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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于历史长河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30年，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则是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壮大的历史性跨越。
30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秉承着自强、求知、有为的精神，电大人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中国远程教育事业的壮丽史诗。
值此，本刊记者走进电大，走近电大人，解密电大，解析英才辈出的电大。
——写在本刊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开设栏目《电大之光》推出之际
坐在记者面前的老人尽管行动略有不便，但是精神矍铄的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老人曾位居教育部长的高位，但在记者的眼里，他是位和蔼可亲的师长。
穷国办大教育电大开辟了新路
1977年，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教育事业在“文革”中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党中央明确指出了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努力办好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多快好省地培养专门人才。
1982年4月底，何东昌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1985年6月18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何东昌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根据中央有关的精神，随后在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何东昌说，这一思想促使教育界探索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催生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建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出台，使之成了“文革”后中国教育发展中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言及自考制度的建立过程，何东昌讲：“20世纪80年代初，自学考试首先是在京、津、沪和辽宁三市一省试点。试点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逐步在全国推广。1988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及实施办法等，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做出了明确规定、使自学考试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为了更有力地推广这一制度，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的何东昌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各省也由一名副省长兼任省考委主任。谈到自考制度平等性、民主性、大众化等特点，何东昌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条条大路通高教呢!穷国办教育，得想自己的办法，办出自己的特色。”
高考过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金榜题名者自是欢天喜地，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学殿堂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失利者历经炼狱般的十年寒窗，多少美好的憧憬被一场高考击碎成为泡影，个中滋味，非亲身体验者确难体会和言表，沮丧、自责自不必说。
对于高考来说，高校招生人数和考生数量总是不对等的，尽管这些年高校一再扩招，但每年仍有不少考生“落榜”，“落榜”是很正常的事，绝不意味着从此低人一等。在接受采访时，何东昌建议社会上与媒体上尽可能避免用“落榜生”这个词，在他眼里，这个词有贬义，而他反对一试定终身，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途径，成才未必都得上大学——此路不通可以另辟蹊径，这边山穷水复，他乡可能柳暗花明。的确，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高考“落榜”绝不表示没有发展的潜力，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1978年2月6日，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的《关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揭开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序幕。在何东昌看来，这是当代新型教育思想的重大实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何东昌说：“‘四人帮’粉碎以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所以，党中央领导重点抓教育，抓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教育问题，回想起来，1978年那一阵真是困难。‘文革’10年的破坏，造成多少人才的短缺。政法、财经战线领导直接找到教育部门。他们非常为难的就是没有专业人才。想要尽快培养人，但课程、教材都缺乏，更缺少教师。尽管我们也在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但高校还需要休养生息，因为‘文革’期间受的伤很重。教师里头许多人只在大学念了一两年，还需要补课。所以说，‘文革’耽误了不止10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创办了电大。电大当时就是满足急需，让广大的青年能上学。”
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人接受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需要，国家充分利用现有办学条件，并充分调动社会办学力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何东昌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给那些没有机会进普通高校学习的人，特别是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良好机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现代远程教育也可以帮他们圆大学梦。
1979年2月6日，中央电大和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大同时开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通过中央电视台给全国大学生讲授了第一课。何东昌说：“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利用。通过教育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创建广播电视大学，是高新技术服务教育的成功例子。电大教育证明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条腿适合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
回忆起任教育部部長时的一些情景，何东昌说，我调到教育部第一个参加的就是电大的会。1982年7月8日，全国电大首届毕业生典礼在北京举行，何东昌到会讲话。1984年9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1986年9月，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式成立并开播。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一个由广播、电视、函授组成的教育网络，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学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广大教师、干部和青年在职业余学习服务。
直至1990年2月，何东昌才卸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一职。这时，他看到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专业、层次结构和地理布局，已成为提高城乡广大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离开广播电视大学之时，他的步履是那么轻盈、踏实而乐观。
