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丰富的作品，大抵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会引起解读的多义，因此，鲁迅才会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金瓶梅》当然是另一部争议巨大的作品，即使今日，多少读者仍不过将其作为猎艳的“千古第一淫书”来看，然而清人张竹坡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之书。他在《竹坡闲话》中说，《金瓶梅》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泄愤之作，这与“淫书”的看法实在南辕北辙。
　　刘第红新作《单位人》，也是一部存在争议的作品。作者以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手法，描写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某杂志社里各色人物的命运。“单位”是一个具有中国意味的词语，往往含有特殊的利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的作用等内涵。刘第红以自己熟悉的领域杂志社为空间范畴，以单位改制的转型期为时间范畴，展示小说家对社会、人生、人性深入的体察：在这种非常的时空之下，单位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权力本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得以较为集中的体现。
　　小说采用非常有意思的复调叙事。一方面，作者透过死者编辑部主任老黄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在尼采声称“上帝已死”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全知全能型叙事已经稍显“落伍”的时候，这种视角看起来显得传统，甚至可能被质疑“老土”。然而藉由死者而不是一个仍然活着的人来提供全知型视角，在本部小说中是一个极其有益的探索，它既能够增加整个叙事的可信度，又帮助揭穿其他当事人的自我美化和矫揉造作，直达事件的实质，还原事件的真相。这就涉及到这部小说复调叙事的另外一面：在这个全知全能型视角的观照之下，男人、女人、领导、下属、冲突多方又纷纷各说自话，展示事件不同的侧面。在争夺编辑部主任的“斗争”中，郑总、傅总这两个领导岗位的人物各有一个番说辞，贞姐、倪姐、方姐这些竞争者也都有为自我呈现的机会。贞姐在这个过程中心情就像过山车，最终理解了老黄的死；倪姐的心思如死水泛起了细小的波澜；方姐则本着“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会闹的女人有人疼”的原则为自己争取利益。看起来每个人都义正言辞、真理在握的样子，其实多是蝇营狗苟之辈、自视甚高之徒。他们在表露自我的时候，可以非常直白甚至粗鲁，人物会自我辩驳乃至颠倒黑白，有时会误导读者信以为真、信以为善，然而有老黄这个已经出离人间、出离单位之外的全知者，为我们抽剥出事件的本源、人物的本来面目，人内心真正的关切所在，我们可以拨开人物自己设置的迷障，窥测到他们的真实内心和隐秘世界。
　　这种叙事方式，看起来是向西方小说借鉴的产物，然而与中国传统戏剧的科白可能更为相似。科白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道白，在传统戏剧的表演中，人物首次登场时往往有一番道白自表身份和经历，不仅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如此，对剧情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人物出场时大抵如此。比如元杂剧《窦娥冤》，蔡婆婆作为第一个登场的人物，自报家门“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及至窦天章出场：“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赛卢医出场：“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著生药局。”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具有这样科白表明身份的特征，元杂剧的喜剧中这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让人物自己说话，尤其是自曝其丑而不自觉，远比他者的批判更有力，当然，也更有趣。《单位人》或是借鉴了这种方式，藉由不同人物的自述，在他们彼此冲突、彼此印证的“科白”中，人性中自我美化、粉饰太平的那些小心思被逐一拆穿，在拆解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单位人》对人性的批判。
