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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尝试的天性，或者说尝试是人类前进的契机。第一个吃螃蟹是一种尝试，第一个上月球也是一种尝试。凡尝试都无过而有功，凡尝试都值得纪念和总结。
但是，并不是任何尝试都能获得成功，所以，陆放翁诗云：“尝试成功自古无”。不料，七十年前的中国，竟有一个人把放翁的诗改了，说是“自古成功在尝试”！还专为自己的一本新诗集取名为《尝试集》，这是何等的勇气！其实，又岂止是诗，语言，历史，教育，政治，经济，举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各种课题，都时时面临新的选择，都有人在尝试，其中尤其深刻的是哲学上的尝试。
当然，“米涅瓦的猫头鹰要到夜幕降临时才起飞”，黑格尔的这句话具有部分的真理：新哲学的诞生往往要稍后于其他文化现象的变革，现代中国的新哲学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在变革初期进行哲学上的尝试是缺乏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此，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做这方面工作的不乏其人。在这一方面，自称“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的胡适，又写出了一本比较哲学的“尝试集”——《先秦名学史》(英文原名：“The Development on theLogicalMethod in Ancientchina”)。
这本书的际遇，也是很有趣而又颇能说明尝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
如所周知，胡适写作此书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大学的哲学系当时以其拥有杜威等名教授而名噪于世，胡适又是极有天赋的，他一九一五年离开康乃尔大学研究院，九月注册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第一年就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课，开始写博士论文，一九一七年夏，“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胡适的自传》)，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但是，名师和高徒之间并没有立即建立起“英雄识英雄”的默契。胡适的自述，用了“考过”两字，颇有奥妙。原来，他一九一七年整装回国时，并没有拿得“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论文在参加“防卫口试”(取得哥大博士学位的最后一道关卡)时，只得了个“大修通过”，即需大加修改之后，回校“补考”才能通过。当年，杜威等六位大主考面对才华横溢的学生的光采照人的论文，竟茫然不知所云，潦草地打发了这篇论文。胡适携了此著回国，旋即便登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坛，不多时，便扩展成一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九一九年送交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即亲自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不料，当时商务的负责人看后，认为不象学术著作，担心此书出版，会给书馆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又碍于蔡先生的面子，就花了三十块钱买下书稿，准备将其束之高阁了。后几经交涉，才勉强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立即被抢购一空，仅两个月即行再版，两年中共印七次，一万六千册。一九二二年，应在国内的英美友人一再劝说，送走了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之后(此时，杜威已对胡适刮目相看了)，胡适便把这篇博士论文交上海亚东图书馆用英文出版。一九二七年，哥大教授筹款邀胡适返母校讲演，胡适才有机会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并没有参加“补考”，只是在“拍拍肩膀”中便通过了，不过，庄重肃穆的“加带”(hood)仪式还是进行的。此后，人事沧桑，岁月荏苒，这本著作渐渐被各种人(包括胡适自己)蒙上了灰尘。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才第一次以中文行世，自然现在也已买不到了。
这本著作六十多年的历史命运，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尝试的酸甜苦辣。特别在东西文化交汇之际，搞比较文化的尝试者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一方面，西方的学者权威们囿于傲慢与偏见，常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成果。想想胡适当年参加“防卫口试”面对的主考阵容便清楚了，六位教授博士，只有一人略通汉文，而且此人在哥大只是一件学术点缀品，一个学生也没有，算不得老几的，所以，《胡适的自传》的记录和编辑者唐德刚先生说得对：“汉学在当时的西方尚未达启蒙阶段。尤其那时排华之焰正炽，‘中国文明’在一般美国教授的头脑里实在渺无踪影。”另一方面，东方的学阀们往往挟传统和习惯甚至权力的威风，压制和围攻那些尝试用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方法研治国学的新人，想想当年还有那么一些公然拖着长辫的封建遗老遗少，嬉笑怒骂以对抗新思潮，也就不难理解商务印书馆最初的担心了。与此有关，中国人治“西学”与洋人治“汉学”相比，在当时也不过“半斤对八两”。加上更难以回避的政治因素，使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在中国又增加了不少难度。这真叫做：“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
