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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胶囊”事件是中国近十年来继“大头娃娃”、“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民间通俗地将这起丑闻概括为“从皮鞋到胶囊”，眼下，围绕这件事引发的调查、追责与反思仍在持续发酵。
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经过数月的调查，证实河北、江西等地的工业明胶不法厂商将铬严重超标的工业明胶销售给浙江新昌的一些药用胶囊厂，后者更是将这些明胶制成胶囊出售给修正药业、蜀中制药、通化金马等9家药企。
经过一周的昼夜奋战，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查封非法生产线80条，查扣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
短短数天，皮鞋俨然成为了我们身边最神奇的变形金刚，它可以以出乎想象的多种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自2002年以来，《新民周刊》持续关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除曝光“皮革奶”外，对“黑心桶”、“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粉”等问题先后进行过多次报道。
《新民周刊》发现，今天的“毒胶囊”与昔日的“皮革奶”、“地沟油”如出一辙，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是何其相似。
如果把与“皮鞋”的这场战争比作躲猫猫游戏，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每每处于被动。因为参与这场游戏的角色并非仅仅是消费者与造假者两方。
在这里，《新民周刊》尝试将上述十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对比梳理。期望通过对中国式造假的路径分析，找到食品药品安全这个社会难题的症结。
魅影徘徊：皮革水解蛋白与工业明胶
在审视这起事件前，请先随《新民周刊》一起回顾一篇7年前的调查报道——
“你能想象自己扔掉的破皮鞋，有可能在经过一系列化工程序之后变成人造蛋白，最终化为‘牛奶’的一部分吗？！一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震惊全国。而今天，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用五花八门的造假原料生产的‘人造牛奶’正泛滥华北大地，其中仅在山东省就至少有200余家假牛奶厂。”
这段文字是2005年3月《新民周刊》封面报道“从皮鞋到牛奶”中主打稿件《探访“化学奶”》的开头。
这篇当时令无数读者震惊并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继而在山东等地掀起打击假牛奶、假乳饮料的调查报道，揭露了一些不法厂商用皮革水解蛋白等非法添加物生产伪劣乳制品的黑幕。彼时，“皮革水解蛋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事物，即便在业内，很多人也不知道它的“学名”，而将其通俗地称作“人造蛋白”。
在这个报道出炉前一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头娃娃”事件，造成多名儿童死亡，学术界当时就有一种意见，怀疑“空壳奶粉”中掺有“人造蛋白”，也就是“皮革水解蛋白”，而这种蛋白由于其“原形”——经过鞣制后的皮革下脚料——中含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被疑才是导致死亡的真凶。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推断至今仍无定论，本着审慎的态度，《新民周刊》将当时在山东等地发现的假牛奶称为“化学奶”。这篇报道刊登4年后，也就是2009年，《新民周刊》再次曝光了浙江金华晨园乳业使用皮革水解蛋白生产乳制品的不法行为，这起事件后，人们开始熟知“皮革奶”。
此后3年间，尽管人们对“皮革奶”问题是否得到根治持有疑虑，《新民周刊》记者也曾接到举报，指皮革水解蛋白“转移”至冷饮、糖果、饮料等食品领域。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在晨园“皮革奶”事件后，再无实例证明上述猜测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打消了对“皮革水解蛋白”这种皮革衍生物的担忧。
直至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的一条微博：“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以及媒体人“朱朱文强”的微博作证说：“央视一哥们说，以后别吃果冻和酸奶，问为啥，他比喻说，哪天你扔了双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了。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
