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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从词源学分析入手，提出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即幼儿游戏的精神内核在于真实、自由和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游戏在实践形态上表现为对游戏环境创设“自然”的强调、对游戏实施过程“生命力”张扬的关注和对民间游戏的充分挖掘利用。
【关键词】幼儿游戏；“野趣”取向；真实；自由；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7/08-0013-05
每个幼儿都处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个生存状态是与社会、周围环境紧密相连的。纵观幼儿当前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游戏状态，我们遗憾地发现，城市幼儿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电视节目、电脑游戏已成为他们童年生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幼儿园周边的农田也逐渐被居民区所取代，幼儿天然的游戏场被逐渐“蚕食”，乃至“消失”；幼儿缺少玩伴，自然游戏群体难以形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再看看幼儿游戏的“排头兵”——安吉游戏，我们从中体悟和感受到了什么？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幼儿游戏兼具多种特质，各种特质又具有双重性，这往往是幼儿游戏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显著特点。“想象与真实”“自由与约束”“紧张与放松”“过程与结果”等都可在幼儿游戏中达到“对立面的统一”。〔1〕幼儿游戏的特质大多建基于对幼儿游戏的共时性思考，而缺乏历时性和本体性层面——即从人类历史发展以及儿童文化演变出发——的思考。从这种视角出发，“野趣”与“雅趣”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囿于文本所限，本文重点分析“野趣”价值取向。
一、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精神内核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野”本义指郊外。“从里，予声。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2〕其中“壄，古文野”，意指“野”是生长林木的地方。从空间概念上看，“野”是与城市远离的，“山野”“田野”“村野”“郊外”等有林有土但少有人烟的地方都属于“野”的范畴，后引申为“荒野”“民间”“界限”等。
其后，随着“野”走进人类审美文化的领域，其物理空间的限定逐渐被打破，生发出多种意蕴。先秦时期儒家的“野”往往与“文”“礼”相对，多指粗鲁、不文雅的行为或人。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这种理解与儒家文化推崇的“仁、义、礼、孝”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习“礼”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克服“野”的过程。人们通过学习高尚的仁义思想和礼仪规范来摆脱原本野蛮、粗俗的人性，从而趋向于文明与崇高，成为一名“君子”。〔4〕与儒家之“野”不同的是，道家庄子的“野”，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本真、天性的追求以及旺盛生命力的展现。它能带来心境与物境的契合，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一个具有审美情趣的心理空间。可见，界限、规范的伦理之意和本真、质朴的哲学之思，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野”的不同思维范式。
“趣”本身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如“生趣”“雅趣”“奇趣”“情趣”等，这些趣味形态特征各不相同。在多样化的趣味形态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雅趣和俗趣。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雅趣”往往处于正统地位，它是中国人审美的标准和追求。与“雅趣”相对立的“俗趣”，虽然生命力极其旺盛，但其发展却受到抑制。“野趣”兼具两者之优，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俗”一起，与“雅”对立，但是它明显不同于“俗”。“俗”更多地产生于人的本能，而“野”吸纳了民间文化对感性的关注，赢得了“自由”的生命力。