但是，《先秦名学史》基本上却还算是成功的。不过用什么方法去尝试？此乃关键。对此，胡适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看，还是比较的方法。进行比较哲学的尝试的艰巨性和成功之路，就这样在比较研究中矛盾而统一地共存着。
运用比较方法，并不算十分新鲜的事。谁都知道，比较，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基本方法，自古已然；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无论如何也不自胡适始；对东西逻辑思想进行比较，起码也应该从严译名著和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一九○四年)算起。何以称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为比较哲学的“尝试集”呢？
第一，胡适此著写于中外逻辑体系比较和综合的尝试阶段，但又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江西大学周文英先生设想，这种比较和综合工作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着重求同，第二阶段是同中求异，力求发现中国逻辑的特殊性，第三阶段综合同和异，改变现在普通逻辑教本中完全按西方逻辑的体系和内容来编排的作法。他还认为第一阶段工作从清代以来就开始了，颇见成就，第二阶段工作有人在做，但收效尚不大，而第三阶段工作至今尚未有认真的计划。的确，尽管早在唐代，玄奘就带进了印度的因明学，而且有吕才对之的批评改造，早在明代，李之藻就翻译了《名理探》，而且方以智也有吸收总结西学的企图，但都是孤掌难鸣。只是清末起，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田吴译《论理学纲要》，王国维译《辨学》，才算将西方形式逻辑的两大部分归纳和演绎都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而且开始了西方逻辑和中国古典逻辑的比较研究工作。严复在术语上建立了中西逻辑的对应关系，梁启超则用西方形式逻辑的知识和理论对照比较来研究墨家的思想，而章太炎的《原名》一文，则以因明学为典范，对中、西、印三家逻辑作了比较。
胡适的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基本属于求同的第一阶段，但他也已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求异的工作(其实第一第二阶段是较难断然划界的)，这两个阶段都只能算尝试的阶段。胡适以后，西方逻辑学在中国有更大量的传播，不仅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也大大发展，如俞大维、金岳霖、万卓恒、沈有潜、沈有鼎、汪莫基、张荫麟、王宪钧、胡世华等先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不过，谈到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第一本书还得推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以后还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第二，胡适的尝试自有与众不同之处，这特别地表现在该著的创作构思和写作意图上。胡适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如：把墨家尤其是《墨辩》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是自清乾隆时汪中喊出：“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开了复兴诸子学说之先河后，研究墨学渐成风尚，这种状况直到胡适此著以后，仍经久不衰，如谭戒甫、杜国库等的研究工作就是例证。胡适又纠正了前人的看法，如：墨辩的论式，梁启超认为有的相当于西方的三段论式，更多的则相当于印度的三支因明式，章太炎认为既不同于三段论，也不同于三支式，而是：初因，次喻体，次宗的特殊的三段式，胡适的见解却是：墨辩的演绎是基于类的推演的二段论。尤其是胡适还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解，温公颐先生为中译本写的《关于胡适<先秦名学史>》一文中，已从专家角度将该著在逻辑和逻辑史方面的有价值的新见解一一列出。笔者对逻辑只能作门外谈，所以倒对该著从诗人与辩者开创了启蒙时代起，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归于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止，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展示孔、墨、名、老庄、荀韩等各派的逻辑思想发展史这样的写作构思极感兴趣，觉得其深刻性远远超出了一部狭义的逻辑史。
胡适自己回答了他写作的更深一层意图，他在“导论”中说：“我渴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相反，利用和借助于中国哲学中许多已经失去的财富就能重新获得”。原来他想唤起人类共通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达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目标。这与褊狭的民族自尊心并不相干，所以，他申明：“我不想误认为我之所以主张复兴中国古代哲学学派是由于我要求中国在发现那些方法和理论中的优先荣誉这一欲望所促成——那些方法和理论直至今天都被认为发源于西方。我最不赞成以此自傲。仅仅发明或发现在先，而没有后继的努力去改进或完善雏形的东西，那只能是一件憾事，而不能引以为荣。当我看到水手们的指南针，并想到欧洲人借以作出神奇的发现，便不禁想起我亲眼看到的我国古代天才的这一伟大发明被用于迷信活动而感到羞愧。”这些话说得太漂亮了，所以，尽管较长，我们还是照引于此。
