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深圳是一个亮点。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全GDP增长8.9%左右，按最新汇率计算，约合2.0636万亿港元，直追香港。有人预计，如果深圳保持增速，今年深圳GDP可能超过香港。
　　尽管房价高企，但和改革开放之初一样，南下“淘金”的年轻人并未停止来深的步伐。
　　和很多城市不同，深圳是一座产业之城，体现实体经济状况和企业质量的数据一直不错。2015年，当地地税收入增速全国居首。同时，货物贸易出口额更连续23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
　　作为“中国制造”的重镇，深圳的制造业正在朝着“轻质化”转型，而另一支柱产业金融业也面临深度调整。这些变化，也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

头脑不用裁员

　　船小好调头，中小企业既能及时地感知经济形势变化。在用人问题上，也最能灵活地“吐陈纳新”。
　　“这两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从事电子制造业的深圳企业家张海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业务已经受过“三轮”打击。第一轮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钟表、台灯等产品外销数量一下子跌了3成。第二轮是欧债危机，外销跌了两成。最近一次打击是日元的持续贬值。他说，日本贬值的影响不低于次贷风波和欧债。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加速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进入长期贬值通道。截至目前，日元几乎已经持续贬值4年。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本国经济的提振，到底有多大，目前各方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对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则立竿见影。张海说，这几年，日元汇率下降，但美元和人民币贬值幅度不大。所以对日本进口商来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等于“涨价”了30%左右。
　　另一个问题在于，国内生产成本也在上升。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开始，多数电子消费品的制造成本至少涨了20%，因此必须要提价才能有赚头。这样一来，如果是日本客户，叠加汇率波动的因素，那么等于产品涨价了40%至50%。“这么大的价格波动，海外销售影响肯定很大。”
　　尽管外销受阻，但张海的公司裁员不多，这主要源于他早已完成了企业转型。他的电子公司成立于1990年代初，最开始，他开过工厂，从银行贷款几百万，从日本购买了机器。但后来，他发现这条路风险太大，所以才走上了“轻资产”的路。
　　在他看来，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工厂的设备需要更新，固定资产的投入太大了。如果遇到销路受阻，资金链条断裂，那么企业就很难挺过去。在2005年，他把工厂折价卖给了别人，而后专注于设计、开发自有品牌。
　　至于生产环节，则外包给东莞的企业来做。目前，该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台灯、收音机、电子表等小家电，主要都是自有品牌，外销、内销比约为四六开。
　　经过这次“转型”，企业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工厂有400多个工人，而其他主要是综合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不到10人。但现在，企业规模只有不到200人，但研发人员占了150人左右。
　　尽管日元贬值导致了外销受阻，但张海并未裁员。因为，他找到了内需的大市场。张海的一个大客户是国内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该公司正在和张海合作开发一款语音识别的家用小电器。因为，涉及商业秘密，所以张海并未透露产品的具体信息。
　　这款语音识别小家电的20人研发团队来自于3家公司。10名工程师来自于这家互联网公司，4名来自于东莞的代工企业，而张海的公司派出了6位“精兵强将”参与。“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但大家合作得很好，在赶时间。”
　　张海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之所以可以做到不裁员，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机器不适应新产品了，只能废掉，那么工人也只能辞退。但一家公司如果只做设计，那等于用脑子工作，而人的脑子是可以不断学习的，所以用不着裁掉。“以前做收音机的，现在做声控系统开发，没有一点问题。”
　　说这话时，张海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的确，他是一个好老板。