“野趣”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野趣”的价值取向最终都指向真实的个体、自由的人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野趣”所蕴涵的是这样一种境界：真实——活动主体内部的真实以及外在表现形态的自然流露，无伪装、无掩饰；自由——风格多样，往往打破常规格调，让人耳目一新；热烈——张扬着充沛而丰盈的生命力，坦白、粗犷、奔放的原初性格中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野趣”所蕴涵的真实、自由、热烈迎合了人们呼唤生命真实的本能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人的自由和完整。〔5〕所以，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即幼儿游戏的精神内核就在于真实、自由和旺盛的生命力。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真实”。在幼儿游戏中，由“野趣”生成的快感，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单纯的愉悦感（这一点与刘焱在《幼儿园游戏与指导》中所谈及的对游戏性体验的分析，有部分差异），更是一种偏于轻松的审美感受，它与“自然的丰富、生动和深邃”相映成趣。因此，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既舒展了幼儿的心境，使其在野性自由的田野、土坡、草地、溪流、怪石中恣意地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所感所行，同时与幼儿身心契合的自然又为幼儿游戏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用以展现幼儿当下的“自我”。当幼儿真正游戏时，幼儿、材料、环境、教师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生机的“自然之画”“真实之画”，这种浑然天成的“野趣之风”使人不禁被这种真实、纯粹的“野趣”所吸引、所卷入、所俘虏。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自由”。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他们在游戏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游戏区域、操作游戏材料，与游戏伙伴共生、共长。这种“自由”并不单纯是认识论层面的自由，它更多地体现在审美层次。在幼儿游戏中，他们不再以一个“认识者”“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而是能够在与材料、与他人忙碌互动之余，停下脚步去倾听旷野的声音和“存在”的呼唤，与人性中“诗意的存在”面对面。他们会兴致勃勃地“观赏蜥蜴赛跑”，静待“昆虫梳妆”。〔6〕在游戏中，他们率真的心得以飞扬，自在的灵魂得以奔放，生命个体特有的自足自在得以舒展。
幼儿游戲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生命力”。无论是真实，还是自由，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都最终指向幼儿热烈活泼的人性，它使幼儿深切体验到灵动不息的生命力。这正如梁启超先生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所言，“趣是生命能量的富有，是生活的朝气与灵机”。〔7〕幼儿游戏中的“野趣”较其他之趣，更是其生命智慧的流露，是其率真、活跃的生命能量的迸发。在游戏中，它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幼儿的生命力，把幼儿的生命热情调动到了极致。 二、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表现形态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强调“真实”“自由”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些精神内核必然要依托于具体的活动形态，那么在幼儿游戏活动中，这种“野趣”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对游戏环境创设“自然”的强调
爱默生曾说，“自然之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是最先，从重要性上看是最大的”。〔8〕这里的自然包含两层含义，即人生命之外的自然和人生命之内的自然。人生命之外的自然是指我们生活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对象；人生命之内的自然是指人本真生命内部的自然状态，是精神之所在。这两种自然要互为整体，才能达到统一。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必然要求对游戏环境创设的“自然”做出充分的考虑。
1.游戏环境创设要有“自然趣味”
“野趣”的精神内核，强调“野趣”常常是一种自然流露、不加修饰的意味和状态。目前，无论是室内游戏还是室外游戏，我国大多数幼儿园的游戏环境创设往往商业气息过重，游戏环境丰富的意义和人性丰富的内涵较少被用心发觉；游戏环境的创设或抄袭、或模仿、或复制，较少结合地域文化特点；有时更出于“安全”考虑，会铲除室内外游戏环境中可能的“野趣”。那么，幼儿游戏环境创设中的“自然趣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游戏场域的自然性，游戏空间的灵活性，色彩、光影、温冷的协调性，游戏材料的低结构性等（现实中有些幼儿园以“人工化童趣”为追求，过于强调游戏环境和游戏材料色彩的丰富性，从而忽略自然本色的彰显；过于看重“洋、新、奇”，从而忽视地域历史、文化等内涵的发掘等），均是“自然趣味”的表现形态。以游戏场域的自然性为例，幼儿园台阶旁长在缝隙里的青苔植物，如果不妨碍幼儿及教师的行走就不必铲去，这颤巍巍的生命都是自然野趣的点缀；幼儿园建筑上灰褐色的水渍，那是岁月刻下的痕记，建筑物牢固的话，就没有必要把外墙全部刷成“粉墙黛瓦”，丢了记忆也失了野趣。