　　作者的雄心不仅于此，他试图通过单位变革时期各类人物的行与思，展开社会道德层面的宏大叙事。小说对西莞城市色情行业的展示，让人无法不联想到前几年的东莞，而郑总以权谋私以考察之名行色情之实，道出了多少大小领导的生存常态。小秦丈夫受伤不能满足她的床笫之欢，她主动勾引单身汉小王又将其抛弃。小王自暴自弃长期出入声色场所，差点染病在身。你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小说里那么多人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耗费在“性事”上。《牡丹亭》讲求至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而这些“单位人”讲求“至性”简直也同样达到“性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地步，小王、小秦和郑总，他们多数行动的出发点都在于性的满足。
　　如果说这些涉及情色与性欲的行为属于私德领域，尚可不予置评，那么郑总接受办公室大额贿赂、以权谋钱、谋色、谋家庭利益，其龌龊、卑微、贪鄙是可忍孰不可忍。糜姐以色谋位当上办公室主任，其恬不知耻的丑态何其让人震惊！小说里几乎每个人在面对个人权益的时候都表现得极其自私，有的如傅总为享受正处级待遇而向郑总妥协，又为了打倒郑总而变得无比偏执，有的如小秦当编辑不成记恨傅总，指使丈夫破坏其职位升迁，有的如段总因为房子问题在郑总与傅总之间变成墙头草。原则可以抛弃，底线可以撤退，甚至助纣为孽、颠倒黑白，个人利益成为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圭臬，其他说辞不过是幌子。这就不仅仅关乎私德，而是这个单位、这个社会的整个道德标准发生了偏移，是非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这或许才是作者真正要批判的。顺带着，小说对莞式服务、订杂志吃回扣、评委收红包等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或含沙射影的讽刺。
　　当然，在这众生昏聩的单位里，在人性幽暗的灰色地带，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光明人性的期许。即使如郑总这样不堪的人凌驾在单位之上，整个杂志社氛围混浊、正气不昌，小说至少有两个人并没有沉沦到深渊里去，那就是老黄和傅总，二者都是和作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老黄在小说里既是一个全知型的叙事者，又起着对小说演进的推动和串联作用。他相当于作者的一个侧影，作者借他之口呈现自己的价值评判。他对仍在阳间的单位里挣扎和沉沦的同仁有同情，为一直敬仰的傅总感到惋惜，对死去的贞姐有劝慰和无奈，这些情感以及背后的价值，实乃是作者的情感、作者的价值、作者的关怀。
　　让人唏嘘的傅总，是小说里为数不多具有生命亮色的人物，用他曾经的对头小秦的评论：“一不卖淫，二不嫖娼，三不贪污，四不受贿，是挑着灯笼难找的好干部”，就连他和小倪的婚外情，都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走到小秦、小王、郑总那样肉体沉沦的境地。作者甚至借老黄之口对这爱情表达出强烈的艳羡：“这种爱是畸形的，但我却认为它是美好的，是值得讴歌与赞颂的，”因为这种爱是“内心的充实、满足、愉悦、幸福”，“是纯粹的，与金钱无关，与肉体无关，超越了世俗，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当他因与郑总的争权夺利而“误入歧途”的时候，小说借老黄之口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和体谅。像傅总这样凭着真才实学在单位立足、在人格上总体较为康健的人物，寄寓了作者期待的理想人格，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但值得我们尊敬和体谅。
　　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过分依赖个人的感觉，写作者也常常会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幽微之处的洞察，诱导我们对一些行为或思想上不那么光亮的人物仍然抱持同情和体谅的态度。但是，不管处于什么时代，不管对个人如何宽宥，总有一些基本的是与非，总有一个基于事实的基本道德判断存在，需要一些恒常的价值观撑起社会的脊梁。傅总和老黄一样，是踏实的行动者而非虚夸的“反对派”，是愿意做事情的人，是體制得以顺利运转、单位能够继续存在的基石。
　　作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不一定表明《单位人》乃《金瓶梅》一般的泄愤之作，非得牵强地对应作者本人曾有过类似的遭遇。考虑到作者的杂志社工作背景，其对傅、黄二位的特殊情感和期许态度，毋宁说作者藉由长期在杂志社这样一个“单位”的经历和感悟，对傅、黄二位人物具有深深的理解，这种感情不是一种“自怜”，而是一种态度，对他所识得的一切与傅、黄相类的单位人的态度。这是一种诗意的态度，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责任编辑 龙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