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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的岁月里，他历经过炮火、苦难的洗礼。时光的痕迹，在老人脸上那一道道的皱纹中显现。
一个下午，记者专程到解放军武汉总医院干部疗养病房内探访开国少将、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方槐。老人的手温暖而柔软，让人很难想到这曾是一双拿过枪的、握操过航空纵杆的手。
方槐的大女儿方蕾说，父亲一辈子坚强而乐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或坎坷，都一笑置之。毕竟老人是从硝烟中走過来的铁血将军，早在长征路上，死里逃生的他眼睁睁看着最好的战友牺牲，将战友掩埋后继续前进。他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并全程走完长征路，还历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衔制定过开国大典飞行计划并驾机受阅，参与组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获过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聆听那一件件所亲历重大历史事件，让人一下子回到了那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
1949年10月1日凌晨5时，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和战友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待命。
激动人心的伟大场面，正是开国大典。他们将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就在5个月前，国民党出动6架B-24轰炸机刚刚轰炸过他们脚下的南苑机场。那次空袭过后，军委航空局将各航校飞行人员和可参战的飞机全部调集到了南苑机场，并于8月15日成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是否让肩负着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参加受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考虑了很久。
在当初的阅兵计划中，并没有空军参阅，毕竟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并不甘心。8月下旬，在一次商讨开国大典事宜的集体会议上，决定空军参阅。
当时，飞行中队成立才几天，飞机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或者国民党飞行员起义时驾驶飞来的飞机，机种不但复杂，而且老旧。聂荣臻要求航空局两三天内制定好参阅的详细计划，阅兵计划由方槐牵头拟订。晚年，方槐还感叹：“就那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从接到受阅任务到开国大典，只有不到40天！”接到任务后，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一连两天没合眼，赶出了空中受阅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方槐等人来到了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受阅方案。据方槐回忆，他参考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一个原则，“受阅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一是安全，二是中央领导同志便于观看”。方槐还向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方槐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槐和战友们抓紧时间训练。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一条跑道要飞三四种飞机，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一般都是方槐先飞。方槐说，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领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天安门广场聚集了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红旗、彩绸、鲜花、标语，汇成了喜庆的海洋。15时，庆祝活动开始。
16时00分，无线电里传来了“准备出动”的命令。跑道上，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滑出跑道。方槐率领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C-46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P-51战斗机编队。起飞后，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进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
16时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由方槐率领的3架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飞机最低时，距地面只有400米。“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的纵情欢呼声达到了顶点。
16时41分，空中分列式圆满结束，各飞行分队全部安全降落。作为这次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长机，同时又是飞行计划起草人的方槐终于放下了他那颗悬着的心，无比喜悦。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荣光的经历之一。
开国大典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方槐因为担任战备值班，守候在电话机旁，未能参加这次宴会。后来方槐得知，宴会上朱德对受阅部队给予很高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早年的飞行员方槐
受阅飞行中队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引起空前反响。当年一位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战友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新生政权，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