2.游戏环境创设要有“人文关怀”
中国人建造庭院，自古就有达到“天人合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境界的追求，这无非是对自然的描摹和仿照，因敬畏天地而尊重自然，人的精神也由此获得满足。但目前很多幼儿园游戏环境的创设，往往过于讲究教育性、实用性和经济性，而忽略人文关怀。例如，有的幼儿园教师会出于班级绿化的需求，在室内游戏环境中添置各种植物种类；熟手型教师也会注意将区域游戏环境中的植物探究与课程体系中的相关主题、单元加以有机联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站在“认知主体”“自然征服者”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审视”“探究”这些植物的。他们缺乏感激、尊重和欣赏植物的“人文”视野。幼儿园游戏环境中真正的“野趣”，以直观、神秘的自然，直击幼儿内心，具有一种心理震撼的效果，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终极人文关怀。这种终极人文关怀是指向生活和人生的，它能使幼儿更加热爱生活，使幼儿的生活更加充满情趣。只有从“人文”视角出发，关注各自所在地区的文化特色及幼儿发展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彰显游戏环境创设的独特“野趣”，让游戏环境处处体现“野趣”，成为幼儿“诗意”生存和成长的场域。
因此，游戏环境不应仅仅作为幼儿游戏活动的背景，更应成为其展现生命行为的场域，这必然要求我们在创设游戏环境时，有明确的空间意识，关注游戏环境的“趣味”和“人文关怀”，从而构建出幼儿空明澄净的心灵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幼儿旺盛的生命力。
（二）对游戏实施过程“生命力”张扬的关注
幼儿游戏实施过程中，至少涉及两种关系：一种是幼儿与游戏环境中材料的关系，另一种是幼儿与相关主体（包括其他幼儿、教师、父母等）之间的关系。幼儿游戏实施过程中对“野趣”的强调，必然会表现为在這两种关系中幼儿旺盛生命力的张扬。
一方面，在幼儿与游戏环境中的材料互动时，其“生命力”的彰显必然要求教师在游戏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不仅为幼儿自由选择现有游戏材料提供可能和机会，还在于教师要为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对游戏材料的创意开发和使用提供可能和机会。也就是说，教师要鼓励幼儿对游戏材料的创意开发和使用。我们举一个案例为例，加以说明。活动区有一小筐玻璃珠，好几个碗和一把筷子，老师的预设目标是让孩子用筷子把玻璃珠从筐里夹到碗里，练习手眼协调。一次，几个男孩分别把碗倒扣过来，各自用手把玻璃珠放在自己碗底的小口里，小心翼翼地摞起来，比比谁放的珠子多。结果不小心散落到了地上，老师看见后立即加以制止，要求幼儿仍用筷子夹珠子。在这个案例中，教师仅仅注意到了自己预设的教育目标的达成与否，而没有看到跃动着的幼儿“生命力量之流”；只注意在游戏空间为幼儿提供以某种方式操作某种材料的可能，而限制了幼儿创意开发游戏材料、展现自身丰富生命能量的机会，从而使幼儿的生命力被囿于狭窄的空间，并受到强力的规训和压制。
另一方面，幼儿因其年幼，生活经验有限，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因此，游戏过程中幼儿与其他相关主体的相处，更应突出“质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质朴的关系中，幼儿旺盛的生命力可获得持续的推助。我们知道，儿童社交生态圈是不断发展的，他从自身开始，逐渐走向身边熟悉的亲人、伙伴和教师，最后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起或亲或疏、或近或远的关系。幼儿游戏是其发展人际关系的重要场域。无论是师幼之间，还是伙伴之间，他们一起玩拼图、搭积木、扮演爸爸妈妈……幼儿与幼儿、幼儿与教师、幼儿与家长如处于一片祥和、亲睦的氛围中，他们会互相信任、互相依赖、互相接纳、互相敞开。在这种质朴的人际关系中，活动主体的内心是单纯、真实和透明的。以师幼关系为例，“质朴”的师幼关系必然要求教师将幼儿看成是与自身一样，有着需求、欲望和个性的独立个体。游戏中教师与幼儿的“质朴”互动实际上是师幼双方“视域融合”的过程，他们共同在场，相互吸引、相互包容、相互敞开、共同参与，在这种“纯真而质朴”的关系中，幼儿旺盛的生命力会得到流露、展现和滋养。我们仍举一个案例来加以说明。区域活动时间，明明和亮亮玩起了拼图，很快，明明拼好离开了，亮亮拿着一个三角形还在不断地尝试。过了5分钟，亮亮拿着的三角形还没摆好，有点坐不住了。老师走过去说：“不着急，慢慢来，老师相信你能行。”在老师的鼓励下，亮亮继续摆那个怎么也摆不好的三角形……终于亮亮再次失去耐心，开始左顾右盼。老师看到后，摸着亮亮的头：“亮亮真是个有耐心的孩子，老师再来跟你一起试一试……”老师拿起三角形一下子就摆好了。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带着明显的教育目的，虽也不断鼓励幼儿开动脑筋，但这种“苍白”的鼓励和“刻意”的教育，是在两个封闭的主体之间展开的，教师并未向幼儿“敞开”，自然也就很难走进幼儿的内心，很难在与幼儿的互动中建立起“质朴”的人际关系，以丰盈幼儿的生命世界。 （三）对民间游戏的充分挖掘利用
