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实文集》中文十卷本至今已全部面世。这套文集从开始选译到全部出齐大约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若从开始筹划时算起，则有近十年了。期间，我作为主要策划与翻译者，所了解和经历的一波三折，一言难尽。现在总算与竹内实先生了结了共同夙愿，此时此刻称得上百感交集。
　　对于竹内实先生在日本与世界中国研究领域里的地位来说，这套文集的出版姗姗来迟，装帧也显得过于质朴了。不过我想，这倒与终生感受与研究中国的竹内实先生的为人、为文风格恰好吻合。中国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叫作“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用其比喻竹内实先生的学术成果可能太土、太俗气，但我知道，竹内实先生最热衷与迷恋的就是中国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同样，他看重的是这套凝聚着他一生研究精华的文集在中国及各国中国研究界的反响，而不在意是否时髦与走红。作为选译者，我希望读者在拿到这套沉甸甸的十卷文集时，能够感受到其中学术与文字质量的厚重。
　　竹内实先生曾多次表示，不同意别人称自己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第一人”或者是“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泰斗”之类，宁愿自视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的开拓者”。我虽然也算得上对他了解与熟稔，却从未锱铢必较过以上这些称谓的“含金量”究竟孰高孰低。竹内实先生首肯后一种说法，似乎主要珍惜自己在战后日本开创现代中国研究筚路褴缕的心血，而并非看重什么褒奖之意。因为他对中国的执着与依恋，并非像战后日本一般的中国研究者那样，仅仅基于对中国的新奇神往，甚至是旨在博得学位或职业声誉。他与中国的因缘是与生俱来的，是心之所系、情之所依，称得上终生魂牵梦绕。这当然与他在中国出生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从小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没有像某些在华日本人那样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而且比他们更多地耳濡目染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出生与生活的日本人虽不少，而他们中像竹内实一样在战后投身中国研究的人却凤毛麟角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喜欢将外国人的对华态度划为“友好”或“不友好”两大类，这样的区分固然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就竹内实先生来说，更应该重视与强调的还是他那种始终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矢志不渝地对中华文明感同身受地努力理解与认识的真诚、亲切而又公正的文化与学术心态。这恐怕并非是仅仅“友好”二字能够包括得了的，而似乎是一种比普通意义上的“友好”更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甚至可以说与中国人休戚与共的历史责任感。这也是我在谈论竹内实时很少使用“友好”二字的原因所在。在竹内实心目中，对中国“友好”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所追求与企望的是要高于“友好”境界之上，更内在更本质地“理解”中国，因为他觉得实际上是“友好容易理解难”。后来，他将其定为了一篇文章与一本文集的名字。
　　竹内实先生并不是什么天生就有“中国心”，是“中国通”。他是在走过将近“米”寿的漫长岁月，经受了许多曲折，甚至饱尝了苦辣酸甜之后，仍然不懈地致力于能够比惯常“友好”更深刻，也更经得起后人推敲的学术境界。正因为这样，竹内实先生始终没有由于中国一时的政治变动或中日关系的顺与逆而改变对中国魂牵梦绕的初衷。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左翼立场鲜明，多次奔波在中日之间，参与两国友好运动，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同时，他又及时评点了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出现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种种斗争，表示出疑惑与反感。尤其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先生因始终坚持冷静观察和不能苟同的态度而陷入孤立的境地。然而，他没有为此流露过丝毫哀怨之意，直到“四人帮”垮台，也没有觉得完事大吉，而继续步步跟踪着中国迅速改变与日新月异的动态，为之动容，为之喜忧参半。若是换成另外的人，经过这几十年的反反复复，事后也许难免会为当初属于“掌握真理的少数”而现出沾沾自喜之态。但竹内实先生则是越到后来越多次发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的慨叹。就像“友好容易理解难”早已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的共识一样，他关于要从中国文化传统理解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告诫，也开始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箴言。这或许是对竹内实终生学术成就的最可喜的回报。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学者，竹内实先生此前没有在日本出版过大型文集，却坚持首先以中文选译出十卷本面世，这小而言之是为中国，是想请中国民众和学者来回顾与检验自己终生对中国的感受与审视是否真正切中肯綮，即向自己的情感归属和学术对象交回一份总结性的答卷；大而言之则是为了世界，可以借此与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切磋交流，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懂日语的，而中文堪称中国研究学界的“世界性语言”。这或许正伴随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中文也越来越普及的历史潮流相一致。我觉得，无论着眼于哪一点，中国人特别是视野开阔的中国学者都不能不重视这套中文版《竹内实文集》。
　　翻阅或通读过这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不难觉察出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是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第一卷《回忆与思考》看起来内容纷纭杂陈，篇幅长短不齐，但差不多浓缩了竹内实先生一生的心灵经历、情感回味与唏嘘慨叹。其中既有作为普通日本人游移于中日两国生活、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体验，也反映了一位学者对中国现实问题和日本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种种反思和评价。它们并非都称得上冠冕堂皇的学术论文，而是情真意切的自然流露，也是难以抑制的内心倾诉。不妨说，无论是在研究中国的学者成堆的日本还是世界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像竹内实先生这样既尊重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传统，又从不虚伪地阿谀迎奉，称得上与中国人休戚与共的，实属弥足珍贵。也许只有真正懂得这一点，在阅读以后按照研究内容分门别类选译各卷文集时，才不至于只是推敲其中当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甚至猜测准确与否。举例来说，一位多年未能够亲自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人，在周围大多日本学者异口同声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独自直斥“四人帮”所作所为是“离经叛道”，当时曾亲临其境的中国人不能不钦佩竹内实先生当日的胆识。而他对当时中国的一些具体事实见之不得、听之不全，事后加以补充纠正自然需要，但不必因瑕而掩瑜。我们更加关注竹内实先生的应该主要是其真情实感、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这对外国学者公平，对中国学者更有益。
　　我对竹内实先生最早的关注，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这是竹内实先生研究现代中国的起点，也属于本人的专业范围，也就成了自己了解与理解竹内实先生的开始。那是在1980年以后的事情。收在本文集第二卷里的文字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我最感到惊奇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许竹内实先生是对当时中国众多批判知识分子的斗争与运动投入极大精力加以关注，并逐渐流露出反感情绪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他似乎早早就对之怀有切肤之痛。如果不是将中国视为“第一故乡”，将中国文化人视为“知己”，恐怕决不至于如此牵肠挂肚。这也为他后来自始至终批判与抵制“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竹内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重点为鲁迅及其作品，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视角是：他非常强调与突出恢复鲁迅的平民本色，如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生活的周围条件，他担任的职务与世俗身份等等。这些描述与分析与中国长期以来“神化”鲁迅形象及其思想的倾向相比，恰成鲜明的反差。可惜当年并没有中国学者及时向国内传递这些信息，译介这些著作与论文。
　　竹内实先生的中国研究有一句名言：不同国家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后来，不断有人对这句话产生共鸣而进一步强调“友好不易理解难”或者“友好不易理解更难”等等。这说明，理解异域文化的困难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吸取历史上众多因对外国实情的理解失误而导致的灾难与惨剧的教训，只会使人们对异域文明更加重视如实研究与公正看待。这是涉及世界性意义的大课题。这也是当初选译出版《竹内实文集》的初衷之一，但愿读者都能够认同这一初衷并对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