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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和《金锁记》中的姜长安，两者有着相似的玩偶经历，但不同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造成了二人对于命运走向的不同选择：走与留。但无论是出走还是留守，娜拉与长安都无法走出一条光明之路。娜拉与长安的人生轨道折射出各自所处时代的女性生存境遇，也留给了世人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无穷思考。
关键词： 娜拉 姜长安 玩偶 人生轨迹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创作了惊世名作《玩偶之家》，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震动了整个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娜拉被不断地谈及、议论、分析，恩格斯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被傅雷誉为张爱玲“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其中的姜长安是仅次于曹七巧的女主角和真正有着完整故事性的人物,她的一生是为了自尊与顺从而不断放弃的一生。娜拉与长安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各自所处时代的女性生存境遇，也留给了世人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无穷思考。
一、相似的玩偶历程
娜拉出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接受玩偶式的教育。在跟父亲过日子时，就一直随着父亲的意见走。父亲叫她“泥娃娃孩子”，把她“当作一件玩意儿”。即使她的意见与父亲不一致，也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她知道他会不高兴。就这样，娜拉从小即被视作一件消遣的物品，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姜长安则从小生活在躲避兵乱而来到上海的姜公馆，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因为出身低微言行粗俗，在家中极没地位，金钱成了“她生命中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她童年的境况张爱玲并没多加赘言，但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幼小的长安只是母亲争取家庭地位的工具和傀儡。娜拉和长安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因为幼小而不自觉地扮演了玩偶的角色，那么随着年龄渐长是否会有所觉悟呢？
娜拉嫁给了海尔茂，成为了海尔茂太太，但似乎只是换了个身份，由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丈夫手里，从女儿成为了妻子。思维与相处模式仍旧不变，只是由“玩偶女儿”变成了“玩偶妻子”。在家里她甚至不能拥有打开邮箱的钥匙，丈夫与父亲一样，将她当成宠物，称呼她为“小鸟儿”、“小松鼠”、“小鸽子”等。娜拉在生活中极度琐屑的小事也会被丈夫海尔茂加以干涉：海尔茂以怕娜拉吃坏牙齿为由阻止她吃杏仁甜饼干，全然忽视娜拉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而早已习惯于听从的娜拉则表示：“你不赞成的事情我决不做。”海尔茂不喜欢看人缝衣服，娜拉要正在她家中帮她缝补的好友林丹太太悄悄躲避起来，完全以丈夫的意志为行事准则；娜拉只要说起一个从前的好朋友，海尔茂立刻就妒忌，因此娜拉不敢再在他面前提起。这一切娜拉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她的动机全然出自于爱，并认为丈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她有诸多要求，所以在这个被控制的过程中没有痛苦和不甘。由此娜拉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也完全被丈夫所控，她并不知道丈夫只看见自身与眼前的名誉地位，只允许她在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而根本无视她的个人意愿，对她的诸多干涉并非是出于爱护。他爱的并不是娜拉，只是一个乖乖听话的“玩偶妻子”。
在金钱上，娜拉更没有自由可言。尽管向来都极俭省，给自己都买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却从不舍得委屈丈夫和孩子，但仍是常被丈夫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子”、“败家精”。圣诞节前夕，娜拉为家里采购一些物品，海尔茂看见后立刻责备道：“我的乱花钱的孩子又糟蹋钱了？”并指责娜拉买好些没用的东西，太会花钱：“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鸟儿要花那么些钱。”最后连带着批评娜拉的父亲：“一天到晚睁大了眼睛到处找钱。可是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头缝里漏出去了……这是骨子里的脾气。”在经济上如此苛刻地对待娜拉，甚至将早已过世的长辈一并加以斥责，可以想见娜拉在经济上的附庸地位。
长安的境遇与娜拉不尽相同，但是却一样的不能自主。长安在母亲与伯叔分家后，与母兄在另租的屋子住下了，和姜家各房很少来往，活动的空间更小了。在之后的十几年里，长安被母亲一步一步地洗脑、驯化，从而成为了完完全全对生活丧失了期望的玩偶。
