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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自2010年“微博元年”，微博用户从6311万，爆发增长到2015年年底的2.04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1]。这种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新的传播工具往往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摧毁了中世纪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电影和录音技术的出现，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代之以大众文化。基于web2.0的新型社会互动方式对传统社会互动、组织行为发起挑战。正如西班牙社会学家纽曼·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言，我们的社会结构正由信息技术通过创新形式的社会互动而改变，这些社会互动正在取代一体化的等级制度作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的地位。本文以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为框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入手，分析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改变大众文化趣味形成方式，“拉平”现代社会科层制的过程，并阐述其对现代社会分层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流派
社会分层研究（socialstratification）是社会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论题之一。分层（stratification）这个词来自地质学中的stratify，指的是地质的沉积成层现象。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采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来比喻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现实社会中，“人们由于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条件而具备不同的财富或权力，也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2]。社会分层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分层理论主要表现为三个流派：一个是以卡尔·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冲突论社会分层理论；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M.Weber）为代表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3]；另一个是由涂尔干开创的社会分层功能论。马克思的分层理论主要是依据人们在一定生产和交换方式中的地位来界定和划分阶级，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决定了其阶级地位。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多强调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同社会分层的冲突和矛盾。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分层的观点不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是由物质的因素决定的。韦伯将社会团体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阶级，在社会领域存在着身份地位群体或声望群体，在政治领域存在着政治派别即政党[4]。简而言之，韦伯的社会分层有三个维度：财富、声望和权力。在韦伯之后，吉登斯、帕金和柯林斯成为新韦伯分层理论的代表。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则是开创了社会分层功能论。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对于社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金斯利·戴维斯和维尔伯特·摩尔继承了涂尔干的生物有机体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为了满足复杂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美国学者帕森斯则提出社会分层系统功能论。
从本质上讲，社会分层是关于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中国学者李强在格鲁斯基（DavidB.Grusky）七种资源的基础上，提出“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十个社会分层的维度[5]。
从上文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简要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社会分层理论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分析社会分层的维度、方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但这些理论往往缺少对社会分层中群体互动方式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基于web2.0社会互动中，社会分层是如何实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群体的互动方式入手以链条的方式串联起群体、互动方式和社会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从社会心理学的互动仪式链视角切入，通过对社会互动方式对大众文化趣味的重构和“拉平”科层制两方面，探索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参与社会分层的机制及其过程。
二、微博互动与大众趣味重构
1.社会分层———仪式互动视角
现代社会消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并不代表社会分层的消失。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集体心理学认为，社会的整合与链接并非是契约式的，而是通过宗教、图腾等充满高度情感能量的仪式整合起来。仪式创造了符号、道德、禁忌。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6]的拟剧论提出了“互动仪式”的概念，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互动其实质是一种仪式。戈夫曼认为，自我通过后台区域的控制、剧班的共谋、观众的乖巧等策略，产生表演出来的自我。在社会互动中，自我通过对前台的舞台设置、理想化、神秘化、剧班表演、区域（后台）行为的控制，实现印象管理。
