投资。斯特朗被称作中国政策的非官方对外发言人，而她也越来越将自己看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通讯》每月一期，共出版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停刊。其内容主要是以个人通信的形式诠释中国的政策，反映中国的动向。她的娓娓而谈、非说教的叙事口吻对中国当时的对外宣传来讲是一种示范性的突破，但即便如此，也仍然受到美国同行的批评。对自己的独立性，斯特朗并非没有忧虑，斯诺1962年访华时，她被邀请参加欢迎宴会，她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因为她很害怕斯诺会认为她是依附于中共。
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走后门”窥探中国
——法拉奇与邓小平的交锋
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
——法拉奇，1980年
1980年8月21日，历来低调的邓小平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邓此次的会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人想起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接见斯诺。这似乎表明中国要彻底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开展积极对话。
被称为“遍访世界风云人物”的大牌记者法拉奇素以提问直接、犀利、大胆、刁钻著称。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两次要求采访邓小平，均遭婉拒。后来她通过父亲的老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与中国联系，走了个“后门”才得到允许。佩尔蒂尼向中国保证法拉奇会对中国非常友好，她的独家采访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好处。邓同意了。法拉奇非常聪明地开了个头：
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法拉奇：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法拉奇：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邓小平：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客套话过后，法拉奇马上恢复了她的“狰狞”面目， 她向邓发射了一连串炮弹：“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您想报仇吗？”邓小平从容作答。二人的对谈机智巧妙，纵横捭阖。通过法拉奇的采访，邓向外界透露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政策和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这篇采访轰动了西方，也震撼了中国。据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回忆，邓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有话要对世界讲。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新闻人的必读手册。后来的央视“名嘴”王志说：“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只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开一代新风的邓小平证明，中国领导人不仅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从容面对西方媒体，向世界解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