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湘人沈从文先生言，“保守”或“激烈”两种极端情绪都能上演到极致，乃是是湘人风貌特色之一种。抑或因此，中国进入近代史之后，先后两位被朝野视为最长于“洋务”或“外交”的居然都是湖南人，后生自然是邵阳蒋廷黻（1895—1965）;先贤则是湘阴郭嵩焘（1818—1891），这位1876年被清政府正式派往西方世界的第一任公使，也是蒋廷黻生平最佩服的乡贤之一。
　　郭嵩焘逝后三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时局似乎总是被他不幸而言中：“设防于不相应之敌，耀兵于无可用武之时，徒为戏耳。”（郭致李鸿章函）“同治中兴”以来兴兴头头备办的北洋水师半日之内近乎全军覆没。想来这位一生试图追求退隐却总有用世之情的儒门贤者地下有知，也要难免一叹：
　　拏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
　　无计收帆情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汪荣祖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为“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写下专著《走向世界的挫折》，既得益得力于当时郭嵩焘日记面世，更感同身受于郭氏在其时代的“挫折”与“不遇”。如今岁月流溢，又逢甲午、乙未，东亚世界却依然没有太平，仿佛又增添了许多新冲突，世界史的轨道已产生大幅度的遽变？东亚动荡将不知伊于胡底？仅从这个甲、乙之交日元与卢布的剧烈滑坡中，的确不难看出人文学者理想中“冲突”或“对话”的文明措辞并不能掩饰“世界史的轨道”真相：战争仍在继续，只不过坚船利炮置换成了货币经济。何止“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秩序，要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与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道德辩证与实际利益（义利之辩？）之间的消息，怕是人类永远没完没了的命题。
　　同为湖南人的左舜生（1893—1969）先生同样一生用世，晚岁讲学于史林，却亦能以“感性史学”而卓然成家，其讲述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四讲》）以甲午战争为开端，无疑看重的不仅此战当中无论水、陆清朝政府皆一败涂地，无可避免输掉了自己的国家尊严、国际地位，继之而来的列强瓜分狂潮;更在此战使得中国人面对“同治中兴”败北于“明治维新”而激起的内部改革的愿望与行动包括冲动，使得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今”裂变无法不成为现实，不以人的意志遑论情感为转移。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乙未（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此事更直接激起了引发戊戌变法的“公车上书”。来京城赴考争当“天子门生”的台湾试子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故园（台湾被割），当真情何以堪，于是，继之有十日“台湾民主国”。同样，湖南籍的诗人易顺鼎（1858—1920）也要素服麻鞋、“墨绖从戎”援台，军事不成毕竟他还留下了《四魂集》中一份感人血性：
　　痛哭珠崖原汉地，大呼仓葛本王人。（《寓台咏怀》）
　　但使天留人种在，珠崖还作汉神州。（《津舟感怀》）
　　两河忠义旌旗在，万福威名草木知。（《台舟感怀》）。

二

　　二十世纪初叶前后十年，日本分别在亚洲打了两次仗，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在不足二十年内就彻底葬送了世界两大帝制巨国：日清战争后十六年，1912年清朝逊位、民国建元;日俄战争后十二年，1916年沙皇被驱，苏联成立。
　　一个一度被西方蔑称为“东洋猴子”的蕞尔小国当真改写了东亚历史。尽管这背后自然还是“时势”所致，东亚帝国内部的腐败透顶之外，是西洋文明的长驱直入，迄今不见风头稍歇的硬或软的东征。
　　两甲子之后文明人于此有了更文明的安置，曰“文明的冲突”或对话——此更证明，两甲子之前那场战争，同时被击碎的还有中国人自己曾经极其自负乃至膨胀（此正郭嵩焘所谓“虚骄无实”）的文化信心。