美国学者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涂尔干集体心理学、戈夫曼拟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涵盖人格、互动、社会三个领域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在群体心理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两者之间的关键环节是互动仪式，其中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链中关键的变量。仪式是一种相互关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根据与仪式中心接近的程度不同，群体成员产生了等级分化。因此，柯林斯认为，“仪式具有双重的分层作用：在仪式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分层；也在仪式内部，在仪式的领导者和仪式追随者之间分层”[7]。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从互动仪式的角度指出，在我们日常互动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等级隐蔽建构的方式。现实世界的人们通过不同的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链接在一起，而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的不平等分布再生产出了社会的等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同心网结构，虽然与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相比，人人之间已经实现了“平等”，但事实上，由于在核心、边缘的距离，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严格的社会分层。 2.社会分层———文化区隔视角
早在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nblen）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一书，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8]。近乎一个世纪之后，布迪厄（PierreBourdieu）发表了《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区隔》中的文化分层理论认为，“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9]。保罗·福塞尔[10]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中更是以犀利的笔触精确地描述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如果我们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与布迪厄和福塞尔所说的“趣味”结合起来，那么“趣味”就可以理解为互动仪式链理论中的关注焦点。在现代社会中，由传统大众传媒所“捧红”的明星、名流成为现代社会的关注焦点。人们根据“趣味”，即关注焦点的不同划分出阶层。而在同一个互动仪式中，根据距离关注焦点的远近划分高下，制造出了名流、观众这一分层。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由消费主义所主导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一种精英统治大众的手段，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的角度来说，精英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互动仪式的中心，也制造了社会分层。
3.微博互动与大众趣味重构
沃纳（W.LloydWarner）在《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1]。科尔曼（James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12]。以微博为代表的基于web2.0的互动方式将信息互动、人际互动、社交网络整合在一起[13]，形成群体，并产生了“群体集会”的效果。传统大众传媒以引领“趣味”的方式塑造了大众文化，而这种基于web2.0新型互动方式摆脱了传统大众传媒对“趣味”的操控，以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民主的”方式重构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这个重构的过程是从以下两方面完成的。
首先，在微博互动中，是基于绩效和成就的。在传统集权制的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中，地位是按照某些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分配的，是有既定的位置所赋予的。而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组织状态，没有集权制的管理权威，在权力结构上呈现水平结构的权力关系，组织中所有成员基于平等原则互相合作。微博碎片化的话语方式，“破坏了传统文化秩序的基础，大众文化所包含的平等与民主成为潮流”[14]。在这种新型互动方式中，社会地位不表现在传统的种族、财产、头衔、职业、阶级等方面；社会地位不是分配的，而是赚来的，是通过宣扬独一无二的个人身份而获得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个人表现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事实而非价值的地位分配中，专业效率和效力成为可衡量的事实。
其次，在微博互动中，社会地位来自于声誉。韦伯和帕森斯都认为，社会声望资源是形成群体分层的重要维度之一。帕森斯[15]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帕森斯的观点在传统大众传媒的互动方式中，屡试不爽。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通过控制“趣味”决定大众可以看到什么、消费什么。名流、明星可以“被捧红”，也可以“被雪藏”，更可以“被封杀”。以商品消费为例，在传统大众传媒社会，商人通过广告宣传产品建立品牌。事实上消费者能消费什么是由市场能提供什么或者是说市场让消费者知道什么决定的。娱乐业的巨头充当文化趣味的把关人，他们决定大众应该看什么，告诉大众什么是流行的，他们应该消费什么。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并不掌握在大众手中，而是掌握在精英手中。而在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中，这样的情况却很难发生。新型互动中的“声誉”不同于传统社会被赋予甚至是继承的名望，而是个体在互动中通过“个人喜好”积聚建立起来。网络将这种“积聚”现象称之为“吸粉”。“罗辑思维”在创办两年之后吸纳了近500万的铁杆粉丝，就是在新型互动方式下具有相同趣味的人群主动聚集的实例。在网络世界，消费者可以买到市场所有商品的98%，每个消费者都有发言权。淘宝的商家评级系统是消费者的重要参考，买家留言成为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声誉创造信任，基于信任，产生忠诚。而一旦互动中有声誉的一方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产生信任危机，民众会用脚投票，选择退出。在新型互动方式中，大众“趣味”成为一种主动选择，而非被强加，大众“趣味”正在被重新构建，形成无数“小众”趣味的集群。
三、微博互动与科层制