让何东昌十分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不断探索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开辟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新路子和合作办学、整合与共享教育资源的新途径，建立健全有效保障远程教育质量的新机制，为扩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离开电大系统近20个年头，何东昌依然心牵电大事业的发展
他建言：“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增多，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虚拟课堂’这种概念。我们不仅要利用现成的信息技术，还要面向教育的需要，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出新要求。现在信息的加工、传播等还在很快地发展，互联网、手机、机顶盒等媒体都发展起来了。医疗、诊断、手术都可以远程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不是可以发展各种虚拟课堂的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提高教学质量。电大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因为电大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先有重点的围绕一些重点课程、重点内容来搞，可以把社会上，自然界，科学实验等平常课堂里看不到的场景拿过来放到‘虚拟课堂’中来。”他强调，电大要重视研究远程教学法，培养远程教学法的专门人才，也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这是和中国社会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文化教育发展的国情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程教育要促进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會建设，应该如何去做?何东昌说：“现在科学技术更新很快，要注重对大学后的继续教育。我们应及时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发明编制成教学材料，用来为生产一线服务。其次，我国的远程教育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村干部的培训，社区教育等。第三是要关心像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他表示，充分依靠电大培育起来的远程教育专门化队伍，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如今，高校扩招了，还要不要另外一条腿?广播电视大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何东昌认为，广播电视大学这一规模最大的开放式教育形式，对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对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是开放的。它开放、灵活、工学矛盾小、费用低等特点极大地适应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满足了大批的在职人员和高考落榜生继续教育的需求，缓解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他认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大教育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和特点，认真总结经验，进行宏观思考，进一步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老人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最终他成了一位教育家。对此，他感言：“我这一辈子，参加革命不后悔，搞教育不后悔!”他深有感触地说：“教育不能搞‘独木桥’，要架‘立交桥’，我们要多架桥梁，让有理想爱学习的人通向自己成功的路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反对!”他说，通向目的地的路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桥，让他们走上成功的路。
30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秉承着自强、求知、有为的精神，电大人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中国远程教育事业的壮丽史诗。
值此，本刊记者走进电大，走近电大人，解密电大，解析英才辈出的电大。
——写在本刊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开设栏目《电大之光》推出之际
坐在记者面前的老人尽管行动略有不便，但是精神矍铄的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老人曾位居教育部长的高位，但在记者的眼里，他是位和蔼可亲的师长。
穷国办大教育电大开辟了新路
1977年，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教育事业在“文革”中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党中央明确指出了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努力办好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多快好省地培养专门人才。
1982年4月底，何东昌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1985年6月18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何东昌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根据中央有关的精神，随后在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何东昌说，这一思想促使教育界探索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催生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建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出台，使之成了“文革”后中国教育发展中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言及自考制度的建立过程，何东昌讲：“20世纪80年代初，自学考试首先是在京、津、沪和辽宁三市一省试点。试点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逐步在全国推广。1988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及实施办法等，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做出了明确规定、使自学考试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为了更有力地推广这一制度，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的何东昌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各省也由一名副省长兼任省考委主任。谈到自考制度平等性、民主性、大众化等特点，何东昌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条条大路通高教呢!穷国办教育，得想自己的办法，办出自己的特色。”
高考过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金榜题名者自是欢天喜地，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学殿堂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失利者历经炼狱般的十年寒窗，多少美好的憧憬被一场高考击碎成为泡影，个中滋味，非亲身体验者确难体会和言表，沮丧、自责自不必说。
