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中有的人要比其他人活得更长，国家和地区间的平均寿命预期也存在差异。预期寿命垫底的国家是斯威士兰，至今仍未超过50岁。最长寿的是中国香港，新生儿平均可以活到84岁。
　　1960年，全世界国家可以根据死亡情况分为两类。第一类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壽命预期较低，从马里的28年到萨尔瓦多的略少于50年。第二类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要少得多，但平均寿命预期更高—挪威、冰岛、荷兰和瑞典人平均可以活73年。
　　此后，香港超过了北欧集团，还有日本（84年）、意大利（83年）、西班牙（83年）和瑞士（83年）。如今，香港人可以预期他们的孩子比1960年时多活17年；日本新生儿可以多活16年；冰岛新生儿可以多活10年。
　　全球而言，寿命预期的这一增加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结果。妇女寿命预期增幅尤其可观，平均而言，她们能比男性多活3年。比如，冰岛男性和女性的寿命预期，分别为81岁和84岁。
　　但寿命预期在一国内部也有可能表现出重大的贫富差异。据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新研究，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要比最穷的1%多活近15年；而最富有的1%的美国妇女，要比最穷妇女多活10年。
　　此外，这一差距随时间而扩大。在过去15年中，最富有5%的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男性增长了两年，女性增长了3年。与此同时，最贫穷的5%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男性只增加了3个月，女性则几乎保持不变。
　　与关于许多美国人健康状况恶化的最新报告一样，这一寿命预期的差异不仅仅反映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反映了获得医疗资源的不平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的共和党人，似乎还想通过废除和取代2010年平价医疗法（“奥巴马医保”）剥夺2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美国人的寿命预期（相对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会继续下降。比如，1960年至今，美国人平均寿命预期从70岁增加到79岁，而意大利人从69岁增加到83岁。1960年，普通美国人要比普通意大利人多活一年，而如今，普通意大利人要比普通美国人多活4年。
　　美国平均寿命预期增长速度不及欧洲，部分原因在于1999年以来许多中年美国白人寿命缩短，而这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类鸦片药物使用过量和自杀造成的。事实上，1981年以来，类鸦片药物使用过量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和艾滋病一样多。
　　现代社会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出现如此程度的寿命预期下降，是非常罕见的。近几十年来，仅有的几次类似情况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以及艾滋病爆发后的非洲。
　　因此，加剧的不平等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财富和权力问题，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乎生死的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近几年来不平等性成为美国和欧洲政治日程上最热烈的话题。在2016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抨击了美国不平等性恶化的问题。事实上，他和当选总统之间的距离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小得多。而特朗普—就像英国的“脱欧”阵营—受到了许多自感被社会抛下的选民的拥戴。
　　尽管1945年就已经成立，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最近才开始对其成员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予以足够关注。现在，IMF已经意识到，不平等性会拖累经济增长，开始与一些成员国讨论不平等性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些观察者对IMF的这一新方针嗤之以鼻，认为不平等性加剧无非反映了人们把选票投给了谁。但是，那些宣称应该追求不平等性的人，和那些认为失业永远是自愿的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仍坚持这一点）其实是相似的。
　　事实上，当不平等性加剧时，民主会遭到打击。因此，美国在一项著名的世界民主排名中成绩下滑，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部分人都不想失业，或被社会抛下，或活得更短命—只有那些为选民限制了选项的人，才会认为人们是自愿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