第三，胡适的尝试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长期落后原因的一种哲学探讨。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历史、科学、理论等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的大文化的问题。对此的探讨，至少可以远溯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那时起，国外不少人们已从历史的表象上观察到了中国社会开始落伍的情景。近代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以后，先进的人们愈益痛感中国社会落后已久，并开始寻找原因，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大规模探讨和一九七八年以后的重开论战。胡适的这本书不仅以其提出问题的直接和自觉，以其发表意见的时间之早，而且以其探讨角度的新颖和深刻，引人注目。
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意识是很清楚的，他紧接着上引那段标明该著写作意图的话，继续说：“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不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这里，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够精确，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代中国人去取得现代人才能取得的成就，但作者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分析的是古代中国人给现代中国人留下的种种影响的弊端所在。所以，尽管这是一部逻辑史书，但由于作者把它看成“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这样，他对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消极方面的探讨是多方面的，虽然并不见得都正确和深刻。如：谈到人道主义，他指出孔子哲学中“实用的和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具有生气的”，但“他因对人类制度和关系很感兴趣而没有充分发展他的体系的这一科学方面”(按：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荀子力求使“道”这个词“恢复它的人道主义的涵义”，这对“挽救哲学曾经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荀子哲学的另一个因素，给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包含在他的哲学理论的狭窄的人本主义概念中。”又如：谈到美学，尽管他很重视墨翟的逻辑，但仍指出墨子“对音乐的非难以及对其他学派的禁欲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很可能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美学方面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可能有许多原因要对这种不合理的阻挠负责，包括经济的、宗教的及其它的原因，但墨家是其中原因之一，这不是不可能的”。再如：谈到教育，他指出“教育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决不能无目的的”，但荀子把学习的目的定在“认识完美无缺的典范”上，而“这种完美元缺的典范要在贤者和圣王身上去寻找”，“就这样，荀子也和其他儒家一样，企图在所谓‘礼’这个含糊不清的名称下给世人提出一套精心制定的义务、关系和规章的典范”，显然胡适不同意这种教育哲学思想。
人道主义、美学、教育，这些被当今哲学家们视为当代和未来哲学使命和趋向的课题，原来早就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长成了胚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被保存在“酒精瓶”之中了。
第四，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最突出也是最有深度的思想，在于他提出了“思维方法”这一研究角度和课题。
胡适认为哲学史的主要部分为逻辑，而逻辑即是哲学方法论。他这样解释“道”这一概念：“实际上它的简单意义只是方式或方法：个人生活的方式，社会接触的方式，公共活动和治理的方式等等。总而言之，哲学是在探求整顿、理解和改善世界秩序的方式和方法当中产生的。对道进行象我所说的研究，构成了所有中国哲学家的中心问题，我相信，它也是所有西方大哲学家的中心问题。”就这样，把方法问题与哲学的本性，与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知识论与方法连在一起，他举出《公孙龙子》关于“指”字的用法，并对此作了全新的解释，即认为“指”应理解为“标志”或“事物的属性”，这样，象“白马非马”这样的逻辑命题，同时便成了认识论的命题，即“凭借马的性质认识马，凭借白马的性质认识白马”，这一新的认识，得力于这一派的逻辑方法，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分类的方法：一方面，它是使特殊事物与类发生关系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按照其‘两重性’或个体的差异，把类分为种再分为个体的方法。”他更把方法论的递嬗与哲学史的发展连在一起，他指出，在先秦，“没有从孔子时代以来发生的逻辑上的逐渐变化，象韩非那样对法术哲学的明白、确切的阐述是不可能的。”到了宋明，一篇《大学》，使哲学家们“在这本小书中找到了那提供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的儒家唯一著作”，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从十一世纪到现在，都集中在这作者不明的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小书的解释上。”
