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日凌晨，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宣布，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90岁。12月4日，卡斯特罗的骨灰下葬古巴圣地亚哥圣伊菲热尼亚公墓，与古巴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相伴”长眠。卡斯特罗的弟弟、古巴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亲自安葬了哥哥的骨灰，一位革命硬汉的传奇人生至此谢幕。

　　從青年时代到耄耋之年，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领导古巴革命、强硬对抗美国制裁，卡斯特罗“反美斗士”的形象世人皆知。雪茄、络腮胡子、高举的拳头、坚毅的眼神和橄榄绿军装更是他为人所熟知的“标配”。正是这些“标签”，赋予这位“硬汉”更多的个性化传奇色彩。但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下，针对这位革命硬汉的评价也有所不同：既有高度正面的称赞，也有极端的斥责，甚至是唾骂。比如在拉美，左翼领袖查韦斯曾将卡斯特罗称作“精神导师”;在长时间内把古巴视为敌人的美国，奥巴马总统发声明称“历史将对这名杰出人物做出记录和评价”;而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则在社交网站上称卡斯特罗是“残暴独裁者”。那么，卡斯特罗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坚守自己的革命事业？他的离世又将为古巴带来什么？
　　少年时的叛逆
　　19世纪末，古巴独立战争爆发。一名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兰卡拉刚满20岁的农村青年——安赫尔·马里亚·巴蒂斯塔·卡斯特罗，由于家庭贫穷，正在顶替某位富家子弟服兵役，正巧被派到古巴参战。战争结束后，几经辗转，安赫尔·马里亚·巴蒂斯塔·卡斯特罗又回到古巴，并加入古巴国籍。此人正是卡斯特罗的父亲。当卡斯特罗出生时，安赫尔家族已经相当富足，拥有800公顷自己的私人土地和1万公顷承租的土地。
　　卡斯特罗庆幸自己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地主的孙子。因为如果是地主的孙子就可能出生在一个城市的贵族住宅区。由于他是地主的儿子，所以他出生在农村，身边的玩伴也是农业工人或贫困农民的孩子。卡斯特罗在上小学时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不安分与叛逆。有一次，他看见学校的古巴地图上没有他的家乡兰比，感到很气愤，放学后，在校门没有关上的情况下，他带领几个伙伴进入校园撕毁了那张地图。撕毁地图是卡斯特罗第一次表现出反抗不公正社会的大胆行为。1940年，在卡斯特罗13岁时，他还造父亲的反，试图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反抗他父亲的罢工;18岁时，他曾多次与父亲争吵，指责父亲“用虚假的诺言”“滥用”工人。
　　出生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之后又在当时古巴最好的耶稣会学校——贝伦中学上学，但卡斯特罗并没有树立起宗教信仰。一向无拘无束、无畏无惧的卡斯特罗对宗教教育没有太多兴趣，有时甚至感到反感。从小热爱阅读关于古巴独立战争的书籍和何塞·马蒂的著作，是他对宗教教育产生本能排斥的主要原因。何塞·马蒂是古巴革命的先驱、导师和思想家，曾组织和领导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卡斯特罗回忆说：“我在成为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前，是个马蒂主义者，这始于高中时代。”

　　青年时的反抗
　　20世纪中叶，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引起古巴民众的不满，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1945年10月，19岁的卡斯特罗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很快也积极投身于这场反亲美独裁的抗议浪潮中。在爱国学生运动中，卡斯特罗的政治才能迅速地展现出来，并影响和吸引一大批学生，逐渐成为学生中的领袖。1947年，卡斯特罗当选为法律系学生会主席，还准备作为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反抗多米尼加独裁者的远征，最后因独裁者的镇压，远征活动失败。
　　1948年，卡斯特罗再次作为古巴学生代表远赴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访问，商讨关于召开拉丁美洲大学生代表大会和成立拉丁美洲大学生联合会的事宜。在哥伦比亚期间，卡斯特罗等古巴学生代表本打算去拜访该国自由党左翼领导人、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利赛尔·盖坦。就在要前往拜访盖坦的前两天，盖坦被暗杀，哥伦比亚国内掀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府出动大批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史称“波哥大事件”。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这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至少使我意识到，需要教育人民制定政治路线，提出明确口号，杜绝无政府行为和抢劫现象;另外，波哥大的经历使我更加与人民的事业产生认同。” 1950年，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博士毕业。毕业后不久，他便与两名大学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主要替穷人打官司，还不收取佣金。
　　截止到1952年，卡斯特罗的政治思想已经发生明显转变，由一个纯粹的马蒂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与前者的结合。卡斯特罗在大学期间曾大量阅读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他坦言：“我有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意识，我越来越了解马克思和列宁”，“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有关人类社会真面貌的论述，而谁若没有读到过这一论述，或不明白这一论述，那就好比是黑夜置身森林中央，不辨东南西北了”。
　　1952年后，卡斯特罗完全将律师工作放在一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反抗巴蒂斯塔政府的活动中。卡斯特罗团结一大批爱国青年，组织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卡斯特罗同他们一一对话，以了解参战动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最后他挑选160人准备攻打位于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且卡斯特罗领导的组织缺乏战斗经验，起义失败。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不久，卡斯特罗出庭受审。当被问到此次行动的主谋是谁时，卡斯特罗大义凛然地说是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此外，他还在法庭上发表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随后，卡斯特罗及其战友被送到松树岛的监狱。 　　1955年5月，巴蒂斯塔为自己“竞选”总统笼络人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意外获释。他出狱后立刻着手组织“七二六运动”革命组织，并赴墨西哥组织秘密武装。在墨西哥期间，卡斯特罗结识阿根廷年轻的革命者切·格瓦拉。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率领81名战友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远征古巴。在东方省登陆时，遭到政府军袭击，远征战士大部分伤亡，卡斯特罗等12名幸存者进入山区（马埃斯特拉山），开展游击战争，他本人任起义军司令。由于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卡斯特罗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同时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浪潮。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巴蒂斯塔獨裁政权很快土崩瓦解。1959年元旦，巴蒂斯塔逃往国外，起义军在万民欢呼中进入首都哈瓦那，卡斯特罗出任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