在马克斯·韦伯的三元社会分层理论中除了财富和声望这两个维度，还包括政治权力这一维度。戈夫曼的拟剧论也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与权力等级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互动。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通过“拉平”社会组织中的科层制，对社会分层产生深远影响。
1.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从定义上说，科层制就是其结构和运行均为成文的规章制度高度控制的组织和制度。现代科层制度，也就是韦伯所称的“纯粹理性科层制度”，出现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理性科层制具有如下特征：法律法规规定的固定明确的管辖范围；明确的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上级监督下级工作；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的行政管理；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根据资历或成绩而晋升；按照级别发给固定薪金并享受退休金待遇；实行照章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的原则[16]。韦伯认为理性科层制的价值在于效率、稳定和平等三大价值体系。
社会学学者对科层制也提出不同意见。韦伯在赞美科层制在扩大组织规模、加强控制、提高效率等方面所发挥正功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担忧。韦伯写道，“效率的逻辑残酷地而且系统地破坏了人的感情和情绪，使人们沦为庞大的科层制机器中附属的而又不可缺少的零件”。著名学者、法国社会学家克罗茨（MichleCorizer）[17]的“科层制的低效率刚性”模型指出科层制可能导致的效率低下。 而罗伯特·默顿（RobertMorton）在《科层制结构和人格》一文中指出了“科层制中的冲突”，继而提出“科层制的反功能理论”[18]。在默顿看来，一旦科层制的过度扩张危及社会功能结构，危机就发生了。科层制度过度扩张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社会和科层制度两方面的危机，即科层制度的过度扩张危害社会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科层制度过度扩张引起的科层制度本身危机。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削弱了科层制度的效能，背离了科层制度的价值目标，对科层制立基的社会机体产生侵害和功能瓦解。德国当代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19]（JurgenHabermas）把科层制的危害称为“系统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科层制官员的“非人格”特征，科层制的操作“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特征使得科层制极易滑向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和权利异化[20]。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理性科层制是现代国家最常见的基本组织形式。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互动方式，通过抽离“舞台设置”、缩短互动仪式链，“拉平”科层制，对传统社会分层提出了挑战。
2.微博互动与“科层机构”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正式社会机构中的“舞台设置”是自我印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构社会等级秩序的微观基础，是自我呈现中获得支配权的重要方式。每一个正式的机构，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等级和角色分明的“剧班”，正式机构的表演是一个“剧班”的共谋。“剧班”可以通过控制“舞台设置”，“允许剧班运用策略的手段来决定观众所能获得的信息”[21]。在传统社会互动关系中，个人与机构往往是“观众”与“剧班”之间的关系，个人面对庞大的正式机构往往是无力的。无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双方资源的多寡，而在于互动方式的支配关系。这种互动方式决定了个人必须要服从机构的“表演规则”，并不得已成为这种“表演”的一部分。在个人与机构的“合谋”过程中，社会的等级秩序同时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权力的支配关系无处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互动恰恰是权力建构的基础。而权力的等级强度与互动程序的繁杂性、链条长度形成正比，即一个社会的等级机构越是森严，这个社会的互动程序就越是繁杂。
然而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互动中，无论是个体、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只有一个名称。当用户想要与某一个体、企业或政府机构互动时，他只需使用@的符号：
在上面的微博互动中，济南便衣韩炜在反扒行动中抓获了一名小偷，并缴获一个钱包。钱包属于一名苏姓的大学生，为了寻找苏某，韩炜将这一信息用@符号反映给“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济南公安”微博。而“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找到了苏某，通报了案情的最新进展。“济南公安”转发了这一微博，并表示“祝贺”。
在web2.0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企业等正式机构“进驻”微博参与互动，正式机构的“舞台设置”已经被抽离，互动者双方的身份趋向平等，个体与机构的不对等关系被极大改观。在微博互动中，失去“舞台设置”的机构已经由“剧班”变身为“个体”。当用户需要与某一机构沟通时，并不需要去面对企业、政府机构繁文缛节的限定：门卫的盘问、秘书的预约、官僚机构的推诿。在微博互动中，互动的程度被极大简化、互动链条被拉平，用户只需要用“@”符号便能够消解现实社会冗杂的互动方式。在微博互动中，个体与掌握组织、经济资本的政府结构、企业处于同等的地位，拥有同等程度的话语权。当个体在面对机构时，不再需要面对“舞台设置”以及相应表演仪式的“规训”。随之产生的后果是，新型互动的仪式链条被极大地压缩，社会的等级结构也在日益趋向扁平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互动方式通过对舞台设置的抽离、互动仪式链的缩短，逐渐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等级秩序从而“拉平”科层制。
四、结论
微博作为社会性媒体的代表，其互动方式将大众传媒由传播时代带入交流时代。基于web2.0的微博互动方式重构了大众文化的“趣味”，“拉平”了社会科层制。新型互动方式产生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社会分层正在形成当中。这种新型的社会分层方式对社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索。
注释
[1]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572.html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学海》2006年第4期。
[6]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8]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Taylor&FrancisRoutledge，1984.