正是对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深切感受，使他把探讨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原因的视线投射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他痛感近代中国哲学两个伟大时期：宋和明，都没有产生伟大的科学成就，“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学》一书被二程兄弟发现，并使其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的《新工具》，同时，朱熹和王阳明都从不同方向对“格物”的“物”字作了“事”字解，这样，就把哲学限制于人的“事务”和关系的领域，胡适认为这实在是“最不幸”的。因为“《大学》的整个精神以及其他儒家著作都是纯理性的和伦理的，所以，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这一痛切的反省，甚至成了他研究中国逻辑发展的初衷。胡适企图从先秦的非儒学派中找到更切合近代科学精神的思想方法，如前所述，他把主要兴趣投向墨子和别墨学派，但是研究结果告诉他，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在中国都是尚未充分发育成熟的。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胡适有理由赞扬墨子开了经验主义的先河，但他又不得不看到，从荀子特有的人性论和墨子的实用主义，到韩非的重实效的方法，“包含了中国哲学最光辉的时代衰落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对实用或实际的功用作了太狭义的解释。”历史的报应终于出现，嫉妒并杀害了韩非的李斯，实际上却向秦始皇献上了韩非式的思想方法，于是，“焚书坑儒”，仅留下一些“最实用”的书。自此以后，中国的理性主义常常在知性的层次上止步，中国的经验主义往往在日常意识中徘徊，都成了长不大的孩子。
这又使人记起了胡适在“五四”前后，一再强调要治一治中国人的“方法盲”的毛病的说法，当然，他开的药方是实用主义的，并不足取，但强调方法却是符合现代哲学与科学的精神的。
总之，胡适《先秦名学史》确实是近现代中国比较哲学的一次尝试，而且是较为成功的尝试。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经过了物的比较，制度的比较，政治社会理论的比较，文化的比较(包括哲学，民族性，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然后，再深入到各门具体学科的比较。胡适的这本书既是一种文化的比较(他选取了文化的主导意识：哲学)，又是一种具体学科的比较(他选取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深层结构：逻辑史，并把它看作思想方法史)。当然，在形形色色的东西文化比较观(诸如：“中体西用”，“古今中西”、“全盘西化”、“重振传统”等等)中，胡适是“全盘西化”派的，尽管他又曾把他的主张解释为“充分世界化”，其实质性的思想仍然难以令人接受。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介绍和引进西方新学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运用新方法，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是会结出丰硕之果的。对于这样一个政治色彩和学术气味都十分浓重的人，我们应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所以，末了想就胡适其人(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评价问题，谈些看法。
唐德刚先生这样形容胡适：“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然而，胡适已死了二十多年了，人们仍然骂他，批他，吹他，评他，好象今天许多继续为人感兴趣的课题都与“胡适的幽灵”有着不解之缘似的，这种现象，倒使人想起一本题为《人海沉浮录》的书中的几句话：“一切人物，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的人，盖棺论定；有的人，未盖棺而论定；也有的人，盖棺而未论定”。我想，胡适，尤其是他的种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应该是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的，这也正是他离开金鱼缸之后，能够继续在人海中浮沉上下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视野的开拓，比较文化被提到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上，人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往往选取这一视角。于是，人们不仅仅就历史谈历史，而是从现实回溯历史，不仅仅狭义地谈学术专业，而是从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背景看问题。对胡适也如此，人们已经注意到《尝试集》不只是中国白话诗的最初“尝试”，而且是西方现代派诗(美国意象派)对中国新诗的早期影响，人们也认识到胡适大力宣传的实用主义，乃是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潮的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侵淫。本文也是这一潮流的产物。笔者愿继续追随这一潮流，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代表人物，进行再思考。