10月2日，部分受阅飞行员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文艺晚会。苏联的一个代表团也应邀参加。当苏联代表团得知坐在旁边的是前一天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飞行员时，代表团团长一下子把飞行员抱了起来。一些外国记者也惊叹：“共产党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时至今日，提起开国大典前后一幕幕难忘场景，方槐依然十分激动：“在开国大典上驾机飞行，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也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2016年10月24日上午，方槐迎来百岁诞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专门为他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生日庆祝会。中央军委发来贺信，军地有关领导及十余名方槐战友的子女也來到现场，为他送上生日祝福。方槐在百岁寿辰活动中表示，要继续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走好新的长征路。
1917年，方槐出生于江西于都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的家乡就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家里世代为农，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生计。方槐出生时，家境十分困难，可谓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家庭过于贫困，方槐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过继给隔房的伯父做继子，在伯父的资助下读了两年私塾学堂。
方槐12岁那年，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他加入了儿童团，不久成为儿童团团长。两年后的1931年，方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不满14岁的方槐已经对红军、共产党有了朴素认识，得知红军正在招兵便兴冲冲去报名。接兵的同志看到这个瘦弱的少年还没有一支枪高，劝他等长大一些、长高一点，再参加红军。“比我大一岁多的表哥很幸运，被接兵的人收下了！”回忆起这段过去，方槐眼中仍满是羡慕。1932年，方槐的家乡再次“扩红（扩充招募红军）”。这年1月，他终于如愿。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方槐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信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等，已是名“老兵”了。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此时，方槐已从红五军团转入红一军团，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一天，红一军团行进到一个叫平安塞的地方宿营，此处距方槐家乡银坑圩很近。他获准回家两小时探望家人，来不及在家吃晚饭，就匆匆归队。“你两三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又不住下就要走，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分别时，母亲拉着他的手问。“打了胜仗，再回来看你们。”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别经年，母子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当年与母亲分别与重逢的场景，方槐久久难忘。
长征中，方槐多次担任“收容队”队长。他回忆，虽然不在一线打仗，但收容队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掉队人员跟上部队、收容掉队人员外，还要抬担架，将重伤员寄留在百姓家中。
长征路上险象环生，方槐印象最深的是湘江战役，毕竟这是他们打得最苦、牺牲最多的一次战役。每每忆及当年那清澈的河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老人眼圈都会红润，8万多人的部队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多人。提起血战湘江时部队的惨重伤亡，方槐说：“毛主席没有出来嘛（没有军事指挥权）！”言及遵义会议，他说：“毛主席出来了！”并作着胜利的手势。在会理，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干事兼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带领青训班的同志们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行动。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每人最少准备10斤干粮，方槐所在的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筹粮。方槐说，这些“干粮”，有的是遗留在田里的青稞残品，有的是在山里采集的野菜、野果，过草地时都成了“保命粮”。
“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事就是没有吃的和喝的。”一军团过了贵阳后，部队三天三夜都没好好吃过一餐饭，连喝水也很困难。方槐的包里有颗咸鹅蛋，虽然饿得发慌，但因没水喝一直没敢吃。到了云南边界遇到小溪，方槐这才把鹅蛋拿出来和三个同志一起分着吃掉。
“睡眠不足是常有的事。”方槐说。长征路上，有的战士甚至练就了站着可以睡着，一边走可以一边打盹的“特异功能”。那时，差不多所有官兵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能睡上一个饱觉就好了！
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他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一会儿就睡着了，敌机炸弹一下炸死了20多名战士。当时，方槐因为被临时派往山上执行一个任务，走在半山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绕幸躲过了这一劫。还有一次地面的敌人来了，用刺刀刺杀了红军医院许多因睡着而掉队的担架队员、伤病员。医院的人员没有武器，就抽出挑东西的扁担与敌人拼打。方槐当时也在半梦半醒之中，听见有拼刺刀的响声后，他一个“鲤鱼打挺”，随后一脚踹醒了还睡在旁边的管理科长，两人起身就跑。科长因动作慢了一点，被敌人在屁股上戳了一刀，鲜血直流。
还有一次，方槐也因瞌睡差点丧命。那是1935年11月的一个晚上，部队从湖南挺进广西，由于一路行军的疲惫，加上又冷又饿，方槐一边走一边想睡觉。大家趟过一条河后，走在队伍中的方槐竟然睡着了，扑通一下摔到一个大坑里。由于天黑，谁也没注意他。等他摔醒从坑里爬起来时，队伍已走远了。他只好坐在路边，等后面的部队来了，再跟上去找到自己的部队。还有一次，方槐爬雪山时走着走着睡着了，后来踢到一块石头疼醒了，“幸亏疼醒了，很多小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来”。一次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方槐不远处爆炸，炸起的土几乎把他埋掉。