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游戏形式。在民间游戏中，“有一种人类精神在遥远年代里清晰地凸显着，它有着源头的清澈与淳朴”，〔9〕能唤起人们对人本真存在的回忆。很多时候，民间游戏会以活生生的感性姿态存在于幼儿生活的时空之中，与其现实生命紧密相连。
幼儿游戏中的“野趣”价值取向，强调真实、自由与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均在民间游戏中有充分的体现。民间游戏对儿童发展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它是幼儿游戏活动的一种形式，也不单纯是现代幼儿游戏活动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它与幼儿生活真实的联结，与幼儿生命鲜活的联系。民间游戏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贴近幼儿真实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生活是最有生命力的，幼儿流动的生命能量在生活中才能得以充分展开。“丢手绢”“老鹰捉小鸡”“老狼老狼几点钟”“抽陀螺”“滚铁环”“跳橡皮筋”“踢键子”“跳绳”等民间游戏的经久不衰，就是最好的证明。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必然要求我们一方面充分挖掘民间游戏的人文价值，对民间游戏的文化传承作用、运作机制以及民间游戏何以能成为幼儿园重要的教育生态资源等问题，进行认识论和本体论层次的思考；另一方面，从教育人类学和儿童文化塑造的视角出发，寻求民间游戏与幼儿旺盛生命力之间的有机契合点，寻找文化底蕴深厚、对儿童现实生存状态有所推动和裨益的民间游戏活动，以促进幼儿的真实学习，充盈其生命能量。
审美文化视野中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對它的表现形态的分析绝不止步于以上三个方面。随着人们对此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会不断丰富、深化有关幼儿游戏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趣味”。
参考文献：
〔1〕刘焱.幼儿园游戏与指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4.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5.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59.
〔4〕郭守运.“野”：中国文人画的美学追求〔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8.
〔5〕赵鑫.当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野趣〔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7.
〔6〕摩根.旷野的声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54.
〔7〕贾菁菁.梁启超讲演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02.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3：69.
〔9〕张永刚.文学怀旧母体的价值构成〔J〕.北京大学学报，2000，（S1）.
【关键词】幼儿游戏；“野趣”取向；真实；自由；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7/08-0013-05
每个幼儿都处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个生存状态是与社会、周围环境紧密相连的。纵观幼儿当前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游戏状态，我们遗憾地发现，城市幼儿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电视节目、电脑游戏已成为他们童年生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幼儿园周边的农田也逐渐被居民区所取代，幼儿天然的游戏场被逐渐“蚕食”，乃至“消失”；幼儿缺少玩伴，自然游戏群体难以形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再看看幼儿游戏的“排头兵”——安吉游戏，我们从中体悟和感受到了什么？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幼儿游戏兼具多种特质，各种特质又具有双重性，这往往是幼儿游戏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显著特点。“想象与真实”“自由与约束”“紧张与放松”“过程与结果”等都可在幼儿游戏中达到“对立面的统一”。〔1〕幼儿游戏的特质大多建基于对幼儿游戏的共时性思考，而缺乏历时性和本体性层面——即从人类历史发展以及儿童文化演变出发——的思考。从这种视角出发，“野趣”与“雅趣”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囿于文本所限，本文重点分析“野趣”价值取向。