　　新竹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素有收藏近代文物之雅，蒙其讯告，知他两甲子之后重逢乙未（2015），正在筹办“甲乙春秋”展览。据告展览将展出与甲午、乙未两役相关作品两百余件，不仅展现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的时局、中日甲午战争、台湾乙未战役的种种历史回响，更将体现乙未战役后台湾的历史的创伤如何转化。在布展说明中，杨儒宾教授回顾两个甲子之后再逢“甲（午）乙（未）”，二者之间不乏对话意味：
　　两甲子前的甲午年（1894）是东亚史上的关键年，此年，僻处东海一隅的日本帝国经过三十年的“维新”，竟然打败称雄东亚千年的天朝。甲午战争是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之争，也是十九世纪东西冲突下两种响应模式之争。甲午首次显题地引爆了“现代性在东亚”的火药，其后续效应直震至当代。
　　甲午之战，清廷败北，台湾成了牺牲品，为老大帝国赎罪。然无辜受累，事非自愿，台人多不从。日人既已抢得此新领土，所以虽面对住民顽抗，仍悍然以武力征讨之。此次的征台之役始于乙未年（1895）5月29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率日军自盐寮登陆;终于10月21日，台湾民主国最后的据点台南沦陷。前后历时五个月，全台底定。乙未征台后，台湾被并入一个陌生的祖国，历史行程彻底改变。台湾子民被迫必须适应一个显性的他者：大和民族，以及一个隐性的他者：现代化源头的欧美。这种重层的现代性历经半世纪的淬炼后，大幅地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性格。
　　在杨先生看来，十九世纪末的甲午、乙未两个连续年分“决定了下一个新的世纪的东亚史”：
　　日本吸纳了现代化的成果，自身转化为帝国主义的成员，密集从事海外远征，最后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则在受挫于西洋的现代性之后，再受挫于东洋的仿效之现代性，甲午战败带给清廷空前的震撼。尔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起，其历史脚步仍不能不沿着甲、乙之道前进。十九世纪末的东亚的历史行程急遽变化，甲午、乙未是关键的转折点，而转折的参考坐标已不能不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衡量。
　　应该说，无论“明治维新”还是“同治中兴”，日本与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最初都有被“逼向世界”的意味、被迫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富强之路”。先行了一步的日本步趋于它的西学前辈，先后觊觎琉球、朝鲜继之中国本土，乃为这一“富强思路”的必然导向。 　　如果两个甲子之前“先行”了这一步的是中国呢？想想我们最后的“经生”、其家“五世传经”的刘师培，都曾在少年著述中不遗余力赞美“殖民”为英豪百代之不世盛业。人类的理性能力的确经常异常有限。
　　又是个让人徒呼奈何的“气数”（汪荣祖先生所不满的“命定论”）问题：日本先行一步的时候，清朝政府内部正忙于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挑战。而这一动荡本身，你自然不能不承认，乃为当时不富不强的民不聊生所激发。天下也真没有无缘无故的“革命”。单纯痛恨革命带来的社会破坏并无意义，如果健康充满生机，运转良好的社会生活本身并不追求破坏性革命。

三

　　同样怀念咸（丰）、同（治）时代，左舜生先生似乎多年之后忆及还是忍不住眉飞色舞，尤其那一时代特出的“楚材”于斯为盛：
　　我是十九岁才离湖南的，在我青年时期所见一部分的同乡前辈，深深觉得他们那种讲学治事的谨严，多少总还保持得有一种咸、同时代的流风余韵;后来我知道谭嗣同、唐才常在戊戌、庚子两役所表现那种倔强不屈的精神，又看见黄克强、蔡松坡对革命与倒袁两役所表现那种朴诚迈往的气概，我乃更感到曾、胡、江、罗辈的影响未容忽视。假定戊戌一役没有谭嗣同等的壮烈牺牲，则维新一幕的光芒可能为之低减;假定同盟会成立以后没有黄克强六年的苦斗，清廷的颠覆便不见得那样的迅速;更假定民国四、五年之交没有蔡松坡的崛起，则中华民国的基本动摇，又何必要等到今天？江忠源明明知道庐州不能守而必守，谭嗣同明明可逃而卒不肯逃;罗泽南受命于危难之际而战死武昌，武昌卒得而不复再失，黄克强也受命于危难之际而苦战汉阳，汉阳虽失而卒有南京的继起;胡林翼能与一个阘茸庸劣的官文相处得水乳相融，蔡松坡乃能把一个一代奸雄的袁世凯玩之于掌股之上;这些都是偶合，但您能说历史人物的感召，对后起者绝无影响？大致湖南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从杨度、章士钊一辈才开始的，而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仍为湖南人才的后劲，到刘揆一、胡瑛、李燮和……的晚节，则已趋于变种。其实少壮期的杨、章，又何尝不显其美质，以时代有变化，学术有纯驳，政风有良窳，乃逐渐流于荒唐，亦不尽属章、杨之咎。（载民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联合评论》）