　　中年时的拼搏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很快投入到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工作中。1959年5月17日，卡斯特罗颁布古巴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改革是相当彻底的，但也极大地触犯古巴大庄园主和美国人的利益，后者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土地改革表示强烈的不满。美国还派飞机轰炸古巴的甘蔗田和糖厂，并扬言要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面对美国的抗议，卡斯特罗政府选择加快国有化改革的步伐。
　　卡斯特罗之所以如此快速、果断地将岛内的美国企业收归国有，一方面在于美国政府除了在经济上对古巴实行制裁和封锁，还积极援助古巴政治流亡分子进行颠覆革命政府的活动，或者直接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计划;另一方面，苏联向古巴抛出橄榄枝，开始大量购买古巴蔗糖，并向古巴提供所需石油。同一台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是做好人的那个更得人心。1961年，古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列主义。到1963年底，古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随后，卡斯特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克服“经济停滞”上，并逐步推进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发展。此外，古巴加强与苏联在政治、经贸方面的合作。苏联从古巴的贸易进口额1965年为4.28亿美元，到1980年将近40亿美元，此后保持在50亿美元以上。此外，苏联还通过大量援助扩大在古巴的影响，使古巴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越来越深。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对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撤走在古巴的1000多名俄罗斯专家，两国间贸易额急剧下降。由于古巴的能源主要靠苏联的原油，能源的短缺使古巴大部分工厂被迫关闭或减产，居民生活用电经常中断。美国政府则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古巴经济困难之际，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企图在短期内一举搞垮社会主义政权。
　　面对苏联解体后纷纷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既拒绝苏东式的转型，也拒绝西方国家开出的休克疗法，提出“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口号，对外宣称“没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古巴革命仍将继续下去”。1990年9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并采取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此外，为了改变古巴过去对外关系过度集中的状况，卡斯特罗着手大力调整对外政策，开展灵活外交，以实现对外关系的多元化。因此古巴逐渐扩大同西班牙、法国、加拿大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关系。
　　老年时的坚守
　　2006年7月底，卡斯特罗因病接受手术治疗，他将最高权力托付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尽管退出政坛一线，卡斯特罗仍然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深居简出，或钻研国际问题，或轻松陪伴家人，或接待老友故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便如此，卡斯特罗仍然密切关注着古巴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并且笔耕不辍，不间断地就国内外重大事件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菲德尔同志的思考”专栏中发表评论。正如他撰文自称的那样：“做一名思想斗士，继续战斗。”
　　卡斯特罗虽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但对古巴政局的发展和演变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一向否定市场因素，称私人企业经营者为“剥削者”和“寄生虫”。但其接班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发展是革命的本质属性”和“经济问题已成为攸关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口号，实行的正是有市场取向的务实主义政策，自此古巴进入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时期。但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更新中市场因素的不断涌现，一再刺激卡斯特罗的神经，以至于但凡每一开放领域出现较为繁荣的自由经济时，古巴政府便立刻叫停。
　　自2011年古共“六大”以来，古巴政府已逐步颁发包括调整中央管理机构、允许个别领域的私人经济运行及建设经济特区等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措施。但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直接引入市场机制所不同的是，古巴在其经济模式更新中，依然坚持计划经济，肯定“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主导国民经济的主要方式”，同时考虑市场的作用，“市场是辅助性的，弥补计划的不足”。由此可看出，卡斯特罗留下的革命实践和革命主张，现如今仍是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力量源泉，是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以劳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政府已迈出经济模式更新的坚定步伐，此次更新全面而具体，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虽然更新的步伐是缓慢的、渐进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
　　“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发言……我们必须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们，古巴人民将会取得胜利。”这是卡斯特罗最后一次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如今的古巴，既有卡斯特罗留下的深刻的历史文化痕迹，也有着不断改善的国际环境，以及有条不紊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革命硬汉卡斯特罗在给世人留下这句饱含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箴言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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