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因身材过于瘦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冬季厚厚的棉袍直挺挺地撑开双臂，薄薄的白脸，“纸糊的人儿似的”，全然没有少年的生气勃勃。但是少年人爱玩爱闹的天性却并未泯灭，她在与哥哥、表哥一起玩耍时，充满了童年的欢悦，与普通少年并无二致。不过，这样的小小乐趣也被多疑的母亲给无情剥夺了。表哥被赶走了，母亲在暗昏昏的屋里数落着长安：“天下的男子都是一般的浑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的，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懵懂的长安在母亲对于金钱近乎变态的疑心及思想灌输下，玩偶雏形初现。
然而，母亲无法轻易相信长安“听见了”的承诺，她要用更有力的手段来控制住女儿，让她在痛苦中记住自己的话。她看着自己的小脚，计上心来，决定给长安裹脚——没有一双正常的脚，也就走不出她的手心了。一年多后，七巧一时的兴致过去了，再加上亲戚相劝，终于松了脚，可长安的脚已不能恢复原样了，但七巧手中牵着玩偶的线却更牢了。
七巧为了不落人后，存心和姜家另外几房攀比，于是也将孩子送入学堂，长安得以入学，终于可以走出禁锢自己的阴森宅子，但又是如此的短暂，只有半年，她便主动提出了退学，因为母亲的攻势太过强大，她无法平静地念书，她只能编造借口主动放弃，远离曾给过自己短暂人世温暖的学堂。但即便这样，七巧甚至连长安最后的回忆都要强行剥夺。长安偶然间在街上见了同学，只能装作看不见；朋友的信也不敢拆，全都原封退回，几乎与外界全然隔绝，无奈地成为母亲手中的玩偶。
长安退学后，“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在评价新进门的嫂子时，长安与母亲一唱一和，在思维方式上已取得一致。在二十四岁时长安生了痢疾，母亲没有按照正常的做法为她延医服药，反而劝着她抽鸦片止痛，病愈后也就上瘾了。从此，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都与母亲毫无区别。“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重演着母亲的历史。此刻，长安已真正是任由母亲操控的玩偶了。
没有自己的意志，无法自主地思想，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偶尔的自主，也终究悲哀。两段漫长又心酸的玩偶历程，展示了两位主人公悲剧性的人生。
二、玩偶的不同选择
娜拉和长安虽然拥有相似的玩偶经历和身份，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后，两人的选择却大相径庭。
海尔茂恶毒的咒骂震撼了娜拉，事情平息后海尔茂的哄骗打击了娜拉，残酷的现实生活惊醒了娜拉，娜拉对自己和生活的内在缺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猛然发现她的幸福家庭只不过是一间“游戏室”，而她也只不过是这个游戏室里的一具玩偶，丈夫和父亲剥夺了她思想的自由,使她如同行尸走肉。当希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之后，她拒绝再次成为海尔茂的玩偶，毅然同只关注自己声名、虚伪无情的丈夫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决定在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前先实现对自己的责任。为了到外面的世界接受教育,实现自我的职责,娜拉断然拒绝了丈夫的劝阻和试图提供的帮助，俨然成了独立思想、为争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努力的新女性。
为了追求从来不曾历经的爱情，长安一度也有冲出牢笼的希望和选择，她背着母亲与童世舫见面甚至订婚，在爱的催化下做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但这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情最终还是在母亲的种种暗示和手段下摔得粉碎，她一辈子的幸福也完全葬送在了母亲的手里，从此断了结婚的念头。长安完全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已习惯于被动地选择接受母亲的安排，习惯于逆来顺受，习惯于屈辱与卑贱，在母亲的操控下已渐趋麻木愚昧。长安在《金锁记》这部“写女人的小说”中，代表了那类被传统母性权威压制成为心理变态家长的牺牲品的女性形象。
长安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离家出走？为什么不能像娜拉像“五四”新文学作品中许多新女性一样，勇敢地走出家庭到社会中去，做一个真正的人？按照张爱玲的描写，有着那样的母亲，在那样的家庭长大，在中国人母慈子孝传统观念的熏陶下，长安自然不能和母亲直接对抗。长安根本无法想象到还有别的出路，她以为她只能走那条路。她没有任何谋生的本领，她依靠的只是那份朽腐的遗产。那份朽腐的遗产抚育了她，也葬送了她，连同那遥远而陈旧的光芒，那美丽而苍凉的生命。
娜拉清醒后冷静地向海尔茂控诉自己的委屈，痛斥他的虚伪，并决断地走出玩偶之家。她的出走展现了西方女性的特色：敢爱敢恨，富于行动力，坚信自己的力量能开启希望之门。而在中国封建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长安在人生旅程一次次的挫折中，早已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母亲的压制下生活，她的希望和自由全都被阻滞在母亲的阴影下。出身世家的背景，传统的孝义观念，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种种因素牵绊住她前进的脚步，她的妥协表现中国封建时代旧式家庭女性的特点：隐忍、软弱、优柔迟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现状。