　　若论“湘人言湘”，这段话自有极为通透、痛快处，例如同文左舜生先生将“咱们湖南人的特性之一”高度概括为“敢作敢为加胡作乱为”，更将清末民初一代湘学教育形容为“改造社会的要求则异常强烈，用力也十分猛勇，那一种高度的热情，简直有点不近人情”——这种不大符合“史学家”身份的断制，你能谓其没有鞭辟入里处？！左氏这番对于“湘学”、“湘人”或“湘水”余波不济的悲叹，正是之前郭嵩焘那份悲观。一生讲求“理势”的郭嵩焘底色中依然牢牢满布儒门义理心性功夫、做人讲求规模。而咸、同之后并不拘于湖南一地的民众肆情的好利与放肆，不仅为时代世风所推波助澜、更推波助澜于时代世风之每下愈况。
　　性格决定人之命运。设若此人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紧要位置，他的性格自然难免作用于当时社会生活之国族命运。
　　热情敢为的湖南性格同样体现于无论蒋廷黻还是郭嵩焘，例如后者充满挫折不遇的一生中却屡屡选择“义在必出”，即使被他“保守”也能到极端的湖南同乡辱骂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也择善固执在所不屈。郭嵩焘一生执著于以汉唐模式为理想的对“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探讨，反对情绪化言行，强调内务外交都要据理力争，看重“天下事据理而为，成功无后患，失败不后悔”，一再指责他的湖南同乡、中兴名将左宗棠“负强使气”、指责彭玉麟“负一时之盛气，乃使其理反不足自申”，触目可见他对自己的乡土民风“嚣、滑、无理”种种无奈。
　　然而到底还是湘人？一生强调“理势”的郭嵩焘偏偏自己行事处世还是意气满满，至于对他最能理解宽和的李鸿章都耐不过他出使英、法期间条陈上奏措辞中的情绪牢骚，以为不如“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至“此等文字，可以不作”。虽然郭氏对于自己“负气”（“气性太涉狂易”）的个性，理性上也有相当认知，却似乎始终未能有所克制？
　　在一倡言“胜败不在器，而在气”（郭嵩焘出使英、法时期的死对头刘锡鸿语）的时代氛围中，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倭仁语），怎怪日后曾最为郭嵩焘欣赏的严复逼出“君子误国”这样貌似悖谬的结论：
　　吾读中西历史，小人故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风涛、冒锋镝，各具手眼，以济以胜为期，能济能胜而后为群众所托命。道德之于国君，譬之如财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节，而非其全能也。……遍读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小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面对仅仅十数年后甲午之战，无论平壤战役（1894年9月15日）中左宝贵死事之烈，“见大势已无可为，矢志必然死，乃著黄马褂，登城上往来指挥，连中数炮而殒”;还是黄海战役（同年9月17日）中赢得日方“中国海军第一名将”称誉的镇远舰长林曾泰，波涛弹雨中始终坚持站立舰桥护卫伤痕累累的旗舰定远，我们有理由觉得，一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已然如此辜负于其族民的个体道德（即使他们被称为希慕圣贤的“士”），绝然是一种缺德、一种羞辱。此正如之前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中老将冯子材短衣、草鞋、腰刀的照相，“气节”之外，蒙羞失德的难道不更是一个泱泱大国的运行机制？
　　“未有人心流俗败坏，而可与言富强者也”（郭嵩焘致瞿鸿禨函），遑论管理体制依然在庇护、纵容“流俗败坏”。在传统滋养下一点昂藏不屈的属己“士”气消耗殆尽之后，社会人心自然赤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