[10]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11]李蕙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3]李霞：《新型社会媒体的社会心理学视角解析》，《南开大学》2013年。
[14]李美敏：《从小众欣赏到大众狂欢———解读web2.0时代的微博文化》，《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期。
[15]侯钧生、韩克庆：《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两种理论范式》，《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1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7]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18]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0]李德全：《科层制及其官僚化过程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
[21]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一、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流派
社会分层研究（socialstratification）是社会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论题之一。分层（stratification）这个词来自地质学中的stratify，指的是地质的沉积成层现象。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采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来比喻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现实社会中，“人们由于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条件而具备不同的财富或权力，也因此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2]。社会分层理论对于研究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分层理论主要表现为三个流派：一个是以卡尔·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冲突论社会分层理论；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M.Weber）为代表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3]；另一个是由涂尔干开创的社会分层功能论。马克思的分层理论主要是依据人们在一定生产和交换方式中的地位来界定和划分阶级，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决定了其阶级地位。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多强调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同社会分层的冲突和矛盾。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分层的观点不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是由物质的因素决定的。韦伯将社会团体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阶级，在社会领域存在着身份地位群体或声望群体，在政治领域存在着政治派别即政党[4]。简而言之，韦伯的社会分层有三个维度：财富、声望和权力。在韦伯之后，吉登斯、帕金和柯林斯成为新韦伯分层理论的代表。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则是开创了社会分层功能论。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对于社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金斯利·戴维斯和维尔伯特·摩尔继承了涂尔干的生物有机体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为了满足复杂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美国学者帕森斯则提出社会分层系统功能论。
从本质上讲，社会分层是关于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中国学者李强在格鲁斯基（DavidB.Grusky）七种资源的基础上，提出“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十个社会分层的维度[5]。
从上文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简要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社会分层理论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分析社会分层的维度、方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但这些理论往往缺少对社会分层中群体互动方式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基于web2.0社会互动中，社会分层是如何实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群体的互动方式入手以链条的方式串联起群体、互动方式和社会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从社会心理学的互动仪式链视角切入，通过对社会互动方式对大众文化趣味的重构和“拉平”科层制两方面，探索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参与社会分层的机制及其过程。
二、微博互动与大众趣味重构
1.社会分层———仪式互动视角
现代社会消除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并不代表社会分层的消失。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集体心理学认为，社会的整合与链接并非是契约式的，而是通过宗教、图腾等充满高度情感能量的仪式整合起来。仪式创造了符号、道德、禁忌。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6]的拟剧论提出了“互动仪式”的概念，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互动其实质是一种仪式。戈夫曼认为，自我通过后台区域的控制、剧班的共谋、观众的乖巧等策略，产生表演出来的自我。在社会互动中，自我通过对前台的舞台设置、理想化、神秘化、剧班表演、区域（后台）行为的控制，实现印象管理。