一九八五年七月
(《先秦名学史》，胡适著，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67元)
但是，并不是任何尝试都能获得成功，所以，陆放翁诗云：“尝试成功自古无”。不料，七十年前的中国，竟有一个人把放翁的诗改了，说是“自古成功在尝试”！还专为自己的一本新诗集取名为《尝试集》，这是何等的勇气！其实，又岂止是诗，语言，历史，教育，政治，经济，举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各种课题，都时时面临新的选择，都有人在尝试，其中尤其深刻的是哲学上的尝试。
当然，“米涅瓦的猫头鹰要到夜幕降临时才起飞”，黑格尔的这句话具有部分的真理：新哲学的诞生往往要稍后于其他文化现象的变革，现代中国的新哲学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在变革初期进行哲学上的尝试是缺乏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此，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做这方面工作的不乏其人。在这一方面，自称“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的胡适，又写出了一本比较哲学的“尝试集”——《先秦名学史》(英文原名：“The Development on theLogicalMethod in Ancientchina”)。
这本书的际遇，也是很有趣而又颇能说明尝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
如所周知，胡适写作此书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大学的哲学系当时以其拥有杜威等名教授而名噪于世，胡适又是极有天赋的，他一九一五年离开康乃尔大学研究院，九月注册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第一年就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课，开始写博士论文，一九一七年夏，“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胡适的自传》)，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但是，名师和高徒之间并没有立即建立起“英雄识英雄”的默契。胡适的自述，用了“考过”两字，颇有奥妙。原来，他一九一七年整装回国时，并没有拿得“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论文在参加“防卫口试”(取得哥大博士学位的最后一道关卡)时，只得了个“大修通过”，即需大加修改之后，回校“补考”才能通过。当年，杜威等六位大主考面对才华横溢的学生的光采照人的论文，竟茫然不知所云，潦草地打发了这篇论文。胡适携了此著回国，旋即便登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坛，不多时，便扩展成一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九一九年送交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即亲自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不料，当时商务的负责人看后，认为不象学术著作，担心此书出版，会给书馆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又碍于蔡先生的面子，就花了三十块钱买下书稿，准备将其束之高阁了。后几经交涉，才勉强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立即被抢购一空，仅两个月即行再版，两年中共印七次，一万六千册。一九二二年，应在国内的英美友人一再劝说，送走了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之后(此时，杜威已对胡适刮目相看了)，胡适便把这篇博士论文交上海亚东图书馆用英文出版。一九二七年，哥大教授筹款邀胡适返母校讲演，胡适才有机会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并没有参加“补考”，只是在“拍拍肩膀”中便通过了，不过，庄重肃穆的“加带”(hood)仪式还是进行的。此后，人事沧桑，岁月荏苒，这本著作渐渐被各种人(包括胡适自己)蒙上了灰尘。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才第一次以中文行世，自然现在也已买不到了。
这本著作六十多年的历史命运，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尝试的酸甜苦辣。特别在东西文化交汇之际，搞比较文化的尝试者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一方面，西方的学者权威们囿于傲慢与偏见，常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成果。想想胡适当年参加“防卫口试”面对的主考阵容便清楚了，六位教授博士，只有一人略通汉文，而且此人在哥大只是一件学术点缀品，一个学生也没有，算不得老几的，所以，《胡适的自传》的记录和编辑者唐德刚先生说得对：“汉学在当时的西方尚未达启蒙阶段。尤其那时排华之焰正炽，‘中国文明’在一般美国教授的头脑里实在渺无踪影。”另一方面，东方的学阀们往往挟传统和习惯甚至权力的威风，压制和围攻那些尝试用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方法研治国学的新人，想想当年还有那么一些公然拖着长辫的封建遗老遗少，嬉笑怒骂以对抗新思潮，也就不难理解商务印书馆最初的担心了。与此有关，中国人治“西学”与洋人治“汉学”相比，在当时也不过“半斤对八两”。加上更难以回避的政治因素，使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在中国又增加了不少难度。这真叫做：“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
