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从叶子上滑落下来,滴在地上,就像打在软软的心头上,一阵颤动。记忆像一坛埋在地下的老酒,时间越长,酒香越醇,越散发开去。
　　祖国四十周岁时,我九岁,叉着腰,衣服脏兮兮的,就像刚从油罐子里爬出来。有时在整个镇子像风一样走走停停,有时还偷拿大人的墨镜,罩在脑袋上,不用说话就是一部笑剧。记得那年教我的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师,吃东西时很少张开嘴巴,只看见嘴唇两边在蠕动着。尽管年纪很大,他还常说要带我们一班同学到他乡下的田里玩。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站了起来说:“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制造航天飞船。”二十年来,我一直为当年脱口而出的话愧疚。毕竟自己走上了一条离科学家越来越远的道路。
　　祖国五十周岁时,我十九岁。那年高考,每逢周末,教历史的向老师总邀我到他家去,炒点小菜,或者上街买油炸土豆丝、猪耳朵。吃完饭后,老师拿出他以前发表在《青年文摘》上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中国的脊梁》,里面有一句“谭嗣同、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不就是挑起中国历史的脊梁吗?”我一直想着这句话,默默努力着。老师又拿出一叠他以前读大学的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等,打开书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笔迹。老师说:“你看,笔迹都有三种颜色,我读了不止一遍了。”我很惭愧,发誓一定要以最好成绩回报老师。
　　结果我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录取了。我第一次带着行李出远门,走在宽阔的深南大道上,那种新鲜的感觉,恐怕我这一辈子都难再找回来。干净的马路,美丽的马路,灯火辉煌的马路,我趴在长途车车窗上往外看,就像刘姥姥进城一样,怎么看也看不够。手里揣着入学通知书,天没亮我就在学校等候报到。手续办完后,一个高个子师兄便左右开弓地抱起我大堆的行李,带着我就直奔宿舍,边走还边仔细地跟我介绍周围环境。我至今还深深怀念着师兄的这份热情。深大的生活就像个倒不空的盒子,让我心里有种莫名颤动。如果要给当时的我画个像,我想画条虫子,一条爬在书堆里的虫子,狠命地啃,啃。有时在图书馆看着窗外树上叶子纷纷摇落下来,脑海又浮现那句话:“谭嗣同、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不就是挑起中国历史的脊梁吗?”我想起了老师。可等我回去看他时,他已经到北京考研究生去了。
　　祖国六十周岁时,我二十九岁。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拿着粉笔,捧着课本,站在讲台,总感觉讲台底下是无限的理想、无限的愿望。我给每一届学生介绍台湾高震东校长的演讲《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如果我们每一个都尽好自己责任,我们祖国能不强盛吗?”学生激动,我更是激动,我想起老师曾经的文章《中国的脊梁》。
　　想起刚参加工作那年和江师兄一起准备迎接省一级评估的宣传画册。那时,夜已经很深了,校园静悄悄的,像到处被泼了墨,浓黑浓黑的。校长来看我们,师兄只夸我默默地做事。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只用大嘴巴腼腆地笑着。然后我又到各个楼层转了一圈,仔细地检查新班牌是否挂了上去。等到我再回到软件制作室,室内还是我们两个。对着电脑屏幕,我的眼睛似乎被胶水粘住了,睁也睁不开。我只好跟他说:“师兄,我熬不住了。”“那你帮我打一份河粉,再去休息吧。”这已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早晨,我刚进校门就碰到师兄,他高兴地告诉我,凌晨五点他已经做完了画册,现在正赶着去开行政会。我愕然:五点?现在七点,才睡了两个小时!这人是铁打的?师兄嘱咐我:“做好一件事很容易,可同时能做好几件事便很不简单了。”
　　虽然教育的现状总被人指指点点,但我总为像师兄一样的人莫名地激动。还有我的导师李庆明。他是位学者型校长,在江苏崇明岛上埋头搞教育实验,据说三年来没有回过一次家。在深圳六年了,他跟我们说:“这是我泣血改革的六年。”为教育而执着,为教育而疯狂,为明天而坚持。老一代名师有的如今还在,留给我们一个个成熟、朴实的课堂,一个个至理的教育思想。新一代名师已经起来,他们又在探索,留给我们许多清新又无尽的思考。他们为了教育而疯狂,我为了他们而激动!在伟大、神圣的事业面前,我算是什么?我希望自己从头到脚也奔涌着这种疯狂。只要有谁划着根火柴,所有的疯狂便会喷涌而出燃烧起来,把祖国这可爱的事业烧成火红火红的。
　　每天清早起来,在道路尽头、在树梢上,我总看到那轮正要喷薄而出、金黄得快要被点燃的太阳。年轻的我赶着去上班,赶着去面对那比我更年轻的充满憧憬的一代。有的孩子已经不会像我当年那样脱口而出“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制造航天飞船”,但老师文章里的话却始终闪耀在心头,就像眼前这喷薄而出的太阳一样,金光闪闪。
　　
　　(作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区梅华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