美国学者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涂尔干集体心理学、戈夫曼拟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涵盖人格、互动、社会三个领域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在群体心理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两者之间的关键环节是互动仪式，其中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链中关键的变量。仪式是一种相互关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根据与仪式中心接近的程度不同，群体成员产生了等级分化。因此，柯林斯认为，“仪式具有双重的分层作用：在仪式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分层；也在仪式内部，在仪式的领导者和仪式追随者之间分层”[7]。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从互动仪式的角度指出，在我们日常互动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等级隐蔽建构的方式。现实世界的人们通过不同的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链接在一起，而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的不平等分布再生产出了社会的等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同心网结构，虽然与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相比，人人之间已经实现了“平等”，但事实上，由于在核心、边缘的距离，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严格的社会分层。 2.社会分层———文化区隔视角
早在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nblen）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一书，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8]。近乎一个世纪之后，布迪厄（PierreBourdieu）发表了《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区隔》中的文化分层理论认为，“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9]。保罗·福塞尔[10]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中更是以犀利的笔触精确地描述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如果我们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与布迪厄和福塞尔所说的“趣味”结合起来，那么“趣味”就可以理解为互动仪式链理论中的关注焦点。在现代社会中，由传统大众传媒所“捧红”的明星、名流成为现代社会的关注焦点。人们根据“趣味”，即关注焦点的不同划分出阶层。而在同一个互动仪式中，根据距离关注焦点的远近划分高下，制造出了名流、观众这一分层。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由消费主义所主导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一种精英统治大众的手段，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的角度来说，精英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互动仪式的中心，也制造了社会分层。
3.微博互动与大众趣味重构
沃纳（W.LloydWarner）在《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1]。科尔曼（James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12]。以微博为代表的基于web2.0的互动方式将信息互动、人际互动、社交网络整合在一起[13]，形成群体，并产生了“群体集会”的效果。传统大众传媒以引领“趣味”的方式塑造了大众文化，而这种基于web2.0新型互动方式摆脱了传统大众传媒对“趣味”的操控，以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民主的”方式重构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这个重构的过程是从以下两方面完成的。
首先，在微博互动中，是基于绩效和成就的。在传统集权制的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中，地位是按照某些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分配的，是有既定的位置所赋予的。而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组织状态，没有集权制的管理权威，在权力结构上呈现水平结构的权力关系，组织中所有成员基于平等原则互相合作。微博碎片化的话语方式，“破坏了传统文化秩序的基础，大众文化所包含的平等与民主成为潮流”[14]。在这种新型互动方式中，社会地位不表现在传统的种族、财产、头衔、职业、阶级等方面；社会地位不是分配的，而是赚来的，是通过宣扬独一无二的个人身份而获得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个人表现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事实而非价值的地位分配中，专业效率和效力成为可衡量的事实。
其次，在微博互动中，社会地位来自于声誉。韦伯和帕森斯都认为，社会声望资源是形成群体分层的重要维度之一。帕森斯[15]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帕森斯的观点在传统大众传媒的互动方式中，屡试不爽。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通过控制“趣味”决定大众可以看到什么、消费什么。名流、明星可以“被捧红”，也可以“被雪藏”，更可以“被封杀”。以商品消费为例，在传统大众传媒社会，商人通过广告宣传产品建立品牌。事实上消费者能消费什么是由市场能提供什么或者是说市场让消费者知道什么决定的。娱乐业的巨头充当文化趣味的把关人，他们决定大众应该看什么，告诉大众什么是流行的，他们应该消费什么。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并不掌握在大众手中，而是掌握在精英手中。而在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中，这样的情况却很难发生。新型互动中的“声誉”不同于传统社会被赋予甚至是继承的名望，而是个体在互动中通过“个人喜好”积聚建立起来。网络将这种“积聚”现象称之为“吸粉”。“罗辑思维”在创办两年之后吸纳了近500万的铁杆粉丝，就是在新型互动方式下具有相同趣味的人群主动聚集的实例。在网络世界，消费者可以买到市场所有商品的98%，每个消费者都有发言权。淘宝的商家评级系统是消费者的重要参考，买家留言成为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声誉创造信任，基于信任，产生忠诚。而一旦互动中有声誉的一方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产生信任危机，民众会用脚投票，选择退出。在新型互动方式中，大众“趣味”成为一种主动选择，而非被强加，大众“趣味”正在被重新构建，形成无数“小众”趣味的集群。
三、微博互动与科层制
在马克斯·韦伯的三元社会分层理论中除了财富和声望这两个维度，还包括政治权力这一维度。戈夫曼的拟剧论也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与权力等级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互动。基于web2.0的新型互动方式通过“拉平”社会组织中的科层制，对社会分层产生深远影响。
1.现代社会的科层制
从定义上说，科层制就是其结构和运行均为成文的规章制度高度控制的组织和制度。现代科层制度，也就是韦伯所称的“纯粹理性科层制度”，出现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理性科层制具有如下特征：法律法规规定的固定明确的管辖范围；明确的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上级监督下级工作；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的行政管理；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根据资历或成绩而晋升；按照级别发给固定薪金并享受退休金待遇；实行照章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的原则[16]。韦伯认为理性科层制的价值在于效率、稳定和平等三大价值体系。