“校企对接”有欠缺

　　某种意义上讲，张海公司的“内需故事”正是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当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做一件事，即抢占两个入口：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二是智能家居的入口。为什么要抢占入口，因为掌控了入口，这家公司就可以掌控入口之后的产业链。
　　在PC互联网时代，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入口”掌控者。比如，百度掌控了个人电脑页面搜索的入口，这使得它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而腾讯掌握了社交工具QQ，因此依靠这个入口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游戏运营商。
　　抢占入口，可以通过两个方式，一是抢占硬件入口，二是抢占软件入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巨头抢占入口主要是通过软件，比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之前的对手机APP公司的收购大战，其实就是准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未雨绸缪，抢占入口先机。
　　和移动互联网有所不同，在智能家居领域，更关键是硬件入口。张海假设了一个这样的应用场景：假如一只闹钟放在床头，你今天在外面跑步，刚好听到大妈跳广场舞时播放的一段劲舞音乐，但你只知道旋律，不知道歌词和歌名。你想明天的闹钟响起这个曲子，怎么办？
　　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对着闹钟哼10秒钟就行。因为，这台闹钟有语音识别功能，而且自动连接互联网。所以，这首歌会直接从互联网上下载，然后存在闹钟的储存卡上。明天，它会按照你的设置时间准时唱响。 　　这个假设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在深圳，已经有很多厂商正在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家电巨头合作，开发这类语音识别的智能家居硬件，比如闹钟、台灯、遥控器、除湿器和空气净化器等。张海透露，如果今年的开发成功，并且市场反应良好，那么公司还会继续招聘工程师。
　　2014年，张海曾去中部一家理工科名校搞过一次校园招聘，但他发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差。“学的都是课本知识，电路图和程序代码在脑子里记得很清楚，但毕业生竟然在学校基本没有动手组装过一次电路。”
　　张海对此很费解，他询问系主任，对方的答复是“教学计划中暂时还没有这一项”。之后，张海再也不去搞校园招聘了，因为应届生招聘回来必须重头培养，这耽误了产品开发时间。
　　此前，张海曾经接到过一家日本客户的订单，该客户是日本一些工科学校实验器材的供应商。订单的内容是电子散件，比如线路板、电阻等。他从客户那里了解到，这些散件主要是日本的高中用来教学用。在课堂上，老师会让学生把一堆散件组装为电路，学生还要自己负责焊接。组装完毕，学生还要自己写程序，驱动这个电路。“我们的大学，可能还不如日本人的高中。”

　　现在，公司最希望招到从华为、中兴这样的大企业工作过5年左右的工程师。因为，公司是小公司，很难有人主动上门，因此主要都是通过猎头来招人。“猎头的要价一般是两个月工资，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张海说。
　　张海的公司只是深圳众多中小企业的一个截面，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但更折射了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工程师的培养，无法直接在大学完成，必须通过大企业的“再培养”，然后从大企业“转流”中小企业。这种模式意味着，对一些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其培训体系的不完备，很难为大学应届生提供合适的岗位。

需要创造价值的人

　　深圳是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电子消费品制造业的中心，而它更是一个富有创新力的金融中心。在金融业，“用人观念”也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动。
　　吴刚是一家股份制银行深圳某支行的行长，他最近收到了朋友推荐过来的几份简历，但他说“都帮不上忙”。“他们都无法给银行带来价值，尽管从简历来看，人很优秀。”吴刚尽管不是这家银行深圳分行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但他其实有“招聘权”，在推荐员工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比分行人力资源总监说话还有分量。
　　基层支行行长的这种“招聘权”，其实来自于中国银行业特殊的盈利和管理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的很多银行一般都采取“中央集权制”和“地方诸侯制”两种制度的结合模式。换言之，上级银行会给予下级分行、支行极大的招聘自主权，在一线业务人员的招聘上尤其如此。
　　在一些股份制银行，招聘一般是两条线。一条线是校园招聘，由总行或者分行出面从大学直接招，这种招聘只看学生素质，对家庭背景不太在意。这些员工会在总行做管理培训生，然后再分到下级分行、支行，说得形象一些，他们是“嫡系部队”或者“监军”。
　　在支行层面，支行可以物色合适的员工，向上级人力资源部门“推荐”。一般来说，考虑到下级分行、支行开展业务的需要，这种推荐都很容易获得批准。对于一家银行来说，这样的人员不算“嫡系”，但只要业务过硬，能拉到客户，拿到的待遇和前者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双线招聘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差，而利差又来自于存贷的规模，以及客户的大小。所以，银行都迫切希望员工在当地有很强的人脉，比如能够拉到大企业的存款最好。在做贷款业务时，最好认识国企高管，国企贷款规模大，风险小，因为背后是政府信用，所以一般不会违约。
　　吴刚对《南风窗》记者说，越是小的银行越是看重员工的背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网点少，吸存困难，所以希望找到当地的“实力派人物”加盟。在经济较好的时候，银行“借贷两旺”，那么对员工背景的要求相对较低，因为拉客户容易。但越是经济下行，优质客户的争夺厉害，所以员工的背景和人脉越显得重要。
　　经济增速下行，银行感受最深。吴刚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肯定会裁员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但是，“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永远不会被裁掉。”
　　对于新毕业的大学生，吴刚建议，可以到银行锻炼，银行是服务业，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对年轻人为人处世的锻炼很大。与此同时，银行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银行的工作经历会让年轻人懂得中国金融市场真正的运作模式，甚至比去证券公司还要锻炼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海、吴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