一、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精神内核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野”本义指郊外。“从里，予声。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2〕其中“壄，古文野”，意指“野”是生长林木的地方。从空间概念上看，“野”是与城市远离的，“山野”“田野”“村野”“郊外”等有林有土但少有人烟的地方都属于“野”的范畴，后引申为“荒野”“民间”“界限”等。
其后，随着“野”走进人类审美文化的领域，其物理空间的限定逐渐被打破，生发出多种意蕴。先秦时期儒家的“野”往往与“文”“礼”相对，多指粗鲁、不文雅的行为或人。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这种理解与儒家文化推崇的“仁、义、礼、孝”的价值追求密切相关。习“礼”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克服“野”的过程。人们通过学习高尚的仁义思想和礼仪规范来摆脱原本野蛮、粗俗的人性，从而趋向于文明与崇高，成为一名“君子”。〔4〕与儒家之“野”不同的是，道家庄子的“野”，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本真、天性的追求以及旺盛生命力的展现。它能带来心境与物境的契合，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一个具有审美情趣的心理空间。可见，界限、规范的伦理之意和本真、质朴的哲学之思，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野”的不同思维范式。
“趣”本身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如“生趣”“雅趣”“奇趣”“情趣”等，这些趣味形态特征各不相同。在多样化的趣味形态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雅趣和俗趣。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雅趣”往往处于正统地位，它是中国人审美的标准和追求。与“雅趣”相对立的“俗趣”，虽然生命力极其旺盛，但其发展却受到抑制。“野趣”兼具两者之优，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俗”一起，与“雅”对立，但是它明显不同于“俗”。“俗”更多地产生于人的本能，而“野”吸纳了民间文化对感性的关注，赢得了“自由”的生命力。
“野趣”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野趣”的价值取向最终都指向真实的个体、自由的人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野趣”所蕴涵的是这样一种境界：真实——活动主体内部的真实以及外在表现形态的自然流露，无伪装、无掩饰；自由——风格多样，往往打破常规格调，让人耳目一新；热烈——张扬着充沛而丰盈的生命力，坦白、粗犷、奔放的原初性格中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野趣”所蕴涵的真实、自由、热烈迎合了人们呼唤生命真实的本能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人的自由和完整。〔5〕所以，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即幼儿游戏的精神内核就在于真实、自由和旺盛的生命力。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真实”。在幼儿游戏中，由“野趣”生成的快感，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单纯的愉悦感（这一点与刘焱在《幼儿园游戏与指导》中所谈及的对游戏性体验的分析，有部分差异），更是一种偏于轻松的审美感受，它与“自然的丰富、生动和深邃”相映成趣。因此，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既舒展了幼儿的心境，使其在野性自由的田野、土坡、草地、溪流、怪石中恣意地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所感所行，同时与幼儿身心契合的自然又为幼儿游戏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用以展现幼儿当下的“自我”。当幼儿真正游戏时，幼儿、材料、环境、教师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生机的“自然之画”“真实之画”，这种浑然天成的“野趣之风”使人不禁被这种真实、纯粹的“野趣”所吸引、所卷入、所俘虏。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自由”。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他们在游戏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游戏区域、操作游戏材料，与游戏伙伴共生、共长。这种“自由”并不单纯是认识论层面的自由，它更多地体现在审美层次。在幼儿游戏中，他们不再以一个“认识者”“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而是能够在与材料、与他人忙碌互动之余，停下脚步去倾听旷野的声音和“存在”的呼唤，与人性中“诗意的存在”面对面。他们会兴致勃勃地“观赏蜥蜴赛跑”，静待“昆虫梳妆”。〔6〕在游戏中，他们率真的心得以飞扬，自在的灵魂得以奔放，生命个体特有的自足自在得以舒展。
