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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刊2014年第9期刊登过于安龙的《长征中党的报刊活动》一文（以下简称“于文”），以比较丰富的史料勾画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些报刊活动及其影响作用（其他红军如红二、红四方面军除个别报刊名字外，几乎未提）。这些史料，以前一些论著也提到过，于文虽没有新的史料，但将这段历史过程进行了综合梳理。我认为，有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需要过几年再提一次，以免被人遗忘。
然而，细读于文，发现有几处引文不尽准确、论断不够严谨的地方。现拟提出，一则与作者共同探讨，二则求教于大方之家。
关于周恩来对范长江的谈话
于文写道：
至于《大公报》在长征宣传中的重要作用，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该报战地记者范长江时指出：“你在红军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于文引用的这段话，因为没有注明出处，就不知道从何而来。依我对范长江西北采访的研究经历来看，这段周恩来引文几乎全错。查范长江的《塞上行》一书的“陕北之行”一节，获悉情形是这样：范长江于1937年2月3日进入西安城，4日经朋友介绍，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范长江这样描述周恩来：“他有一双精神而朴素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剔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厚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接着，范长江写下了周恩来见他后的第一段话：
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将这段话同于文引用的那段话一比较，便可发现：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同一年月说的，但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于文引文出错，我推测：要么是转引时就错了，要么是凭记忆写错生成。
作为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我的体会是，史料引文和转引，万万大意不得，一定要亲自查实、查对，尤其是对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更是不可马虎。培养严谨细密的作风，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
关于《大公报》与红军落脚陕北
于文写道：
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据很多学者考证，这份报纸即为天津的《大公报》。
这个论断，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指《大公报》确实起了作用，说它不对，是指《大公报》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报纸也为红军奔赴陕北发挥了作用。
据我所知，第一个向中央红军提供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信息的报纸，是《山西日报》，此说来源于聂荣臻元帅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帅的回忆，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这张《山西日报》是如何得到的，聂帅没有说明。直到200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北京青年报》连载70位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才彻底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8月23日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杨家华是当年聂帅的警卫员），文中当事人回忆了当时到哈达铺的情形：
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对杨家华说：“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买了4块烧饼。老乡随手拿报纸一包，递给了他。
…… ……
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他转过身，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林彪一听，也显得很高兴。他想看看报纸，可是杨家华已经把报纸交给通讯员了。
聂帅警卫员杨家华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聂帅回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林彪、聂荣臻是红军先遣部队，他们先到哈达铺，故而有条件先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随大部队行军，还在后面，与林、聂部队有1天至2天的行军距离。
毛泽东等人随后到达哈达铺后，又找到了一批国民党报纸。别看哈达铺地处陇南山区，因这里盛产当归，药材商人众多，故此地还有一个罕见的邮政代办所。由于这个关系，使他们获得了许多重要信息。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比《山西日报》更权威的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根据《张闻天文集》提供的细节，当时中央领导人看到的是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和8月1日的《大公报》，这几天的《大公报》都详细地报道了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虽然《大公报》不是从正面报道红军的，但毛泽东等人完全可以从这些负面报道中寻找出有用的信息来。尽管《大公报》提供的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晚于《山西日报》，但中共高层领导人恐怕更相信《大公报》，毕竟《大公报》的权威度和可靠度要高于《山西日报》，何况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还当过《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相当于特约通讯员），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大公报》传播的信息。
可以肯定，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超群智慧和战略眼光，他们绝不可能只根据一张报纸提供的有用信息，就贸然决定红军的行军方向和行动目标，他们一定会根据多张报纸提供的多种信息，经过反复思考、深入探讨和综合考虑后，才会最后决定行动去向。仅靠一张《山西日报》或几张《大公报》，都不能构成决策的最终因素。
综上所述，是先有《山西日报》，后有《大公报》，再有杨尚昆所说的其他零碎消息，它们共同证实了陕北不但有红军而且还有根据地这一重大信息，从而为中央红军选择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不自觉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文只提到《大公报》而未提《山西日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疏漏和遗憾。研究者研究问题时，越占有更多的研究材料，就越有利于观点的形成和判断的牢实。占有资料，一靠个人积累，二靠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倘若于文视野更广阔一些，或许就进一步接近完美了。（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然而，细读于文，发现有几处引文不尽准确、论断不够严谨的地方。现拟提出，一则与作者共同探讨，二则求教于大方之家。