“看似平静的草地，实际上暗藏着凶险，许多泥潭好似一块豆腐，人一站上去就往下沉。”两位战友牺牲的情景，方槐终身难忘。军团政治部的炊事班长，挑着炊事用具，先于队伍前行，待大家看到时，他已大半个身子沉入泥潭，想救也来不及了，最终被污泥腐草吞没。另一位是宣传分队宣传队员，也牺牲在这片黑泥水中。
方槐的孙子方烈说，爷爷在晚年给他们说红军长征的故事时，经常兴奋不已地提到“很有意思”的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红军长征越过广州至武汉的粤汉铁路时——由于红军战士多来自农村，从没见过铁路、火车，有的战士认为铁路就是用铁铺的路。深夜，部队通过铁路时，有的人看见铁路后就用手摸铁轨，明白了原来铁路就是两根铁轨放在木头上。但是，更多的人过铁路时没有感觉，过了铁路之后，还不断地问身边的人：“怎么还没看到铁路？”当听说刚刚过去的就是铁路后，觉得十分不甘心，竟然偷偷跑回去，再摸一摸铁轨。而既不知道又没有跑回去的战士，则为没有看到铁路而遗憾了很久。另一个是关于电灯泡的故事——1935年初，红二师四团强渡乌江成功。方槐所在的红一军团卫生部野战医院随后跟进。红军占领遵义后，方槐所在部队进至桐梓，住进了贵州军阀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方槐说，这是长征路上他住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方槐发现房间里的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原来，头天晚上，一军团的部队住在这里，很多战士没有见过电灯，抽烟的战士就拿烟到灯头上去点火，点了半天却没点着，便生气地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结果把灯泡给打炸了。“爷爷一说到这两个故事时，就会说‘参加革命，让我们这些从山里来的穷孩子长了见识，懂了道理’这句话。”
生日宴上，方槐与亲友在一起
方槐所在的一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家乡与他一起参加红军的有800多人，长征结束时剩下不到20个。到达陕北后，他调到红十五軍团工作，先后任干事、科长和青年部部长等，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老人说：“长征是一个壮举，是一个讲不完的大故事，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方槐正在抗日军政大学教室里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突然来到教室，通知包括方槐在内的24名红军战士到校部卫生队体检，且要求不得向外人泄露。
12月底的前几天，方槐接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通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找他谈话。方槐预感到谈话与这次体检有关。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走进陈云办公的窑洞。见面后，陈云很亲切地问了他的基本情况，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方槐读其中一篇文章，听后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陈云告诉他，中央准备选调一批红军战士到新疆学习航空知识和飞行技术，还告知他已通过了体检，并询问方槐的想法。方槐一听喜忧参半。喜的是党组织重视自己，要培养自己；忧的是航空知识和飞机驾驶是科学技术，自己文化低，怕学不好，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后经陈云、谭政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方槐放下了包袱，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
从长征走来，一路上遭遇敌机的经历，方槐历历在目。每当遇袭，战友们总是怒目朝天，心里不服气地对着敌机咒骂：“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不可！”基于这种经历和情感，当党要方槐“飞上天”之际，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完成好学习任务，成为红色空军的优秀飞机师。
1938年1月8日清晨，方槐等1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期望，同党组织指派陪送的同志一起乘大卡车从延安启程，一路西行，风尘仆仆，最终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并住进迪化“新兵营”。
在新疆抗日航空教育班学飞行时，方槐和战友们这些苦出身、文化低的“大兵”刻苦学习，攻下诸多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4分以上，全数进入初教机训练。
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方槐驾驶飞机翱翔天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天，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第一次在天空中俯瞰祖国的山川。此后，方槐不怕危险，勤学苦练，掌握了伊-15、伊-16新型战斗机的全套技术性能，达到了能在这类机型执行各项战斗任务的要求，苏联教官翘起大拇指夸他“哈拉索”。
1942年2月，方槐正式毕业。正当他想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时，新疆政治局势急剧恶化，盛世才撕下伪装亲蒋反共，露出杀人魔王的反动本质，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被他囚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遭他残酷杀害。这时，方槐和战友们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坚持“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后经党中央营救，方槐等100余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延安。
1946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9月20日，方槐等从新疆归来的31人，同刘善本等4名国民党空军起义者一道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947年秋，方槐任学校训练处政治协理员，后任第四飞行大队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方槐调入军委航空局工作，并担任作战教育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槐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