尽管娜拉决然出走，获得了自由，但却是以舍弃家庭、丈夫和子女，甚至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对立作为代价；尽管长安选择留守，获得家庭的蔽护，却是以放弃人身自由、牺牲终身幸福为交换。无论走还是留，都是两难选择，步履维艰。
三、玩偶的渺茫前景
娜拉以最大的力量关闭了家庭之门，宣告了一个女性同剥夺了人权的家庭的决裂。被称为“伟大的问号”的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的结尾给娜拉安排了出走的结局，提出女性的人权问题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娜拉的去向如何，是个问号，文化界为此也引发了一场争论。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第一部“娜拉戏”，它发表最早，影响最大。主人公田亚梅被视为中国的娜拉。此后，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就在所有人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还在随后创作的小说《伤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经济独立对于妇女解放、婚姻幸福的决定作用，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以当头棒喝。娜拉毫无生存的实际能力，在对未来没作任何设计的情况下出走，更何况男权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给已站到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叛逆者”以生存之路。因此，走出家门的娜拉在金钱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虽然灵魂获得了自由，但注定前景渺茫，也许只有选择自杀才能结束这无止境的痛苦。但不管是堕落、回来还是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与既定的宗教、法律和世俗道德对抗，娜拉都很难走出一条个性解放的光明之路。
长安以一句“我母亲……”为由退了婚，回答了未婚夫童世舫的疑问。一句话已概括了千言万语，童世舫听闻后，迷惑着这一理由在中国大概已很充分了。确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当时的中国仍决定着人们的婚姻大事。长安可以瞒着母亲与未婚夫频繁见面，却不能进而名正言顺地逃离阴森森的家，更何况有那样的一个母亲，不单纯是封建专制的卫道者，而是将母权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用黄金枷锁己又锁人的魔性十足的变态家长。她可以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词句告知女儿的未婚夫，她的女儿是抽鸦片的，并在貌似不经意中再次强调，全力扼杀长安哪怕一星半点出逃的可能。这样的家长震慑住了长安，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麻木了长安，广阔的未知世界吓退了长安，她止步了，沉寂在封闭的宅子里，不再有“离奇”的念头。
试想一下，即使长安真的出走，前路就一定会是坦途吗？不会。在张爱玲笔下，这样的女子只有将“女结婚员”当作唯一的职业和出路，现在连唯一的路都被堵死的长安就更不可能。她一旦出走，不可能像秋瑾那样走上革命之路，一直生活在封闭世界中的女性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思想觉悟。她更可能会像《伤逝》中的子君那样，出走后又回来，最终落寞地死去，当别人提起时，用无关紧要的口吻述说着她的结局。
长安留下了，怯懦的她只在家门前徘徊几步，就又走进了那狭小的牢笼，直到母亲离世，她才摆脱了母亲的玩偶牵线。文末采用虚写的方式来叙说母亲死后她的境况：与哥哥分家，有人看见她与一个男子走在街上，男子为她买了双吊带袜，却不知道用的是谁的钱。这一表现手法与《伤逝》中子君的无声死亡叙写一致，通过一个不相关者的口来传达当事人的命运遭际，更显人世苍凉。长安尽管最后脱离了母权控制，获得了自由，但消极地等待解脱，早已耗尽了她的青春，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早已一去不返了。与母亲如出一辙的思维，也会让她时时疑心别人对其金钱的窥视，因此，这种“自由”很是可怜，也很可悲。
娜拉和长安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各自所处时代的女性生存境况：无论走或留，反抗或妥协，同样得不到真正的解脱，这也给世人留下了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无穷思考。
参考文献：
［1］杨泽.阅读张爱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光东.解读张爱玲经典——沉香与倾城［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3］温祖荫.世界名剧介绍与欣赏［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
［4］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覃春香.娜拉，人归何处——也论娜拉走后怎样［J］.三峡大学学报，2006，（7）.