这两条微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工业明胶”这一与“皮革水解蛋白”同属皮革提炼物的“孪生姐妹”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
工业明胶如同7年前的皮革水解蛋白，至这起事件发酵前其实并不为人所知。没有人怀疑赵普发这条微博的善意，尽管没有人可以武断地说老酸奶与果冻企业中就一定不存在或一定存在非法使用诸如工业明胶的添加物的情况，但食品安全是一个民众高度敏感的话题，任何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发布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必须秉承严谨科学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赵普的“不细说”以及指向整个行业的表述方式有些犯忌，因而很快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一场微博引发的老酸奶与果冻行业的危机就此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基于近年来不断积累的对中国食品企业整体的失望情绪，消费者笃信“不细说”的可靠性，任由两大行业的巨头们“辟谣”、“喊冤”，消费者仍将它们打入冷宫。
赵普与“朱朱文强”当天相继删除了相关微博，不过，焦虑的公众仍然在追问工业明胶的去处，最终随着《每周质量报告》的曝光，人们才意外发现原来并非“从皮鞋到老酸奶”，而是“从皮鞋到胶囊”。
据《新民周刊》记者观察，我国对皮革水解蛋白、工业明胶、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可能被非法添加，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特殊物质在经历了一次次食品安全公共事件的考验后，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追溯体系。
今天，很多人对食品问题有种崩溃的感觉，那是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一退再退，当知名品牌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时，这道防线居然也频频告急。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对这些特殊物质的源头管理与流向追踪不明，在一个亟待净化的市场环境里，只要一个环节疏漏，知名品牌躺着也会中枪。
工业明胶基地：可怕的缄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谁才是真正的主谋，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都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追溯“毒胶囊”造假环节的源头——河北衡水阜城县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江西弋阳龟峰明胶有限公司的发展史，目前的调查表明，至少前者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工业明胶的生产。现今的阜城县已是中国四大明胶产业基地之一，当地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县生产明胶的企业达到200多家，年产工业明胶4.5万吨，占全国明胶产业总量的60%，这个数据有无水分不得而知，但足以表明当地明胶产业在全国市场的重要地位。东窗事发前的学洋明胶蛋白厂在当地的明胶企业中颇为显著，堪称龙头企业，公司自称“北方最大的明胶和蛋白生产厂家”，除了工业明胶外，还生产阿胶、黄明胶、热熔胶、骨胶等。
然而，阜城县的明胶产业延续的却是中国发展初期乃至现今在一些地区仍未得到有效改观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对环境与市场秩序的破坏，尤其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
中国明胶在阜城，阜城明胶在古城镇，而古城的明胶又在前宋村。学洋明胶蛋白厂就位于这个村。农民出身的宋海新最早在前宋村头建起了一个小作坊，那正是阜城县明胶产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当地人回忆，鼎盛时，前宋村提炼明胶的厂遍地开花，不过多以小作坊为主，这是一个技术含量与启动资金要求并不高的产业，农民们在村里清理一块空地，搭建几个大锅、支几个晾胶的支架就可以从事生产。
据当地一些明胶企业主介绍，早年当地的明胶作坊还会用较好的猪皮、牛皮炼胶，但后来逐漸有厂子用皮革下脚料熬胶，由于成本低、利润高，最终在恶性竞争的推波助澜下，居然迅速成为风气。不过，与宣传资料上有些出入的是，所谓的200多家明胶厂现如今在乱市竞争下只剩下四五十家。
宋海新的明胶厂却越做越大，最终在2004年由宋海新注资210万元成立了学洋明胶蛋白厂，并交由大儿子宋训杰打理。现龄才23岁的宋训杰接班后迅速独当一面，成为当地公认的“胶老大”，其家境靠工业明胶殷实广为人知。