幼儿游戲的“野趣”价值取向指向“生命力”。无论是真实，还是自由，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都最终指向幼儿热烈活泼的人性，它使幼儿深切体验到灵动不息的生命力。这正如梁启超先生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所言，“趣是生命能量的富有，是生活的朝气与灵机”。〔7〕幼儿游戏中的“野趣”较其他之趣，更是其生命智慧的流露，是其率真、活跃的生命能量的迸发。在游戏中，它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幼儿的生命力，把幼儿的生命热情调动到了极致。 二、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表现形态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强调“真实”“自由”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些精神内核必然要依托于具体的活动形态，那么在幼儿游戏活动中，这种“野趣”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对游戏环境创设“自然”的强调
爱默生曾说，“自然之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是最先，从重要性上看是最大的”。〔8〕这里的自然包含两层含义，即人生命之外的自然和人生命之内的自然。人生命之外的自然是指我们生活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对象；人生命之内的自然是指人本真生命内部的自然状态，是精神之所在。这两种自然要互为整体，才能达到统一。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必然要求对游戏环境创设的“自然”做出充分的考虑。
1.游戏环境创设要有“自然趣味”
“野趣”的精神内核，强调“野趣”常常是一种自然流露、不加修饰的意味和状态。目前，无论是室内游戏还是室外游戏，我国大多数幼儿园的游戏环境创设往往商业气息过重，游戏环境丰富的意义和人性丰富的内涵较少被用心发觉；游戏环境的创设或抄袭、或模仿、或复制，较少结合地域文化特点；有时更出于“安全”考虑，会铲除室内外游戏环境中可能的“野趣”。那么，幼儿游戏环境创设中的“自然趣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游戏场域的自然性，游戏空间的灵活性，色彩、光影、温冷的协调性，游戏材料的低结构性等（现实中有些幼儿园以“人工化童趣”为追求，过于强调游戏环境和游戏材料色彩的丰富性，从而忽略自然本色的彰显；过于看重“洋、新、奇”，从而忽视地域历史、文化等内涵的发掘等），均是“自然趣味”的表现形态。以游戏场域的自然性为例，幼儿园台阶旁长在缝隙里的青苔植物，如果不妨碍幼儿及教师的行走就不必铲去，这颤巍巍的生命都是自然野趣的点缀；幼儿园建筑上灰褐色的水渍，那是岁月刻下的痕记，建筑物牢固的话，就没有必要把外墙全部刷成“粉墙黛瓦”，丢了记忆也失了野趣。
2.游戏环境创设要有“人文关怀”
中国人建造庭院，自古就有达到“天人合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境界的追求，这无非是对自然的描摹和仿照，因敬畏天地而尊重自然，人的精神也由此获得满足。但目前很多幼儿园游戏环境的创设，往往过于讲究教育性、实用性和经济性，而忽略人文关怀。例如，有的幼儿园教师会出于班级绿化的需求，在室内游戏环境中添置各种植物种类；熟手型教师也会注意将区域游戏环境中的植物探究与课程体系中的相关主题、单元加以有机联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站在“认知主体”“自然征服者”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审视”“探究”这些植物的。他们缺乏感激、尊重和欣赏植物的“人文”视野。幼儿园游戏环境中真正的“野趣”，以直观、神秘的自然，直击幼儿内心，具有一种心理震撼的效果，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终极人文关怀。这种终极人文关怀是指向生活和人生的，它能使幼儿更加热爱生活，使幼儿的生活更加充满情趣。只有从“人文”视角出发，关注各自所在地区的文化特色及幼儿发展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彰显游戏环境创设的独特“野趣”，让游戏环境处处体现“野趣”，成为幼儿“诗意”生存和成长的场域。
因此，游戏环境不应仅仅作为幼儿游戏活动的背景，更应成为其展现生命行为的场域，这必然要求我们在创设游戏环境时，有明确的空间意识，关注游戏环境的“趣味”和“人文关怀”，从而构建出幼儿空明澄净的心灵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幼儿旺盛的生命力。
（二）对游戏实施过程“生命力”张扬的关注
幼儿游戏实施过程中，至少涉及两种关系：一种是幼儿与游戏环境中材料的关系，另一种是幼儿与相关主体（包括其他幼儿、教师、父母等）之间的关系。幼儿游戏实施过程中对“野趣”的强调，必然会表现为在這两种关系中幼儿旺盛生命力的张扬。
一方面，在幼儿与游戏环境中的材料互动时，其“生命力”的彰显必然要求教师在游戏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不仅为幼儿自由选择现有游戏材料提供可能和机会，还在于教师要为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对游戏材料的创意开发和使用提供可能和机会。也就是说，教师要鼓励幼儿对游戏材料的创意开发和使用。我们举一个案例为例，加以说明。活动区有一小筐玻璃珠，好几个碗和一把筷子，老师的预设目标是让孩子用筷子把玻璃珠从筐里夹到碗里，练习手眼协调。一次，几个男孩分别把碗倒扣过来，各自用手把玻璃珠放在自己碗底的小口里，小心翼翼地摞起来，比比谁放的珠子多。结果不小心散落到了地上，老师看见后立即加以制止，要求幼儿仍用筷子夹珠子。在这个案例中，教师仅仅注意到了自己预设的教育目标的达成与否，而没有看到跃动着的幼儿“生命力量之流”；只注意在游戏空间为幼儿提供以某种方式操作某种材料的可能，而限制了幼儿创意开发游戏材料、展现自身丰富生命能量的机会，从而使幼儿的生命力被囿于狭窄的空间，并受到强力的规训和压制。