对于高考来说，高校招生人数和考生数量总是不对等的，尽管这些年高校一再扩招，但每年仍有不少考生“落榜”，“落榜”是很正常的事，绝不意味着从此低人一等。在接受采访时，何东昌建议社会上与媒体上尽可能避免用“落榜生”这个词，在他眼里，这个词有贬义，而他反对一试定终身，接受高等教育有多种途径，成才未必都得上大学——此路不通可以另辟蹊径，这边山穷水复，他乡可能柳暗花明。的确，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高考“落榜”绝不表示没有发展的潜力，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1978年2月6日，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的《关于筹备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揭开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序幕。在何东昌看来，这是当代新型教育思想的重大实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何东昌说：“‘四人帮’粉碎以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所以，党中央领导重点抓教育，抓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教育问题，回想起来，1978年那一阵真是困难。‘文革’10年的破坏，造成多少人才的短缺。政法、财经战线领导直接找到教育部门。他们非常为难的就是没有专业人才。想要尽快培养人，但课程、教材都缺乏，更缺少教师。尽管我们也在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但高校还需要休养生息，因为‘文革’期间受的伤很重。教师里头许多人只在大学念了一两年，还需要补课。所以说，‘文革’耽误了不止10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创办了电大。电大当时就是满足急需，让广大的青年能上学。”
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人接受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需要，国家充分利用现有办学条件，并充分调动社会办学力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何东昌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给那些没有机会进普通高校学习的人，特别是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良好机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现代远程教育也可以帮他们圆大学梦。
1979年2月6日，中央电大和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大同时开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通过中央电视台给全国大学生讲授了第一课。何东昌说：“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的利用。通过教育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创建广播电视大学，是高新技术服务教育的成功例子。电大教育证明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条腿适合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
回忆起任教育部部長时的一些情景，何东昌说，我调到教育部第一个参加的就是电大的会。1982年7月8日，全国电大首届毕业生典礼在北京举行，何东昌到会讲话。1984年9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1986年9月，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式成立并开播。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一个由广播、电视、函授组成的教育网络，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学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广大教师、干部和青年在职业余学习服务。
直至1990年2月，何东昌才卸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一职。这时，他看到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专业、层次结构和地理布局，已成为提高城乡广大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离开广播电视大学之时，他的步履是那么轻盈、踏实而乐观。
让何东昌十分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不断探索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开辟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新路子和合作办学、整合与共享教育资源的新途径，建立健全有效保障远程教育质量的新机制，为扩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离开电大系统近20个年头，何东昌依然心牵电大事业的发展
他建言：“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增多，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提出‘虚拟课堂’这种概念。我们不仅要利用现成的信息技术，还要面向教育的需要，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提出新要求。现在信息的加工、传播等还在很快地发展，互联网、手机、机顶盒等媒体都发展起来了。医疗、诊断、手术都可以远程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不是可以发展各种虚拟课堂的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提高教学质量。电大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因为电大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先有重点的围绕一些重点课程、重点内容来搞，可以把社会上，自然界，科学实验等平常课堂里看不到的场景拿过来放到‘虚拟课堂’中来。”他强调，电大要重视研究远程教学法，培养远程教学法的专门人才，也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这是和中国社会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文化教育发展的国情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程教育要促进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會建设，应该如何去做?何东昌说：“现在科学技术更新很快，要注重对大学后的继续教育。我们应及时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发明编制成教学材料，用来为生产一线服务。其次，我国的远程教育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包括农村干部的培训，社区教育等。第三是要关心像西藏这样的偏远地区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他表示，充分依靠电大培育起来的远程教育专门化队伍，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程开放教育的创新之路。
如今，高校扩招了，还要不要另外一条腿?广播电视大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何东昌认为，广播电视大学这一规模最大的开放式教育形式，对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对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是开放的。它开放、灵活、工学矛盾小、费用低等特点极大地适应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满足了大批的在职人员和高考落榜生继续教育的需求，缓解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他认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大教育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和特点，认真总结经验，进行宏观思考，进一步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老人早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最终他成了一位教育家。对此，他感言：“我这一辈子，参加革命不后悔，搞教育不后悔!”他深有感触地说：“教育不能搞‘独木桥’，要架‘立交桥’，我们要多架桥梁，让有理想爱学习的人通向自己成功的路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反对!”他说，通向目的地的路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桥，让他们走上成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