［6］周红兵，王兰燕.长安为什么不出走——张爱玲《金锁记》女性形象分析［J］.现代文学，2007，（2）.
关键词： 娜拉 姜长安 玩偶 人生轨迹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创作了惊世名作《玩偶之家》，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震动了整个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娜拉被不断地谈及、议论、分析，恩格斯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被傅雷誉为张爱玲“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其中的姜长安是仅次于曹七巧的女主角和真正有着完整故事性的人物,她的一生是为了自尊与顺从而不断放弃的一生。娜拉与长安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各自所处时代的女性生存境遇，也留给了世人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无穷思考。
一、相似的玩偶历程
娜拉出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接受玩偶式的教育。在跟父亲过日子时，就一直随着父亲的意见走。父亲叫她“泥娃娃孩子”，把她“当作一件玩意儿”。即使她的意见与父亲不一致，也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她知道他会不高兴。就这样，娜拉从小即被视作一件消遣的物品，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姜长安则从小生活在躲避兵乱而来到上海的姜公馆，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因为出身低微言行粗俗，在家中极没地位，金钱成了“她生命中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她童年的境况张爱玲并没多加赘言，但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幼小的长安只是母亲争取家庭地位的工具和傀儡。娜拉和长安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因为幼小而不自觉地扮演了玩偶的角色，那么随着年龄渐长是否会有所觉悟呢？
娜拉嫁给了海尔茂，成为了海尔茂太太，但似乎只是换了个身份，由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丈夫手里，从女儿成为了妻子。思维与相处模式仍旧不变，只是由“玩偶女儿”变成了“玩偶妻子”。在家里她甚至不能拥有打开邮箱的钥匙，丈夫与父亲一样，将她当成宠物，称呼她为“小鸟儿”、“小松鼠”、“小鸽子”等。娜拉在生活中极度琐屑的小事也会被丈夫海尔茂加以干涉：海尔茂以怕娜拉吃坏牙齿为由阻止她吃杏仁甜饼干，全然忽视娜拉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而早已习惯于听从的娜拉则表示：“你不赞成的事情我决不做。”海尔茂不喜欢看人缝衣服，娜拉要正在她家中帮她缝补的好友林丹太太悄悄躲避起来，完全以丈夫的意志为行事准则；娜拉只要说起一个从前的好朋友，海尔茂立刻就妒忌，因此娜拉不敢再在他面前提起。这一切娜拉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她的动机全然出自于爱，并认为丈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她有诸多要求，所以在这个被控制的过程中没有痛苦和不甘。由此娜拉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也完全被丈夫所控，她并不知道丈夫只看见自身与眼前的名誉地位，只允许她在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而根本无视她的个人意愿，对她的诸多干涉并非是出于爱护。他爱的并不是娜拉，只是一个乖乖听话的“玩偶妻子”。
在金钱上，娜拉更没有自由可言。尽管向来都极俭省，给自己都买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却从不舍得委屈丈夫和孩子，但仍是常被丈夫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子”、“败家精”。圣诞节前夕，娜拉为家里采购一些物品，海尔茂看见后立刻责备道：“我的乱花钱的孩子又糟蹋钱了？”并指责娜拉买好些没用的东西，太会花钱：“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鸟儿要花那么些钱。”最后连带着批评娜拉的父亲：“一天到晚睁大了眼睛到处找钱。可是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头缝里漏出去了……这是骨子里的脾气。”在经济上如此苛刻地对待娜拉，甚至将早已过世的长辈一并加以斥责，可以想见娜拉在经济上的附庸地位。
长安的境遇与娜拉不尽相同，但是却一样的不能自主。长安在母亲与伯叔分家后，与母兄在另租的屋子住下了，和姜家各房很少来往，活动的空间更小了。在之后的十几年里，长安被母亲一步一步地洗脑、驯化，从而成为了完完全全对生活丧失了期望的玩偶。