社会学学者对科层制也提出不同意见。韦伯在赞美科层制在扩大组织规模、加强控制、提高效率等方面所发挥正功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担忧。韦伯写道，“效率的逻辑残酷地而且系统地破坏了人的感情和情绪，使人们沦为庞大的科层制机器中附属的而又不可缺少的零件”。著名学者、法国社会学家克罗茨（MichleCorizer）[17]的“科层制的低效率刚性”模型指出科层制可能导致的效率低下。 而罗伯特·默顿（RobertMorton）在《科层制结构和人格》一文中指出了“科层制中的冲突”，继而提出“科层制的反功能理论”[18]。在默顿看来，一旦科层制的过度扩张危及社会功能结构，危机就发生了。科层制度过度扩张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社会和科层制度两方面的危机，即科层制度的过度扩张危害社会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科层制度过度扩张引起的科层制度本身危机。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削弱了科层制度的效能，背离了科层制度的价值目标，对科层制立基的社会机体产生侵害和功能瓦解。德国当代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19]（JurgenHabermas）把科层制的危害称为“系统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科层制官员的“非人格”特征，科层制的操作“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特征使得科层制极易滑向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和权利异化[20]。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理性科层制是现代国家最常见的基本组织形式。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互动方式，通过抽离“舞台设置”、缩短互动仪式链，“拉平”科层制，对传统社会分层提出了挑战。
2.微博互动与“科层机构”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正式社会机构中的“舞台设置”是自我印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构社会等级秩序的微观基础，是自我呈现中获得支配权的重要方式。每一个正式的机构，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等级和角色分明的“剧班”，正式机构的表演是一个“剧班”的共谋。“剧班”可以通过控制“舞台设置”，“允许剧班运用策略的手段来决定观众所能获得的信息”[21]。在传统社会互动关系中，个人与机构往往是“观众”与“剧班”之间的关系，个人面对庞大的正式机构往往是无力的。无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双方资源的多寡，而在于互动方式的支配关系。这种互动方式决定了个人必须要服从机构的“表演规则”，并不得已成为这种“表演”的一部分。在个人与机构的“合谋”过程中，社会的等级秩序同时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权力的支配关系无处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互动恰恰是权力建构的基础。而权力的等级强度与互动程序的繁杂性、链条长度形成正比，即一个社会的等级机构越是森严，这个社会的互动程序就越是繁杂。
然而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互动中，无论是个体、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只有一个名称。当用户想要与某一个体、企业或政府机构互动时，他只需使用@的符号：
在上面的微博互动中，济南便衣韩炜在反扒行动中抓获了一名小偷，并缴获一个钱包。钱包属于一名苏姓的大学生，为了寻找苏某，韩炜将这一信息用@符号反映给“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济南公安”微博。而“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找到了苏某，通报了案情的最新进展。“济南公安”转发了这一微博，并表示“祝贺”。
在web2.0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企业等正式机构“进驻”微博参与互动，正式机构的“舞台设置”已经被抽离，互动者双方的身份趋向平等，个体与机构的不对等关系被极大改观。在微博互动中，失去“舞台设置”的机构已经由“剧班”变身为“个体”。当用户需要与某一机构沟通时，并不需要去面对企业、政府机构繁文缛节的限定：门卫的盘问、秘书的预约、官僚机构的推诿。在微博互动中，互动的程度被极大简化、互动链条被拉平，用户只需要用“@”符号便能够消解现实社会冗杂的互动方式。在微博互动中，个体与掌握组织、经济资本的政府结构、企业处于同等的地位，拥有同等程度的话语权。当个体在面对机构时，不再需要面对“舞台设置”以及相应表演仪式的“规训”。随之产生的后果是，新型互动的仪式链条被极大地压缩，社会的等级结构也在日益趋向扁平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互动方式通过对舞台设置的抽离、互动仪式链的缩短，逐渐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等级秩序从而“拉平”科层制。
四、结论
微博作为社会性媒体的代表，其互动方式将大众传媒由传播时代带入交流时代。基于web2.0的微博互动方式重构了大众文化的“趣味”，“拉平”了社会科层制。新型互动方式产生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社会分层正在形成当中。这种新型的社会分层方式对社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索。
注释
[1]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572.html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学海》2006年第4期。
[6]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8]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Taylor&FrancisRoutledge，1984.
[10]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11]李蕙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3]李霞：《新型社会媒体的社会心理学视角解析》，《南开大学》2013年。
[14]李美敏：《从小众欣赏到大众狂欢———解读web2.0时代的微博文化》，《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期。
[15]侯钧生、韩克庆：《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两种理论范式》，《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1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7]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18]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0]李德全：《科层制及其官僚化过程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
[21]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