1951年，我国组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以培养我军空军军事人才，毛泽东主席任命方槐为首任校长。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在他的主持下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空军人才，为我国空军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离职休养后，方槐依然关心中国民航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多次为学校题词、题字，并捐赠了珍贵档案。
后来，方槐历任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方槐家中，有一本全家人视作珍宝的物件——老人的《党证》，那是1932年7月4日由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签发的。这本《党证》跟随方槐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他拥有的唯一能够见证和亲历长征的纪念物。
方槐的女儿方蕾说，这本党证还凝结着父亲和战友陈鹤桥的一段战友情。两人是红十五军团的战友，当时方槐在政治部做青年工作，陈鹤桥是政治部的文印科长。1937年底，方槐被遴选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临行前，陈鹤桥送给方槐一块银元做纪念，方槐则把自己的《党证》和一张半身照片交给他保管。1949年底，两人时隔11年在重庆相遇了。见到老友，陈鹤桥把《党证》和照片交还给方槐。方蕾说，父亲一辈子信党爱党，信仰坚定，住院也坚持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带到病房来看，有空就写学习笔记。
在原武汉军区空军，参谋们这样评价曾担任副司令的方槐——没架子、好脾气、关心人。身居高位，方槐从不让家人“沾光”。方蕾至今记得，当年，由于父亲“做工作”，她两次将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战友。方槐对自己很抠门，前些年手脚利落时还自己补袜子，但为困难群体捐款却出手大方。
1983年，66岁的方槐离休。离休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时常叮嘱新时期的民航员工要时时刻刻听党的话，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为建设民航强国贡献力量。练书法、种花、钓鱼，或者找老战友切磋牌艺，成为老人晚年生活的主旋律。
方槐的孙子、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干部方烈说，爷爷对他们很疼爱，但要求也很严格，自己的名字就是爷爷取的，希望他继承革命烈士遗志。后来，他也选择参军入伍。参加工作后，方烈每次回家，爷爷总是叮嘱他踏踏实实干好工作，要多在基层连队锻炼。
最让方烈感动的是，1999年10月1日，他军校毕业，爷爷赠送给他一块手表，上面刻有“示孙：永远听从党指挥”几个字。这么多年来，方烈一直珍藏在身边。方烈说，这块手表一直提醒着他，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指挥，永远跟党走。“爷爷还经常告诫他们，不要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尽管爷爷在部队是领导干部，但从来没有为儿女和孙子辈们的工作打过招呼，都是靠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
一个下午，记者专程到解放军武汉总医院干部疗养病房内探访开国少将、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方槐。老人的手温暖而柔软，让人很难想到这曾是一双拿过枪的、握操过航空纵杆的手。
方槐的大女儿方蕾说，父亲一辈子坚强而乐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或坎坷，都一笑置之。毕竟老人是从硝烟中走過来的铁血将军，早在长征路上，死里逃生的他眼睁睁看着最好的战友牺牲，将战友掩埋后继续前进。他参加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并全程走完长征路，还历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衔制定过开国大典飞行计划并驾机受阅，参与组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获过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聆听那一件件所亲历重大历史事件，让人一下子回到了那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
驾机首次参阅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凌晨5时，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和战友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待命。
激动人心的伟大场面，正是开国大典。他们将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就在5个月前，国民党出动6架B-24轰炸机刚刚轰炸过他们脚下的南苑机场。那次空袭过后，军委航空局将各航校飞行人员和可参战的飞机全部调集到了南苑机场，并于8月15日成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是否让肩负着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参加受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考虑了很久。
在当初的阅兵计划中，并没有空军参阅，毕竟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并不甘心。8月下旬，在一次商讨开国大典事宜的集体会议上，决定空军参阅。
当时，飞行中队成立才几天，飞机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或者国民党飞行员起义时驾驶飞来的飞机，机种不但复杂，而且老旧。聂荣臻要求航空局两三天内制定好参阅的详细计划，阅兵计划由方槐牵头拟订。晚年，方槐还感叹：“就那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从接到受阅任务到开国大典，只有不到40天！”接到任务后，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一连两天没合眼，赶出了空中受阅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方槐等人来到了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受阅方案。据方槐回忆，他参考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一个原则，“受阅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一是安全，二是中央领导同志便于观看”。方槐还向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方槐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槐和战友们抓紧时间训练。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一条跑道要飞三四种飞机，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一般都是方槐先飞。方槐说，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领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天安门广场聚集了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红旗、彩绸、鲜花、标语，汇成了喜庆的海洋。15时，庆祝活动开始。