但是，《先秦名学史》基本上却还算是成功的。不过用什么方法去尝试？此乃关键。对此，胡适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看，还是比较的方法。进行比较哲学的尝试的艰巨性和成功之路，就这样在比较研究中矛盾而统一地共存着。
运用比较方法，并不算十分新鲜的事。谁都知道，比较，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基本方法，自古已然；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无论如何也不自胡适始；对东西逻辑思想进行比较，起码也应该从严译名著和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一九○四年)算起。何以称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为比较哲学的“尝试集”呢？
第一，胡适此著写于中外逻辑体系比较和综合的尝试阶段，但又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江西大学周文英先生设想，这种比较和综合工作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着重求同，第二阶段是同中求异，力求发现中国逻辑的特殊性，第三阶段综合同和异，改变现在普通逻辑教本中完全按西方逻辑的体系和内容来编排的作法。他还认为第一阶段工作从清代以来就开始了，颇见成就，第二阶段工作有人在做，但收效尚不大，而第三阶段工作至今尚未有认真的计划。的确，尽管早在唐代，玄奘就带进了印度的因明学，而且有吕才对之的批评改造，早在明代，李之藻就翻译了《名理探》，而且方以智也有吸收总结西学的企图，但都是孤掌难鸣。只是清末起，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田吴
胡适的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基本属于求同的第一阶段，但他也已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求异的工作(其实第一第二阶段是较难断然划界的)，这两个阶段都只能算尝试的阶段。胡适以后，西方逻辑学在中国有更大量的传播，不仅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也大大发展，如俞大维、金岳霖、万卓恒、沈有潜、沈有鼎、汪莫基、张荫麟、王宪钧、胡世华等先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不过，谈到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第一本书还得推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以后还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第二，胡适的尝试自有与众不同之处，这特别地表现在该著的创作构思和写作意图上。胡适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如：把墨家尤其是《墨辩》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是自清乾隆时汪中喊出：“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开了复兴诸子学说之先河后，研究墨学渐成风尚，这种状况直到胡适此著以后，仍经久不衰，如谭戒甫、杜国库等的研究工作就是例证。胡适又纠正了前人的看法，如：墨辩的论式，梁启超认为有的相当于西方的三段论式，更多的则相当于印度的三支因明式，章太炎认为既不同于三段论，也不同于三支式，而是：初因，次喻体，次宗的特殊的三段式，胡适的见解却是：墨辩的演绎是基于类的推演的二段论。尤其是胡适还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解，温公颐先生为中译本写的《关于胡适<先秦名学史>》一文中，已从专家角度将该著在逻辑和逻辑史方面的有价值的新见解一一列出。笔者对逻辑只能作门外谈，所以倒对该著从诗人与辩者开创了启蒙时代起，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归于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止，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展示孔、墨、名、老庄、荀韩等各派的逻辑思想发展史这样的写作构思极感兴趣，觉得其深刻性远远超出了一部狭义的逻辑史。
胡适自己回答了他写作的更深一层意图，他在“导论”中说：“我渴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相反，利用和借助于中国哲学中许多已经失去的财富就能重新获得”。原来他想唤起人类共通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达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目标。这与褊狭的民族自尊心并不相干，所以，他申明：“我不想误认为我之所以主张复兴中国古代哲学学派是由于我要求中国在发现那些方法和理论中的优先荣誉这一欲望所促成——那些方法和理论直至今天都被认为发源于西方。我最不赞成以此自傲。仅仅发明或发现在先，而没有后继的努力去改进或完善雏形的东西，那只能是一件憾事，而不能引以为荣。当我看到水手们的指南针，并想到欧洲人借以作出神奇的发现，便不禁想起我亲眼看到的我国古代天才的这一伟大发明被用于迷信活动而感到羞愧。”这些话说得太漂亮了，所以，尽管较长，我们还是照引于此。