人生得意的宋训杰在4月15日央视曝光后慌了阵脚，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下午3点多，当阜城县警方赶到厂区准备查封时，他下令将公司的电脑、账本、票据等文件集中到一间屋子，付之一炬。警方敲门不应，最终只得翻墙而入，一个多小时后大火被扑灭，然而记载该公司工业明胶交易的诸多重要物证已在大火中被毁。
宋训杰目前已经因涉嫌纵火与销毁证据被刑拘，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浙江新昌一些胶囊企业的不法勾当此前在媒体调查中已铁证如山，宋训杰在这样的境况下仍急于毁灭证据，让外界疑窦丛生。
有记者从废墟中找到一本没有被烧毁的记账本，上面的内容表明，学洋明胶蛋白厂涉嫌与北京三元食品公司等多家乳企、食品厂有业务往来。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因为既然工业明胶可以进入本不该进入的药用胶囊，就难保其不会进入食品领域。更何况阜城的一些工业明胶曾被销往雪糕、饮料厂等食品企业已成当地坊间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多年来深谙此道的前宋村一些村民不敢食用雪糕。
并不意外，“北京三元”等账本中提及到的乳企、食品厂均矢口否认与学洋有任何业务往来。不过，这种信誓旦旦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宋训杰以及浙江新昌涉及此案的不法厂商均已被刑拘，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学洋与新昌方面是如何取得业务联系的。不过从宋训杰此前在记者暗访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对于工业明胶的危害以及被新昌的胶囊厂用于药用胶囊的不法事实，宋训杰是心知肚明的。江西弋阳龟峰明胶有限公司更是自欺欺人地专门拟定了一个工业明胶销购合同，声称厂方提供的明胶为工业明胶不得用于食用和药用，购买方如违反则承担完全责任。
且先不论这两家明胶厂的行为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了多少危害，即便在前宋村，这种粗放式的生产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生态危害。前宋村与后宋村等周围的几个村子，有估计近三千人从事明胶相关工作，这已成当地的经济支柱，有村民甚至荒废了农耕。尽管事发后全县所有的明胶企业均已停产，但走进古城镇仍有一股扑鼻的异味袭来，制胶造成的污染一直以来都让当地居民颇为头痛，甚至有人为此上访。
炼胶产生的黑乌乌的令人作呕的废渣堆积在村前村后，所堆之处，寸草不生，把土翻过去半尺，才能重新种植庄稼。
4月15日，学洋明胶蛋白厂发生大火时，前宋村很多村民都围在厂区看热闹，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风波会波及到他们。当晚，随着十几辆推土机的推进，一场声势浩大的强拆行动开始，一些在学洋明胶厂看热闹的村民始料未及。这场强拆一直持续到17日，遍布前宋村的40多家明胶作坊被夷为平地，曾经轰轰烈烈的阜城明胶产业戛然而止。前宋村人多年来首次意识到他们曾引以为豪的经济模式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胶老板们被要求说明近年来胶的去向，一些人抱怨自家生产的明胶一直以来都是卖给家具厂作黏合剂，从不卖给食用或药用企业，不应受到“株连”。于此同时，上千名依附在明胶产业上的村民面临生存压力。
然而，即便作恶者只有学洋一家，这些受到牵连的胶老板乃至村民恐怕也很难理直气壮喊冤。因为学洋的勾当多年来在这一地区人尽皆知，却无人举报。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尚未真正反思自己扮演的角色。
胶囊厂与药企：攻守同盟
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43家胶囊企业悉数停产待查。这对这个年产胶囊1000亿粒，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三分之一的“中国胶囊之乡”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镇与胶囊生产相关的辅助产业，如明胶供应、胶囊批发、胶囊机械经销等，如今也大多歇业。新昌县公安机关已经对22名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药用空心胶囊的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查封涉及生产问题胶囊的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新昌县华星胶囊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生产线57条，这两家企业也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与阜城县相似，新昌儒岙镇的胶囊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一段粗放式的发展过程，至2000年前后，该镇各类胶囊企业已多达327家，除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手工制作胶囊。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产业在初期迅速集聚扩张，但也带来了诸如工艺简单、管理混乱等通病，据记者了解，当时儒岙镇即已出现用工业明胶等劣质明胶违规生产药用空心胶囊的现象。
