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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这个词，相信每个中国人对其早已耳熟能详。可以说，“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高的政治，也是最大的“意识形态”。用邓公当年说过的一句话讲，叫做：“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共产党章程》则写明，“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全国上下把“发展”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并全力以赴的时候，确立发展的终极目的，明确发展的真正含义，就成为影响以至决定中国命运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再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然而，如果以为中国只要启动了发展的巨轮，就走上了一定成功韵康庄大道；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了，那同样不行，而且同样危乎殆哉，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发展的目的、方向错了，所谓“发展”越快，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就越大，’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发展”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发展的真正含义旷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到，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坏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火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这，回答应该是还了“发展”似本来面目。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分析。
第一个层面，在“发展严的终极，目的上，重提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本身作为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作为西方的先贤大哲，之所以提出人类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共产主义，就在于他看到了“人”在资本社会统治下所遭受的异化。在资本社会中，人格化资本对利润永无餍足的追求，尽管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却无法使人获得彻底解放；恰相反，正是为了追求财富，却使人前所未有地“从目的变成了手段本身”。为了求得“发展”；“人”被划分为对立的两极，一部分入可以压迫另一部分人，“公正”作为社会基本道德被弃之如敝屣；为了求得“发展”，可以牺牲掉“人”的价值与尊严，甚至牺牲掉“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成其为人，而是“机器”。因此，马克思提出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而不是从前的被物所束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从前的多数人的自由受制于少数人的统治。一句话，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彻底解放、使人彻底回归于人本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大的人道主义。
具体到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应该承认，对于“发展”的目的，我们中有一些人至少在某段时期内对此并不清楚，或者有意搞混淆了。曾经在西南某城市看过这样一幅标语，叫“一 切为了经济发展，一切服从’于经济发展”，据说是某高官施政纲领中最得意的两句话。而这两句话正反映出一些人的发展观已经如此之狭隘。如果从最良好地用心去猜度他们的动机，“发展”的目的在他们那里或许经历了这样的“嬗变”过程：为了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必须首先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了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又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基本的任务；而为了使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又必须首先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最后，为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率即GDP，又是惟一的衡量标准，至此，“发展”最原初的目的即为着“人”本身就被完全遮蔽了。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发展”观经历了以上的“嬗变”导致发展目的被蒙蔽，还有某种可解释的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少数人将“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并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增长”来为着错误的甚至是个人的目的，那么，则可能对“发展”本身造成更大的方向性误导。比如，少数政府官员片面追求所谓“政绩”，为着能通过“数字”出干部，大搞。形象工程”；少数政府官员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说辞，对假冒伪劣商品坑民害民置之不理；媒体还披露，竟然有个别地方干部鼓励当地黄色消费文化泛滥，说是“为吸引更多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当然，，更切近的例子还发生在“非典”时期。在“非典”正肆虐的时候，某些人关注的竟然不是看它对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什么，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去看它到底对人本身意味着什么，而习惯去看它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个百分点。
正因此，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重提“发展”的目的在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意义格外重大。它不仅仅是使“发展”。的目的重新恢复到了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而且可以使许多中国人从已被蒙蔽或混淆了的“发展观”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人”本身在“发展”中的角色与价值。
“七一”讲话中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还有另一种表述，所谓“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同样值得思考。我以为它揭示了自由的重要内涵以及实现自由的条件，首先自由不是少数人的、某些人的，而是全体人民的，而“各尽其能”，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创造力和其他能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这难道不是人所追求的自由的重要指向之一吗?“各得其所”，如果人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然而，只有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各尽其船，各得其所的自由。而且这一表述又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顾及一部分人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顾及的利益又仅仅是局部的(比如仅仅是物质利益)、眼前的，就难以提出正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涵义。 第二个层面，在发展的含义上，重新将“发展”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即使抛开马克思关于“发展目的论”，仅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多向度的指标，并在本质上区别于“经济增长”。这种区别就在于，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而“经济增长”相比较而言，其目标指向性就显得很单一。