第三，胡适的尝试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长期落后原因的一种哲学探讨。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历史、科学、理论等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的大文化的问题。对此的探讨，至少可以远溯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那时起，国外不少人们已从历史的表象上观察到了中国社会开始落伍的情景。近代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以后，先进的人们愈益痛感中国社会落后已久，并开始寻找原因，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大规模探讨和一九七八年以后的重开论战。胡适的这本书不仅以其提出问题的直接和自觉，以其发表意见的时间之早，而且以其探讨角度的新颖和深刻，引人注目。
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意识是很清楚的，他紧接着上引那段标明该著写作意图的话，继续说：“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不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这里，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够精确，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代中国人去取得现代人才能取得的成就，但作者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分析的是古代中国人给现代中国人留下的种种影响的弊端所在。所以，尽管这是一部逻辑史书，但由于作者把它看成“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这样，他对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消极方面的探讨是多方面的，虽然并不见得都正确和深刻。如：谈到人道主义，他指出孔子哲学中“实用的和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具有生气的”，但“他因对人类制度和关系很感兴趣而没有充分发展他的体系的这一科学方面”(按：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荀子力求使“道”这个词“恢复它的人道主义的涵义”，这对“挽救哲学曾经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荀子哲学的另一个因素，给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包含在他的哲学理论的狭窄的人本主义概念中。”又如：谈到美学，尽管他很重视墨翟的逻辑，但仍指出墨子“对音乐的非难以及对其他学派的禁欲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很可能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美学方面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可能有许多原因要对这种不合理的阻挠负责，包括经济的、宗教的及其它的原因，但墨家是其中原因之一，这不是不可能的”。再如：谈到教育，他指出“教育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决不能无目的的”，但荀子把学习的目的定在“认识完美无缺的典范”上，而“这种完美元缺的典范要在贤者和圣王身上去寻找”，“就这样，荀子也和其他儒家一样，企图在所谓‘礼’这个含糊不清的名称下给世人提出一套精心制定的义务、关系和规章的典范”，显然胡适不同意这种教育哲学思想。
人道主义、美学、教育，这些被当今哲学家们视为当代和未来哲学使命和趋向的课题，原来早就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长成了胚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被保存在“酒精瓶”之中了。
第四，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最突出也是最有深度的思想，在于他提出了“思维方法”这一研究角度和课题。
胡适认为哲学史的主要部分为逻辑，而逻辑即是哲学方法论。他这样解释“道”这一概念：“实际上它的简单意义只是方式或方法：个人生活的方式，社会接触的方式，公共活动和治理的方式等等。总而言之，哲学是在探求整顿、理解和改善世界秩序的方式和方法当中产生的。对道进行象我所说的研究，构成了所有中国哲学家的中心问题，我相信，它也是所有西方大哲学家的中心问题。”就这样，把方法问题与哲学的本性，与哲学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知识论与方法连在一起，他举出《公孙龙子》关于“指”字的用法，并对此作了全新的解释，即认为“指”应理解为“标志”或“事物的属性”，这样，象“白马非马”这样的逻辑命题，同时便成了认识论的命题，即“凭借马的性质认识马，凭借白马的性质认识白马”，这一新的认识，得力于这一派的逻辑方法，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分类的方法：一方面，它是使特殊事物与类发生关系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按照其‘两重性’或个体的差异，把类分为种再分为个体的方法。”他更把方法论的递嬗与哲学史的发展连在一起，他指出，在先秦，“没有从孔子时代以来发生的逻辑上的逐渐变化，象韩非那样对法术哲学的明白、确切的阐述是不可能的。”到了宋明，一篇《大学》，使哲学家们“在这本小书中找到了那提供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的儒家唯一著作”，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从十一世纪到现在，都集中在这作者不明的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小书的解释上。”
