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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党终于在年初就“财政悬崖”达成协议。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2年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避免了美国财政出现“跳崖”的危险状况。
“财政悬崖”法案主要解决了布什减税到期的问题，但“财政悬崖”的完全解决还遗留下了两座大山——美国债务上限和自动支出削减。2011年下半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引发的市场动荡依然让人心有余悸，许多专家担心这两座大山可能会严重拖累2013年的美国经济。
“财政悬崖”到底是真的核弹，还是仅仅是烟雾弹？在“财政悬崖”胶着推进的这两个月里，两党持续扯皮，市场的表现也是积极的，美国股市一路飙升，黄金和美元也并没有上涨；美国的经济数据也在示好，就业、PMI和房市等数据也都积极向好。真正担心这一问题并做出反应的只有美联储，这或许正是这场政治游戏的目的之一。
“财政悬崖”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政治运转效率的下降，在美国国会“极化”（Polarization）程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政客们为了利益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市场注脚政治游戏
“财政悬崖”大概包括三大部分：布什减税、奥巴马就业政策和自动支出削减。《2012年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的签署，基本上解决了布什减税和奥巴马就业政策到期的问题，相当于“财政悬崖”的2/3得到解决。而自动支出削减问题则被延期，押后两个月再做讨论。
根据该法案，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将永久性地享受布什减税政策；而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所得税率从35%上调至39.6%，其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率由15%上调至20%，其遗产税率（针对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从35%上调到40%。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实现了其一直坚持的对中高收入群增税的目标。另外，薪资税减税将被取消，失业补偿将展期一年。
自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大家的焦点就聚集在了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上。而美国两党对此问题看起来并不着急，扯皮直到最后期限才达成妥协。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市场反而表现积极，似乎早已看透这场政治游戏。
美国股市自美国大选结束以后一路高歌，截至1月2日，在“财政悬崖”谈判最为紧张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0多点，累计上涨了8%。如果“财政悬崖”真的将大幅拖累美国经济，投资者又怎么会大幅购买美国的股票呢？我们不妨看一下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爆发时的情景，当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下挫了近200点。
按理说，“财政悬崖”会导致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上升，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会增加，这时候黄金往往会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黄金价格将会上涨。比如，2012年的1月初至2月底、7月初至9月中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都有所恶化，黄金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11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黄金价格的小幅下跌。而作为避险货币的美元同期也表现疲软，美元指数从2012年11月中旬的81跌至1月初的79.8。这说明，最近一两个月，市场的风险因素并没有因为“财政悬崖”的临近而上升。
市场的表现告诉我们，“财政悬崖”的风险可能被夸大了。美国经济2012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1%，12月份失业率也已经下降到了7.8%；12月ISM制造业PMI指数从49.5上升到50.7。
“财政悬崖”可能只是美国两党之间的一个政治游戏，两党都试图利用这一工具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正如2012年上半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利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事件差点执掌希腊政坛。
“财政悬崖”风险的全面爆发，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而这方面任何的失误，白宫和共和党都难辞其咎，政治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从这一角度看，这场政治游戏也不可能脱离控制。
“财政悬崖”的政治游戏除了会给政治家们带来好处外，也给美联储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提供了理由，从而对市场形成正面的反馈效果。美联储已经在2012年9月份实施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而且在12月的会议上决定，在扭曲操作（OT）到期后，把QE3的规模从之前的每月400亿美元增加至850亿美元。
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但“财政悬崖”看上去确实像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隐性双簧戏。白宫与共和党表面上的争执越激烈，就越给了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的借口，白宫和华尔街都能从宽松的货币政策中获益——美元的疲软是白宫所乐见的，而股市的上涨则为华尔街所期盼。
“极化”下的效率缺失
不管是2011年的债务上限谈判，还是2012年的“财政悬崖”争执，美国两党在政治的运转效率都显得比以往更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坚持自我的政治利益上不相让，使得本该可以早早着手解决的问题总是被拖到最后，而且给出的都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政治运转效率的下降，是政治“极化”的必然结果，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国会议员的“极化”体现在议员个体的政策立场越来越极端，处于温和立场的中间议员越来越少，在美国两党之间则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对垒愈发明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保守主义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在2005年以后变得相当罕见。美国国会政治“极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医改法案2010年3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的这一法案。
根据“Polarized America”的数据，如今美国国会的“极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已经超过了上世纪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的“极化”程度迅速上升，奥巴马执政后更为严重了，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后，众议院的“极化”程度几乎达到极限，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占比几乎为零。
美国的政治环境使得中间温和派的议员难以生存，在201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很多温和派议员纷纷落选。民主党阵营中的保守主义民主党人损失惨重，如切特·爱德华兹、吉恩·泰勒这样的资深保守主义民主党人也都落选，而民主党中的左翼自由派则基本维持了原有人数。
“极化”的加剧使得美国两党面对分歧时，越来越难以迅速达成妥协，即使对方的政策意见是合理的。从美国“极化”的历史看，与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极化”程度较低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极化”程度的提高，美国经济也下了一个台阶，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也随之大幅提升。所以，在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类似于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谈判这样的惊险政治游戏可能还会频繁上演，最终损伤的将是美国的国家信誉。