16时00分，无线电里传来了“准备出动”的命令。跑道上，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滑出跑道。方槐率领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C-46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P-51战斗机编队。起飞后，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进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
16时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由方槐率领的3架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飞机最低时，距地面只有400米。“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的纵情欢呼声达到了顶点。
16时41分，空中分列式圆满结束，各飞行分队全部安全降落。作为这次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长机，同时又是飞行计划起草人的方槐终于放下了他那颗悬着的心，无比喜悦。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荣光的经历之一。
开国大典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方槐因为担任战备值班，守候在电话机旁，未能参加这次宴会。后来方槐得知，宴会上朱德对受阅部队给予很高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受阅飞行中队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引起空前反响。当年一位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战友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新生政权，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
10月2日，部分受阅飞行员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文艺晚会。苏联的一个代表团也应邀参加。当苏联代表团得知坐在旁边的是前一天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飞行员时，代表团团长一下子把飞行员抱了起来。一些外国记者也惊叹：“共产党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时至今日，提起开国大典前后一幕幕难忘场景，方槐依然十分激动：“在开国大典上驾机飞行，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也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长征这个讲不完的大故事
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2016年10月24日上午，方槐迎来百岁诞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专门为他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生日庆祝会。中央军委发来贺信，军地有关领导及十余名方槐战友的子女也來到现场，为他送上生日祝福。方槐在百岁寿辰活动中表示，要继续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走好新的长征路。
1917年，方槐出生于江西于都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的家乡就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家里世代为农，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生计。方槐出生时，家境十分困难，可谓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家庭过于贫困，方槐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过继给隔房的伯父做继子，在伯父的资助下读了两年私塾学堂。
方槐12岁那年，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他加入了儿童团，不久成为儿童团团长。两年后的1931年，方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不满14岁的方槐已经对红军、共产党有了朴素认识，得知红军正在招兵便兴冲冲去报名。接兵的同志看到这个瘦弱的少年还没有一支枪高，劝他等长大一些、长高一点，再参加红军。“比我大一岁多的表哥很幸运，被接兵的人收下了！”回忆起这段过去，方槐眼中仍满是羡慕。1932年，方槐的家乡再次“扩红（扩充招募红军）”。这年1月，他终于如愿。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方槐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信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等，已是名“老兵”了。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此时，方槐已从红五军团转入红一军团，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一天，红一军团行进到一个叫平安塞的地方宿营，此处距方槐家乡银坑圩很近。他获准回家两小时探望家人，来不及在家吃晚饭，就匆匆归队。“你两三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又不住下就要走，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分别时，母亲拉着他的手问。“打了胜仗，再回来看你们。”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别经年，母子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当年与母亲分别与重逢的场景，方槐久久难忘。