关于“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含义，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其名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加以界定的。他说，“所谓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另一发展经济学家西尔斯则在《发展的意义》一书中说，“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有一两个问题越来越糟，尤其是如果三者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按人口平均收入提高一倍，把这称之为‘发展’，也是很奇怪的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一支，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又一次发展。这次发展赋予了“经济发展”以更新的含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通过引入“代际关系”分析，指出为着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不能走“爷卖崽田”、“断子孙后路”的对自然的掠夺式发展道路，而应该学会与自然更和谐相处，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 托达罗以及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关于“发展”的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正好涉及到了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发展”不仅仅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使人民能够享受更好的更富人道的教育，还要通过政治改革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他们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补充，“发展”还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提高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与自然和谐共处，所解决的是社会生产力领域中的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不仅仅学会利用自然，还要学会保护自然，那么，作为“发展”题中之义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变迁则解决的更多是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从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以及立足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方面进行阐述的。因此，在发展的含义上，他恢复了“发展”的本来面目。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单纯追求GDP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指标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其结果是环境破坏越严重，GDP增长率也越高。由此，又形成了人对环境资源无节制使用的另一种刺激。人与环境之间，终于由和谐共处走向了不共戴天。以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来看，为着凹P的数量上的增长，我们可能忽视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让这些社会问题可能走向恶化。比如，更高的道德要求，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更短视的利润考量增加经济增长而降低；更公平的分配，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拉大收入差距刺激经济增长而恶化；更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维护稳定保证经济增长而变得不协调；而更廉政高效的政府构成，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传统科层制而更方便推进经济增长政策而趋向腐败与低效。等等。
正因此，我们的社会始终有可能步入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的危险。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就曾这样警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与地区：“亚洲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掩盖了潜在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环境的被忽视和恶化、高层的严重腐败、虚弱的和来加管理的金融系统，以及主要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最富裕阶层和绝大多数农村贫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观是否会出问题，并且有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某些发展思路。
最后想补充一点想法。重提发展是为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重提发展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而可持续的发展，其实并非在关于”发展”的理论上有重大创新，而仅仅是恢复了“发展”应有的面目。但我以为并不因此而会降低“重提”的意义。因为理论的创新非常重要；能使理论回归于常识，并真正实惠于人民，也同样重要。而且，事实也在不断表明，判断理论创新、理论优劣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这种理论是否如实，是否与其所处空间、时间的常识不悖。而就此意义而言，所谓理论创新往往就在于使理论剔除其虚妄之处。
那么，“发展”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发展的真正含义旷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到，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坏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火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这，回答应该是还了“发展”似本来面目。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分析。
第一个层面，在“发展严的终极，目的上，重提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本身作为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作为西方的先贤大哲，之所以提出人类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共产主义，就在于他看到了“人”在资本社会统治下所遭受的异化。在资本社会中，人格化资本对利润永无餍足的追求，尽管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却无法使人获得彻底解放；恰相反，正是为了追求财富，却使人前所未有地“从目的变成了手段本身”。为了求得“发展”；“人”被划分为对立的两极，一部分入可以压迫另一部分人，“公正”作为社会基本道德被弃之如敝屣；为了求得“发展”，可以牺牲掉“人”的价值与尊严，甚至牺牲掉“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成其为人，而是“机器”。因此，马克思提出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而不是从前的被物所束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从前的多数人的自由受制于少数人的统治。一句话，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彻底解放、使人彻底回归于人本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大的人道主义。
具体到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应该承认，对于“发展”的目的，我们中有一些人至少在某段时期内对此并不清楚，或者有意搞混淆了。曾经在西南某城市看过这样一幅标语，叫“一 切为了经济发展，一切服从’于经济发展”，据说是某高官施政纲领中最得意的两句话。而这两句话正反映出一些人的发展观已经如此之狭隘。如果从最良好地用心去猜度他们的动机，“发展”的目的在他们那里或许经历了这样的“嬗变”过程：为了使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必须首先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了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又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基本的任务；而为了使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又必须首先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最后，为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率即GDP，又是惟一的衡量标准，至此，“发展”最原初的目的即为着“人”本身就被完全遮蔽了。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发展”观经历了以上的“嬗变”导致发展目的被蒙蔽，还有某种可解释的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少数人将“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并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增长”来为着错误的甚至是个人的目的，那么，则可能对“发展”本身造成更大的方向性误导。比如，少数政府官员片面追求所谓“政绩”，为着能通过“数字”出干部，大搞。形象工程”；少数政府官员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说辞，对假冒伪劣商品坑民害民置之不理；媒体还披露，竟然有个别地方干部鼓励当地黄色消费文化泛滥，说是“为吸引更多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当然，，更切近的例子还发生在“非典”时期。在“非典”正肆虐的时候，某些人关注的竟然不是看它对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什么，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去看它到底对人本身意味着什么，而习惯去看它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个百分点。