“财政悬崖”法案主要解决了布什减税到期的问题，但“财政悬崖”的完全解决还遗留下了两座大山——美国债务上限和自动支出削减。2011年下半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引发的市场动荡依然让人心有余悸，许多专家担心这两座大山可能会严重拖累2013年的美国经济。
“财政悬崖”到底是真的核弹，还是仅仅是烟雾弹？在“财政悬崖”胶着推进的这两个月里，两党持续扯皮，市场的表现也是积极的，美国股市一路飙升，黄金和美元也并没有上涨；美国的经济数据也在示好，就业、PMI和房市等数据也都积极向好。真正担心这一问题并做出反应的只有美联储，这或许正是这场政治游戏的目的之一。
“财政悬崖”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政治运转效率的下降，在美国国会“极化”（Polarization）程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政客们为了利益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市场注脚政治游戏
“财政悬崖”大概包括三大部分：布什减税、奥巴马就业政策和自动支出削减。《2012年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的签署，基本上解决了布什减税和奥巴马就业政策到期的问题，相当于“财政悬崖”的2/3得到解决。而自动支出削减问题则被延期，押后两个月再做讨论。
根据该法案，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将永久性地享受布什减税政策；而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所得税率从35%上调至39.6%，其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率由15%上调至20%，其遗产税率（针对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从35%上调到40%。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实现了其一直坚持的对中高收入群增税的目标。另外，薪资税减税将被取消，失业补偿将展期一年。
自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大家的焦点就聚集在了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上。而美国两党对此问题看起来并不着急，扯皮直到最后期限才达成妥协。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市场反而表现积极，似乎早已看透这场政治游戏。
美国股市自美国大选结束以后一路高歌，截至1月2日，在“财政悬崖”谈判最为紧张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0多点，累计上涨了8%。如果“财政悬崖”真的将大幅拖累美国经济，投资者又怎么会大幅购买美国的股票呢？我们不妨看一下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爆发时的情景，当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下挫了近200点。
按理说，“财政悬崖”会导致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上升，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会增加，这时候黄金往往会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黄金价格将会上涨。比如，2012年的1月初至2月底、7月初至9月中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都有所恶化，黄金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11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黄金价格的小幅下跌。而作为避险货币的美元同期也表现疲软，美元指数从2012年11月中旬的81跌至1月初的79.8。这说明，最近一两个月，市场的风险因素并没有因为“财政悬崖”的临近而上升。
市场的表现告诉我们，“财政悬崖”的风险可能被夸大了。美国经济2012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1%，12月份失业率也已经下降到了7.8%；12月ISM制造业PMI指数从49.5上升到50.7。
“财政悬崖”可能只是美国两党之间的一个政治游戏，两党都试图利用这一工具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正如2012年上半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利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事件差点执掌希腊政坛。
“财政悬崖”风险的全面爆发，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而这方面任何的失误，白宫和共和党都难辞其咎，政治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从这一角度看，这场政治游戏也不可能脱离控制。
“财政悬崖”的政治游戏除了会给政治家们带来好处外，也给美联储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提供了理由，从而对市场形成正面的反馈效果。美联储已经在2012年9月份实施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而且在12月的会议上决定，在扭曲操作（OT）到期后，把QE3的规模从之前的每月400亿美元增加至850亿美元。
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但“财政悬崖”看上去确实像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隐性双簧戏。白宫与共和党表面上的争执越激烈，就越给了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的借口，白宫和华尔街都能从宽松的货币政策中获益——美元的疲软是白宫所乐见的，而股市的上涨则为华尔街所期盼。
“极化”下的效率缺失
不管是2011年的债务上限谈判，还是2012年的“财政悬崖”争执，美国两党在政治的运转效率都显得比以往更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坚持自我的政治利益上不相让，使得本该可以早早着手解决的问题总是被拖到最后，而且给出的都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政治运转效率的下降，是政治“极化”的必然结果，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国会议员的“极化”体现在议员个体的政策立场越来越极端，处于温和立场的中间议员越来越少，在美国两党之间则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对垒愈发明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保守主义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在2005年以后变得相当罕见。美国国会政治“极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医改法案2010年3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的这一法案。
根据“Polarized America”的数据，如今美国国会的“极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已经超过了上世纪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的“极化”程度迅速上升，奥巴马执政后更为严重了，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后，众议院的“极化”程度几乎达到极限，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占比几乎为零。
美国的政治环境使得中间温和派的议员难以生存，在201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很多温和派议员纷纷落选。民主党阵营中的保守主义民主党人损失惨重，如切特·爱德华兹、吉恩·泰勒这样的资深保守主义民主党人也都落选，而民主党中的左翼自由派则基本维持了原有人数。
“极化”的加剧使得美国两党面对分歧时，越来越难以迅速达成妥协，即使对方的政策意见是合理的。从美国“极化”的历史看，与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极化”程度较低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极化”程度的提高，美国经济也下了一个台阶，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也随之大幅提升。所以，在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类似于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谈判这样的惊险政治游戏可能还会频繁上演，最终损伤的将是美国的国家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