长征中，方槐多次担任“收容队”队长。他回忆，虽然不在一线打仗，但收容队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掉队人员跟上部队、收容掉队人员外，还要抬担架，将重伤员寄留在百姓家中。
长征路上险象环生，方槐印象最深的是湘江战役，毕竟这是他们打得最苦、牺牲最多的一次战役。每每忆及当年那清澈的河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老人眼圈都会红润，8万多人的部队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多人。提起血战湘江时部队的惨重伤亡，方槐说：“毛主席没有出来嘛（没有军事指挥权）！”言及遵义会议，他说：“毛主席出来了！”并作着胜利的手势。在会理，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干事兼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带领青训班的同志们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行动。
过草地前，上级规定每人最少准备10斤干粮，方槐所在的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筹粮。方槐说，这些“干粮”，有的是遗留在田里的青稞残品，有的是在山里采集的野菜、野果，过草地时都成了“保命粮”。
“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事就是没有吃的和喝的。”一军团过了贵阳后，部队三天三夜都没好好吃过一餐饭，连喝水也很困难。方槐的包里有颗咸鹅蛋，虽然饿得发慌，但因没水喝一直没敢吃。到了云南边界遇到小溪，方槐这才把鹅蛋拿出来和三个同志一起分着吃掉。
“睡眠不足是常有的事。”方槐说。长征路上，有的战士甚至练就了站着可以睡着，一边走可以一边打盹的“特异功能”。那时，差不多所有官兵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能睡上一个饱觉就好了！
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他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一会儿就睡着了，敌机炸弹一下炸死了20多名战士。当时，方槐因为被临时派往山上执行一个任务，走在半山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绕幸躲过了这一劫。还有一次地面的敌人来了，用刺刀刺杀了红军医院许多因睡着而掉队的担架队员、伤病员。医院的人员没有武器，就抽出挑东西的扁担与敌人拼打。方槐当时也在半梦半醒之中，听见有拼刺刀的响声后，他一个“鲤鱼打挺”，随后一脚踹醒了还睡在旁边的管理科长，两人起身就跑。科长因动作慢了一点，被敌人在屁股上戳了一刀，鲜血直流。
还有一次，方槐也因瞌睡差点丧命。那是1935年11月的一个晚上，部队从湖南挺进广西，由于一路行军的疲惫，加上又冷又饿，方槐一边走一边想睡觉。大家趟过一条河后，走在队伍中的方槐竟然睡着了，扑通一下摔到一个大坑里。由于天黑，谁也没注意他。等他摔醒从坑里爬起来时，队伍已走远了。他只好坐在路边，等后面的部队来了，再跟上去找到自己的部队。还有一次，方槐爬雪山时走着走着睡着了，后来踢到一块石头疼醒了，“幸亏疼醒了，很多小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来”。一次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方槐不远处爆炸，炸起的土几乎把他埋掉。
“看似平静的草地，实际上暗藏着凶险，许多泥潭好似一块豆腐，人一站上去就往下沉。”两位战友牺牲的情景，方槐终身难忘。军团政治部的炊事班长，挑着炊事用具，先于队伍前行，待大家看到时，他已大半个身子沉入泥潭，想救也来不及了，最终被污泥腐草吞没。另一位是宣传分队宣传队员，也牺牲在这片黑泥水中。
方槐的孙子方烈说，爷爷在晚年给他们说红军长征的故事时，经常兴奋不已地提到“很有意思”的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红军长征越过广州至武汉的粤汉铁路时——由于红军战士多来自农村，从没见过铁路、火车，有的战士认为铁路就是用铁铺的路。深夜，部队通过铁路时，有的人看见铁路后就用手摸铁轨，明白了原来铁路就是两根铁轨放在木头上。但是，更多的人过铁路时没有感觉，过了铁路之后，还不断地问身边的人：“怎么还没看到铁路？”当听说刚刚过去的就是铁路后，觉得十分不甘心，竟然偷偷跑回去，再摸一摸铁轨。而既不知道又没有跑回去的战士，则为没有看到铁路而遗憾了很久。另一个是关于电灯泡的故事——1935年初，红二师四团强渡乌江成功。方槐所在的红一军团卫生部野战医院随后跟进。红军占领遵义后，方槐所在部队进至桐梓，住进了贵州军阀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方槐说，这是长征路上他住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方槐发现房间里的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原来，头天晚上，一军团的部队住在这里，很多战士没有见过电灯，抽烟的战士就拿烟到灯头上去点火，点了半天却没点着，便生气地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结果把灯泡给打炸了。“爷爷一说到这两个故事时，就会说‘参加革命，让我们这些从山里来的穷孩子长了见识，懂了道理’这句话。”
方槐所在的一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家乡与他一起参加红军的有800多人，长征结束时剩下不到20个。到达陕北后，他调到红十五軍团工作，先后任干事、科长和青年部部长等，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老人说：“长征是一个壮举，是一个讲不完的大故事，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这样炼就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方槐正在抗日军政大学教室里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突然来到教室，通知包括方槐在内的24名红军战士到校部卫生队体检，且要求不得向外人泄露。
12月底的前几天，方槐接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通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找他谈话。方槐预感到谈话与这次体检有关。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走进陈云办公的窑洞。见面后，陈云很亲切地问了他的基本情况，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方槐读其中一篇文章，听后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陈云告诉他，中央准备选调一批红军战士到新疆学习航空知识和飞行技术，还告知他已通过了体检，并询问方槐的想法。方槐一听喜忧参半。喜的是党组织重视自己，要培养自己；忧的是航空知识和飞机驾驶是科学技术，自己文化低，怕学不好，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后经陈云、谭政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方槐放下了包袱，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
