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还能劳动，用她的说法，还能“做生活”。母亲从她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做生活”这个词汇，我在别处还听过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做营生”。做这、做那、做活儿，除不开是为生活下些大力气。
　　我能想象出来，母亲怎么“做生活”。对于她，“做生活”不完全是通常说的干活儿。“做生活”，好像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伸展运动，比如去取点吃的东西，去做饭，去外面晒太阳，劈木柴，打炭、取炭，洗一把脸，浇一下花草，沏壶茶，倒掉废水，剪枝、抚顺叶片，不一而足。她理解的“做生活”，还包括思谋事情，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小事。也包括冥想，那是另外一些事情，形而上学那样式儿的。还包括读书、看报一类。她眼睛还算好的时候，为我父亲念几页书，念几版或几段报，念几条小信息，解释一条或几条电视里演示的事故;还有小孩子们领来别的小孩子们，七八个、十来个，趴满她的一间或两间平房写作业，在她铺了干净炕单的大炕上爬上翻下……“做生活”的内容是繁多的，超出想象的復杂。而且她双腿盘坐在那里唱蒙古族老歌时，也是那种“做生活”的感觉。
　　她说，有时候，一想点深刻的，到黑就睡不着了。
　　她静默地待着，有人推门进来——常有人说想她啦，来看一眼——问她：大娘（或者是婶婶、姨姨、大姐、老郑），做什么呢？她只是笑，不答，因为“做生活呢”。能看见的，不用说。问的人，也不是就要问你做的是什么，他或是她，只是问好似的，进了门，走过来，和她打声招呼。后面只需默守时间，说多说少，意思互为通达，各自心里照旧圆满欢喜。
　　她拍拍身旁的空地儿，让进来的人坐下。情况好，能在地面来回走的话，她会慢慢挪动不方便的腿脚去取些好吃的，奶食、点心、糖、水果，干果里的杏仁、腰果、开心果一类，还有我们一回来就给父母剥出的瓜子仁，她想让来的人吃，就着热茶，慢慢品尝。到了开饭时间，她说：“不要走，在这儿吃饭。”
　　除了正餐，平常母亲吃一些奶制品和面包、点心，偶尔吃一点水果，想不起吃别的。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失明的父亲，喊她：“老郑同志，有什么吃食，搜集一点来。”她挑拣出糖分少的东西递给父亲。然后，就等有人进来，递给他们。她脸上的表情，跟劳动带给她的感觉没有差别，安生、简朴。她从这个房间进到那个房间，就是为了给人们找吃的。我见她如此感觉着的时候比较多，老想问问她，你动的时候、或者不动的时候，怎么老是一副安宁、幸福的样子？但一次也没去询问这种话。
　　央视的《半边天》栏目主持人张越采访我的专辑（上、下集）播出以后，有观众打电话问栏目组，那个谁，怎么会有幸福感，怎么会有那么多幸福感。不知道，就是感觉到幸福。我只说了意识到的东西。
　　平心而论，幸福感是我经常能够感觉到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家人，也许并不那么如意，但幸福感的确比较多地涌进我心里。感觉幸福的渠道，一直存在着。
　　有一年，我回旗里，从车站往家走，远远地，见回家的路边上，母亲站着往车站方向看。我说：“呀，你知道我回来？”她说昨夜里梦见我回来。她高兴得直笑，笑着、笑着，眼泪要出来。然后她说，嗨，回都回来了。又变成全是笑。
　　小孩四个月大时，我抱着小孩回到旗里。时值四月初，旗里刚下过一场大雪，孩子用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像棵加长了的大白菜。我斜抱着裹住孩子的大包袱，迈进院子，刚绕过院里堆的雪山，就见母亲向门外冲，她的身体撞到门框上，左边、右边，弹过来、弹回去，来来去去好几趟，终于出了门，迎住我们娘儿俩，把孩子接下。
　　又是个春天。我们旗正刮特大黄毛风和沙尘暴。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跨进家门，一边脱大衣抖沙土，一边说：“看看，这叫什么春天。”母亲说：“春天好。”我说：“好吗？净是沙子。”母亲说：“春天好是真的。因为春天总刮风沙就说它不好，是白长了人不长心。春天就是春天，就得刮风起沙，翻出新底儿。”好吧，随你。春天挺好。
　　母亲这个人，有时候在常规里，有时候在常规外，不好把握她在哪种状况里待的时间多一些。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突然地从这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
　　我从欧洲的艺术节回来，去内蒙古接了母亲来北京住。她跟我聊天时说，她从没有恨过一个人。
　　她说出这个话，我惊着了。
　　那天下班回来，我叙述了一点点在外面遇到的事情。现在想不起那天遇到的是件什么事情，跟谁有关。但忘不了，当时内心郁结，愤懑而悲伤。我们一起做了饭菜，吃过饭，放下筷子，之后，母亲对我说了这句话。
　　这句话把我一下子打懵、打成弯腰折背的塌秧形状，打回了老家。缓过一口气，我说：不能吧，怎么会，老太太。
　　她大不以为然。“没恨过。”她又说了这样的话。
　　她大概这样理解：另一些爱、或者说更多的爱，是不需要缘故的——所以才这么讲。
　　她怎么说就怎么是吧。我不想争论。
　　不过，她能一辈子不恨一个人，还是感染了我。我动了心。
　　摘自《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