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因身材过于瘦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冬季厚厚的棉袍直挺挺地撑开双臂，薄薄的白脸，“纸糊的人儿似的”，全然没有少年的生气勃勃。但是少年人爱玩爱闹的天性却并未泯灭，她在与哥哥、表哥一起玩耍时，充满了童年的欢悦，与普通少年并无二致。不过，这样的小小乐趣也被多疑的母亲给无情剥夺了。表哥被赶走了，母亲在暗昏昏的屋里数落着长安：“天下的男子都是一般的浑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的，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懵懂的长安在母亲对于金钱近乎变态的疑心及思想灌输下，玩偶雏形初现。
然而，母亲无法轻易相信长安“听见了”的承诺，她要用更有力的手段来控制住女儿，让她在痛苦中记住自己的话。她看着自己的小脚，计上心来，决定给长安裹脚——没有一双正常的脚，也就走不出她的手心了。一年多后，七巧一时的兴致过去了，再加上亲戚相劝，终于松了脚，可长安的脚已不能恢复原样了，但七巧手中牵着玩偶的线却更牢了。
七巧为了不落人后，存心和姜家另外几房攀比，于是也将孩子送入学堂，长安得以入学，终于可以走出禁锢自己的阴森宅子，但又是如此的短暂，只有半年，她便主动提出了退学，因为母亲的攻势太过强大，她无法平静地念书，她只能编造借口主动放弃，远离曾给过自己短暂人世温暖的学堂。但即便这样，七巧甚至连长安最后的回忆都要强行剥夺。长安偶然间在街上见了同学，只能装作看不见；朋友的信也不敢拆，全都原封退回，几乎与外界全然隔绝，无奈地成为母亲手中的玩偶。
长安退学后，“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在评价新进门的嫂子时，长安与母亲一唱一和，在思维方式上已取得一致。在二十四岁时长安生了痢疾，母亲没有按照正常的做法为她延医服药，反而劝着她抽鸦片止痛，病愈后也就上瘾了。从此，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都与母亲毫无区别。“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重演着母亲的历史。此刻，长安已真正是任由母亲操控的玩偶了。
没有自己的意志，无法自主地思想，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偶尔的自主，也终究悲哀。两段漫长又心酸的玩偶历程，展示了两位主人公悲剧性的人生。
二、玩偶的不同选择
娜拉和长安虽然拥有相似的玩偶经历和身份，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后，两人的选择却大相径庭。
海尔茂恶毒的咒骂震撼了娜拉，事情平息后海尔茂的哄骗打击了娜拉，残酷的现实生活惊醒了娜拉，娜拉对自己和生活的内在缺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猛然发现她的幸福家庭只不过是一间“游戏室”，而她也只不过是这个游戏室里的一具玩偶，丈夫和父亲剥夺了她思想的自由,使她如同行尸走肉。当希望和幻想彻底破灭之后，她拒绝再次成为海尔茂的玩偶，毅然同只关注自己声名、虚伪无情的丈夫划清界限，离家出走，决定在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前先实现对自己的责任。为了到外面的世界接受教育,实现自我的职责,娜拉断然拒绝了丈夫的劝阻和试图提供的帮助，俨然成了独立思想、为争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努力的新女性。
为了追求从来不曾历经的爱情，长安一度也有冲出牢笼的希望和选择，她背着母亲与童世舫见面甚至订婚，在爱的催化下做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但这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情最终还是在母亲的种种暗示和手段下摔得粉碎，她一辈子的幸福也完全葬送在了母亲的手里，从此断了结婚的念头。长安完全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已习惯于被动地选择接受母亲的安排，习惯于逆来顺受，习惯于屈辱与卑贱，在母亲的操控下已渐趋麻木愚昧。长安在《金锁记》这部“写女人的小说”中，代表了那类被传统母性权威压制成为心理变态家长的牺牲品的女性形象。
长安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离家出走？为什么不能像娜拉像“五四”新文学作品中许多新女性一样，勇敢地走出家庭到社会中去，做一个真正的人？按照张爱玲的描写，有着那样的母亲，在那样的家庭长大，在中国人母慈子孝传统观念的熏陶下，长安自然不能和母亲直接对抗。长安根本无法想象到还有别的出路，她以为她只能走那条路。她没有任何谋生的本领，她依靠的只是那份朽腐的遗产。那份朽腐的遗产抚育了她，也葬送了她，连同那遥远而陈旧的光芒，那美丽而苍凉的生命。
娜拉清醒后冷静地向海尔茂控诉自己的委屈，痛斥他的虚伪，并决断地走出玩偶之家。她的出走展现了西方女性的特色：敢爱敢恨，富于行动力，坚信自己的力量能开启希望之门。而在中国封建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长安在人生旅程一次次的挫折中，早已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母亲的压制下生活，她的希望和自由全都被阻滞在母亲的阴影下。出身世家的背景，传统的孝义观念，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种种因素牵绊住她前进的脚步，她的妥协表现中国封建时代旧式家庭女性的特点：隐忍、软弱、优柔迟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现状。