正因此，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重提“发展”的目的在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意义格外重大。它不仅仅是使“发展”。的目的重新恢复到了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而且可以使许多中国人从已被蒙蔽或混淆了的“发展观”中清醒过来，重新审视“人”本身在“发展”中的角色与价值。
“七一”讲话中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还有另一种表述，所谓“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同样值得思考。我以为它揭示了自由的重要内涵以及实现自由的条件，首先自由不是少数人的、某些人的，而是全体人民的，而“各尽其能”，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创造力和其他能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这难道不是人所追求的自由的重要指向之一吗?“各得其所”，如果人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然而，只有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各尽其船，各得其所的自由。而且这一表述又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顾及一部分人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顾及的利益又仅仅是局部的(比如仅仅是物质利益)、眼前的，就难以提出正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涵义。 第二个层面，在发展的含义上，重新将“发展”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即使抛开马克思关于“发展目的论”，仅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多向度的指标，并在本质上区别于“经济增长”。这种区别就在于，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而“经济增长”相比较而言，其目标指向性就显得很单一。
关于“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含义，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其名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加以界定的。他说，“所谓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另一发展经济学家西尔斯则在《发展的意义》一书中说，“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有一两个问题越来越糟，尤其是如果三者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按人口平均收入提高一倍，把这称之为‘发展’，也是很奇怪的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一支，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又一次发展。这次发展赋予了“经济发展”以更新的含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通过引入“代际关系”分析，指出为着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不能走“爷卖崽田”、“断子孙后路”的对自然的掠夺式发展道路，而应该学会与自然更和谐相处，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 托达罗以及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关于“发展”的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正好涉及到了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发展”不仅仅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使人民能够享受更好的更富人道的教育，还要通过政治改革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他们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补充，“发展”还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提高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与自然和谐共处，所解决的是社会生产力领域中的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不仅仅学会利用自然，还要学会保护自然，那么，作为“发展”题中之义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变迁则解决的更多是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从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以及立足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方面进行阐述的。因此，在发展的含义上，他恢复了“发展”的本来面目。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单纯追求GDP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以GDP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指标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其结果是环境破坏越严重，GDP增长率也越高。由此，又形成了人对环境资源无节制使用的另一种刺激。人与环境之间，终于由和谐共处走向了不共戴天。以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来看，为着凹P的数量上的增长，我们可能忽视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让这些社会问题可能走向恶化。比如，更高的道德要求，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更短视的利润考量增加经济增长而降低；更公平的分配，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拉大收入差距刺激经济增长而恶化；更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维护稳定保证经济增长而变得不协调；而更廉政高效的政府构成，可能会因让位于通过传统科层制而更方便推进经济增长政策而趋向腐败与低效。等等。
正因此，我们的社会始终有可能步入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的危险。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就曾这样警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与地区：“亚洲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掩盖了潜在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环境的被忽视和恶化、高层的严重腐败、虚弱的和来加管理的金融系统，以及主要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最富裕阶层和绝大多数农村贫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观是否会出问题，并且有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某些发展思路。
最后想补充一点想法。重提发展是为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重提发展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而可持续的发展，其实并非在关于”发展”的理论上有重大创新，而仅仅是恢复了“发展”应有的面目。但我以为并不因此而会降低“重提”的意义。因为理论的创新非常重要；能使理论回归于常识，并真正实惠于人民，也同样重要。而且，事实也在不断表明，判断理论创新、理论优劣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这种理论是否如实，是否与其所处空间、时间的常识不悖。而就此意义而言，所谓理论创新往往就在于使理论剔除其虚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