关于周恩来对范长江的谈话
于文写道：
至于《大公报》在长征宣传中的重要作用，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该报战地记者范长江时指出：“你在红军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于文引用的这段话，因为没有注明出处，就不知道从何而来。依我对范长江西北采访的研究经历来看，这段周恩来引文几乎全错。查范长江的《塞上行》一书的“陕北之行”一节，获悉情形是这样：范长江于1937年2月3日进入西安城，4日经朋友介绍，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范长江这样描述周恩来：“他有一双精神而朴素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剔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厚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接着，范长江写下了周恩来见他后的第一段话：
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将这段话同于文引用的那段话一比较，便可发现：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同一年月说的，但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于文引文出错，我推测：要么是转引时就错了，要么是凭记忆写错生成。
作为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我的体会是，史料引文和转引，万万大意不得，一定要亲自查实、查对，尤其是对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更是不可马虎。培养严谨细密的作风，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
关于《大公报》与红军落脚陕北
于文写道：
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据很多学者考证，这份报纸即为天津的《大公报》。
这个论断，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指《大公报》确实起了作用，说它不对，是指《大公报》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报纸也为红军奔赴陕北发挥了作用。
据我所知，第一个向中央红军提供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信息的报纸，是《山西日报》，此说来源于聂荣臻元帅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帅的回忆，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这张《山西日报》是如何得到的，聂帅没有说明。直到200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北京青年报》连载70位健在红军将士访谈录，才彻底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8月23日刊登的是《杨家华为遵义会议站岗》（杨家华是当年聂帅的警卫员），文中当事人回忆了当时到哈达铺的情形：
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聂荣臻一放下行李，就对杨家华说：“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买了4块烧饼。老乡随手拿报纸一包，递给了他。
…… ……
杨家华清楚地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聂荣臻像往常一样，看得特别认真。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两眼像被定住了一样。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然后，他转过身，兴奋地对林彪说：“陕北还有根据地，刘志丹、刘志丹带着一支队伍在陕北！”林彪一听，也显得很高兴。他想看看报纸，可是杨家华已经把报纸交给通讯员了。
聂帅警卫员杨家华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聂帅回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林彪、聂荣臻是红军先遣部队，他们先到哈达铺，故而有条件先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随大部队行军，还在后面，与林、聂部队有1天至2天的行军距离。
毛泽东等人随后到达哈达铺后，又找到了一批国民党报纸。别看哈达铺地处陇南山区，因这里盛产当归，药材商人众多，故此地还有一个罕见的邮政代办所。由于这个关系，使他们获得了许多重要信息。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比《山西日报》更权威的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根据《张闻天文集》提供的细节，当时中央领导人看到的是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和8月1日的《大公报》，这几天的《大公报》都详细地报道了有关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虽然《大公报》不是从正面报道红军的，但毛泽东等人完全可以从这些负面报道中寻找出有用的信息来。尽管《大公报》提供的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晚于《山西日报》，但中共高层领导人恐怕更相信《大公报》，毕竟《大公报》的权威度和可靠度要高于《山西日报》，何况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还当过《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相当于特约通讯员），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大公报》传播的信息。
可以肯定，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超群智慧和战略眼光，他们绝不可能只根据一张报纸提供的有用信息，就贸然决定红军的行军方向和行动目标，他们一定会根据多张报纸提供的多种信息，经过反复思考、深入探讨和综合考虑后，才会最后决定行动去向。仅靠一张《山西日报》或几张《大公报》，都不能构成决策的最终因素。
综上所述，是先有《山西日报》，后有《大公报》，再有杨尚昆所说的其他零碎消息，它们共同证实了陕北不但有红军而且还有根据地这一重大信息，从而为中央红军选择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不自觉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于文只提到《大公报》而未提《山西日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疏漏和遗憾。研究者研究问题时，越占有更多的研究材料，就越有利于观点的形成和判断的牢实。占有资料，一靠个人积累，二靠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倘若于文视野更广阔一些，或许就进一步接近完美了。（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