正是对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深切感受，使他把探讨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原因的视线投射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他痛感近代中国哲学两个伟大时期：宋和明，都没有产生伟大的科学成就，“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学》一书被二程兄弟发现，并使其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的《新工具》，同时，朱熹和王阳明都从不同方向对“格物”的“物”字作了“事”字解，这样，就把哲学限制于人的“事务”和关系的领域，胡适认为这实在是“最不幸”的。因为“《大学》的整个精神以及其他儒家著作都是纯理性的和伦理的，所以，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这一痛切的反省，甚至成了他研究中国逻辑发展的初衷。胡适企图从先秦的非儒学派中找到更切合近代科学精神的思想方法，如前所述，他把主要兴趣投向墨子和别墨学派，但是研究结果告诉他，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在中国都是尚未充分发育成熟的。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胡适有理由赞扬墨子开了经验主义的先河，但他又不得不看到，从荀子特有的人性论和墨子的实用主义，到韩非的重实效的方法，“包含了中国哲学最光辉的时代衰落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对实用或实际的功用作了太狭义的解释。”历史的报应终于出现，嫉妒并杀害了韩非的李斯，实际上却向秦始皇献上了韩非式的思想方法，于是，“焚书坑儒”，仅留下一些“最实用”的书。自此以后，中国的理性主义常常在知性的层次上止步，中国的经验主义往往在日常意识中徘徊，都成了长不大的孩子。
这又使人记起了胡适在“五四”前后，一再强调要治一治中国人的“方法盲”的毛病的说法，当然，他开的药方是实用主义的，并不足取，但强调方法却是符合现代哲学与科学的精神的。
总之，胡适《先秦名学史》确实是近现代中国比较哲学的一次尝试，而且是较为成功的尝试。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经过了物的比较，制度的比较，政治社会理论的比较，文化的比较(包括哲学，民族性，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然后，再深入到各门具体学科的比较。胡适的这本书既是一种文化的比较(他选取了文化的主导意识：哲学)，又是一种具体学科的比较(他选取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深层结构：逻辑史，并把它看作思想方法史)。当然，在形形色色的东西文化比较观(诸如：“中体西用”，“古今中西”、“全盘西化”、“重振传统”等等)中，胡适是“全盘西化”派的，尽管他又曾把他的主张解释为“充分世界化”，其实质性的思想仍然难以令人接受。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介绍和引进西方新学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运用新方法，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是会结出丰硕之果的。对于这样一个政治色彩和学术气味都十分浓重的人，我们应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所以，末了想就胡适其人(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评价问题，谈些看法。
唐德刚先生这样形容胡适：“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然而，胡适已死了二十多年了，人们仍然骂他，批他，吹他，评他，好象今天许多继续为人感兴趣的课题都与“胡适的幽灵”有着不解之缘似的，这种现象，倒使人想起一本题为《人海沉浮录》的书中的几句话：“一切人物，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的人，盖棺论定；有的人，未盖棺而论定；也有的人，盖棺而未论定”。我想，胡适，尤其是他的种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应该是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的，这也正是他离开金鱼缸之后，能够继续在人海中浮沉上下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视野的开拓，比较文化被提到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上，人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往往选取这一视角。于是，人们不仅仅就历史谈历史，而是从现实回溯历史，不仅仅狭义地谈学术专业，而是从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背景看问题。对胡适也如此，人们已经注意到《尝试集》不只是中国白话诗的最初“尝试”，而且是西方现代派诗(美国意象派)对中国新诗的早期影响，人们也认识到胡适大力宣传的实用主义，乃是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潮的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侵淫。本文也是这一潮流的产物。笔者愿继续追随这一潮流，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代表人物，进行再思考。
一九八五年七月
(《先秦名学史》，胡适著，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6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