另一方面，幼儿因其年幼，生活经验有限，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因此，游戏过程中幼儿与其他相关主体的相处，更应突出“质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质朴的关系中，幼儿旺盛的生命力可获得持续的推助。我们知道，儿童社交生态圈是不断发展的，他从自身开始，逐渐走向身边熟悉的亲人、伙伴和教师，最后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起或亲或疏、或近或远的关系。幼儿游戏是其发展人际关系的重要场域。无论是师幼之间，还是伙伴之间，他们一起玩拼图、搭积木、扮演爸爸妈妈……幼儿与幼儿、幼儿与教师、幼儿与家长如处于一片祥和、亲睦的氛围中，他们会互相信任、互相依赖、互相接纳、互相敞开。在这种质朴的人际关系中，活动主体的内心是单纯、真实和透明的。以师幼关系为例，“质朴”的师幼关系必然要求教师将幼儿看成是与自身一样，有着需求、欲望和个性的独立个体。游戏中教师与幼儿的“质朴”互动实际上是师幼双方“视域融合”的过程，他们共同在场，相互吸引、相互包容、相互敞开、共同参与，在这种“纯真而质朴”的关系中，幼儿旺盛的生命力会得到流露、展现和滋养。我们仍举一个案例来加以说明。区域活动时间，明明和亮亮玩起了拼图，很快，明明拼好离开了，亮亮拿着一个三角形还在不断地尝试。过了5分钟，亮亮拿着的三角形还没摆好，有点坐不住了。老师走过去说：“不着急，慢慢来，老师相信你能行。”在老师的鼓励下，亮亮继续摆那个怎么也摆不好的三角形……终于亮亮再次失去耐心，开始左顾右盼。老师看到后，摸着亮亮的头：“亮亮真是个有耐心的孩子，老师再来跟你一起试一试……”老师拿起三角形一下子就摆好了。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带着明显的教育目的，虽也不断鼓励幼儿开动脑筋，但这种“苍白”的鼓励和“刻意”的教育，是在两个封闭的主体之间展开的，教师并未向幼儿“敞开”，自然也就很难走进幼儿的内心，很难在与幼儿的互动中建立起“质朴”的人际关系，以丰盈幼儿的生命世界。 （三）对民间游戏的充分挖掘利用
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游戏形式。在民间游戏中，“有一种人类精神在遥远年代里清晰地凸显着，它有着源头的清澈与淳朴”，〔9〕能唤起人们对人本真存在的回忆。很多时候，民间游戏会以活生生的感性姿态存在于幼儿生活的时空之中，与其现实生命紧密相连。
幼儿游戏中的“野趣”价值取向，强调真实、自由与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均在民间游戏中有充分的体现。民间游戏对儿童发展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它是幼儿游戏活动的一种形式，也不单纯是现代幼儿游戏活动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它与幼儿生活真实的联结，与幼儿生命鲜活的联系。民间游戏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贴近幼儿真实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生活是最有生命力的，幼儿流动的生命能量在生活中才能得以充分展开。“丢手绢”“老鹰捉小鸡”“老狼老狼几点钟”“抽陀螺”“滚铁环”“跳橡皮筋”“踢键子”“跳绳”等民间游戏的经久不衰，就是最好的证明。
幼儿游戏的“野趣”价值取向，必然要求我们一方面充分挖掘民间游戏的人文价值，对民间游戏的文化传承作用、运作机制以及民间游戏何以能成为幼儿园重要的教育生态资源等问题，进行认识论和本体论层次的思考；另一方面，从教育人类学和儿童文化塑造的视角出发，寻求民间游戏与幼儿旺盛生命力之间的有机契合点，寻找文化底蕴深厚、对儿童现实生存状态有所推动和裨益的民间游戏活动，以促进幼儿的真实学习，充盈其生命能量。
审美文化视野中幼儿游戏“野趣”价值取向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對它的表现形态的分析绝不止步于以上三个方面。随着人们对此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会不断丰富、深化有关幼儿游戏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趣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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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菁菁.梁启超讲演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02.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3：69.
〔9〕张永刚.文学怀旧母体的价值构成〔J〕.北京大学学报，2000，（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