从长征走来，一路上遭遇敌机的经历，方槐历历在目。每当遇袭，战友们总是怒目朝天，心里不服气地对着敌机咒骂：“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不可！”基于这种经历和情感，当党要方槐“飞上天”之际，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完成好学习任务，成为红色空军的优秀飞机师。
1938年1月8日清晨，方槐等1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期望，同党组织指派陪送的同志一起乘大卡车从延安启程，一路西行，风尘仆仆，最终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并住进迪化“新兵营”。
在新疆抗日航空教育班学飞行时，方槐和战友们这些苦出身、文化低的“大兵”刻苦学习，攻下诸多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4分以上，全数进入初教机训练。
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方槐驾驶飞机翱翔天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天，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第一次在天空中俯瞰祖国的山川。此后，方槐不怕危险，勤学苦练，掌握了伊-15、伊-16新型战斗机的全套技术性能，达到了能在这类机型执行各项战斗任务的要求，苏联教官翘起大拇指夸他“哈拉索”。
1942年2月，方槐正式毕业。正当他想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时，新疆政治局势急剧恶化，盛世才撕下伪装亲蒋反共，露出杀人魔王的反动本质，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部被他囚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遭他残酷杀害。这时，方槐和战友们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坚持“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后经党中央营救，方槐等100余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延安。
1946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9月20日，方槐等从新疆归来的31人，同刘善本等4名国民党空军起义者一道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947年秋，方槐任学校训练处政治协理员，后任第四飞行大队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方槐调入军委航空局工作，并担任作战教育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槐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
1951年，我国组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以培养我军空军军事人才，毛泽东主席任命方槐为首任校长。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在他的主持下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空军人才，为我国空军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离职休养后，方槐依然关心中国民航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多次为学校题词、题字，并捐赠了珍贵档案。
后来，方槐历任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方槐家中，有一本全家人视作珍宝的物件——老人的《党证》，那是1932年7月4日由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签发的。这本《党证》跟随方槐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他拥有的唯一能够见证和亲历长征的纪念物。
方槐的女儿方蕾说，这本党证还凝结着父亲和战友陈鹤桥的一段战友情。两人是红十五军团的战友，当时方槐在政治部做青年工作，陈鹤桥是政治部的文印科长。1937年底，方槐被遴选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临行前，陈鹤桥送给方槐一块银元做纪念，方槐则把自己的《党证》和一张半身照片交给他保管。1949年底，两人时隔11年在重庆相遇了。见到老友，陈鹤桥把《党证》和照片交还给方槐。方蕾说，父亲一辈子信党爱党，信仰坚定，住院也坚持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带到病房来看，有空就写学习笔记。
在原武汉军区空军，参谋们这样评价曾担任副司令的方槐——没架子、好脾气、关心人。身居高位，方槐从不让家人“沾光”。方蕾至今记得，当年，由于父亲“做工作”，她两次将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战友。方槐对自己很抠门，前些年手脚利落时还自己补袜子，但为困难群体捐款却出手大方。
1983年，66岁的方槐离休。离休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时常叮嘱新时期的民航员工要时时刻刻听党的话，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为建设民航强国贡献力量。练书法、种花、钓鱼，或者找老战友切磋牌艺，成为老人晚年生活的主旋律。
方槐的孙子、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干部方烈说，爷爷对他们很疼爱，但要求也很严格，自己的名字就是爷爷取的，希望他继承革命烈士遗志。后来，他也选择参军入伍。参加工作后，方烈每次回家，爷爷总是叮嘱他踏踏实实干好工作，要多在基层连队锻炼。
最让方烈感动的是，1999年10月1日，他军校毕业，爷爷赠送给他一块手表，上面刻有“示孙：永远听从党指挥”几个字。这么多年来，方烈一直珍藏在身边。方烈说，这块手表一直提醒着他，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指挥，永远跟党走。“爷爷还经常告诫他们，不要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尽管爷爷在部队是领导干部，但从来没有为儿女和孙子辈们的工作打过招呼，都是靠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