尽管娜拉决然出走，获得了自由，但却是以舍弃家庭、丈夫和子女，甚至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对立作为代价；尽管长安选择留守，获得家庭的蔽护，却是以放弃人身自由、牺牲终身幸福为交换。无论走还是留，都是两难选择，步履维艰。
三、玩偶的渺茫前景
娜拉以最大的力量关闭了家庭之门，宣告了一个女性同剥夺了人权的家庭的决裂。被称为“伟大的问号”的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的结尾给娜拉安排了出走的结局，提出女性的人权问题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娜拉的去向如何，是个问号，文化界为此也引发了一场争论。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第一部“娜拉戏”，它发表最早，影响最大。主人公田亚梅被视为中国的娜拉。此后，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就在所有人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还在随后创作的小说《伤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经济独立对于妇女解放、婚姻幸福的决定作用，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以当头棒喝。娜拉毫无生存的实际能力，在对未来没作任何设计的情况下出走，更何况男权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给已站到资产阶级对立面的“叛逆者”以生存之路。因此，走出家门的娜拉在金钱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虽然灵魂获得了自由，但注定前景渺茫，也许只有选择自杀才能结束这无止境的痛苦。但不管是堕落、回来还是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与既定的宗教、法律和世俗道德对抗，娜拉都很难走出一条个性解放的光明之路。
长安以一句“我母亲……”为由退了婚，回答了未婚夫童世舫的疑问。一句话已概括了千言万语，童世舫听闻后，迷惑着这一理由在中国大概已很充分了。确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当时的中国仍决定着人们的婚姻大事。长安可以瞒着母亲与未婚夫频繁见面，却不能进而名正言顺地逃离阴森森的家，更何况有那样的一个母亲，不单纯是封建专制的卫道者，而是将母权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用黄金枷锁己又锁人的魔性十足的变态家长。她可以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词句告知女儿的未婚夫，她的女儿是抽鸦片的，并在貌似不经意中再次强调，全力扼杀长安哪怕一星半点出逃的可能。这样的家长震慑住了长安，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麻木了长安，广阔的未知世界吓退了长安，她止步了，沉寂在封闭的宅子里，不再有“离奇”的念头。
试想一下，即使长安真的出走，前路就一定会是坦途吗？不会。在张爱玲笔下，这样的女子只有将“女结婚员”当作唯一的职业和出路，现在连唯一的路都被堵死的长安就更不可能。她一旦出走，不可能像秋瑾那样走上革命之路，一直生活在封闭世界中的女性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思想觉悟。她更可能会像《伤逝》中的子君那样，出走后又回来，最终落寞地死去，当别人提起时，用无关紧要的口吻述说着她的结局。
长安留下了，怯懦的她只在家门前徘徊几步，就又走进了那狭小的牢笼，直到母亲离世，她才摆脱了母亲的玩偶牵线。文末采用虚写的方式来叙说母亲死后她的境况：与哥哥分家，有人看见她与一个男子走在街上，男子为她买了双吊带袜，却不知道用的是谁的钱。这一表现手法与《伤逝》中子君的无声死亡叙写一致，通过一个不相关者的口来传达当事人的命运遭际，更显人世苍凉。长安尽管最后脱离了母权控制，获得了自由，但消极地等待解脱，早已耗尽了她的青春，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早已一去不返了。与母亲如出一辙的思维，也会让她时时疑心别人对其金钱的窥视，因此，这种“自由”很是可怜，也很可悲。
娜拉和长安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各自所处时代的女性生存境况：无论走或留，反抗或妥协，同样得不到真正的解脱，这也给世人留下了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无穷思考。
参考文献：
［1］杨泽.阅读张爱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光东.解读张爱玲经典——沉香与倾城［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3］温祖荫.世界名剧介绍与欣赏［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
［4］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覃春香.娜拉，人归何处——也论娜拉走后怎样［J］.三峡大学学报，2006，（7）.
［6］周红兵，王兰燕.长安为什么不出走——张爱玲《金锁记》女性形象分析［J］.现代文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