河北阜城早在2004年即已被媒体曝光不法生产销售工业明胶，为此该县曾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新昌儒岙镇此前虽无曝光，但该县也察觉到问题，为此在2002年展开了被他们称作“伤筋动骨”式的整治。经过这场整治，当地作坊式的生产得到改观，胶囊企业一年内锐减至32家，此后十年时间只增加了11家。
不过，从新昌县空心胶囊协会会长王伟良、协会副秘书长徐宏辉接受采访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治，且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对王伟良而言，“曾有耳闻”、“至少存在十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秘密”在被外界知晓前，包括行业协会以及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相关方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孔定洪在解释“为什么当地药监部门没有查出？”时说，“有些企业故意规避，我们去了也查不出来。”孔定洪透露，去年一年，他们就针对各种违规生产处罚过12起案件，此次曝光的华星、卓康两家企业去年都因铬超标而被罚。不过，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这一动向与工业明胶联系一起，他的理由是：“如果产品的铬含量只是略微高出国家标准(不超过2mg/kg)，你能说它一定使用了工业明胶？”
客观而言，新昌县较之阜城县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的，比如，当地将胶囊企业从优到次分为AA级、A级、B级以及C级，每个级别对应的企业分别为11家、18家、7家和3家。其中B级企业称为“波动企业”、C级企业称为“警示企业”，都是重点监管对象。此次被查出问题的几家胶囊厂就是当地的C级警示企业。为加强行业自律，胶囊协会还筹资专门在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建了一个“新昌县空心胶囊联合检测中心”，方便企业检测。
然而，一方面，新昌县监管部门反映“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做法早被企业摸透”，另一方面，协会也抱怨面对不配合协会检测甚至弄虚作假的行为，看在眼里却无法干预。
因为受到牵连，新昌号称守法的胶囊企业们也是纷纷喊冤，王伟良认为“真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并对政府“一刀切”对所有胶囊企业停产检查的决定深感无奈与无辜。王伟良的胶囊厂一天损失30多万元，而徐宏辉也疲于给客户发化验单传真，表明自己公司的清白。
新昌的“老鼠屎”是否只有两颗有待进一步调查，然而正如儒岙镇一些居民所言，若不是媒体曝光，这个公开的秘密不知道何时才能揭开。
当深陷劣币驱逐良币的魔咒，王伟良们同样要思考他们“冤有几分”。当然，另一方面毒胶囊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广为诟病的医疗体制的一次并发。
在此次事件中，公众对涉案的9家药企的愤怒较之于明胶厂与胶囊厂要強烈得多，因为后者作恶不足为奇，而“药”本是治病的，现在却是“致病”！更何况它们是知名药企，人们想象中理所应当的可信任者，更何况修正药业一直以来打着“良心”与“放心”的广告。
审视药企这个环节，不难发现亦是一次集体的沦陷。尽管涉案的药企无一例外表现出无辜的受害者的姿态，尽管它们的道歉姗姗来迟，且不乏狡辩之词，但目前至少从它们的供货商——胶囊厂反馈的信息是：这些药企是共犯。
在央视记者的暗访中，新昌涉案胶囊厂的负责人直言不讳，为了规避2010年国标中对重金属铬的限定，他们会根据客户要求使用工业明胶和合格的食用明胶进行勾兑，将铬控制在国标内。事实上，在新昌，事发前勾兑好的胶囊也被分为两类进行销售，一类是铬超标的，一类是铬达标的。
调查表明，涉案的9家药企均无铬测试仪器，尽管这个设备只需区区50万元。华星胶丸厂的生产线负责人表示，铬达标的胶囊每万粒60多元，而不达标的四五十元，两者差价不过十多元，折合一粒胶囊也就是一厘钱。看似不起眼、似乎不能成为造假理由的一厘钱却暗藏玄机，因为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基础药物的利润空间本就有限，一厘钱的胶囊差价往往成为药企的生死线，决定了药企能否在招标中胜出。
在被曝光的药企中，蜀中制药有着自己的空心胶囊生产车间，这是国内首家自供胶囊的企业，年产胶囊70亿粒，全部用于蜀中产阿莫西林等普药。蜀中制药董事长安好义曾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蜀中制药因此在竞标中屡屡获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蜀中兩大胶囊剂产品上榜，铬含量分别超标30%和70%。
治病救人的药企也为了逐利背弃了制药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如此，不法企业有机可趁，“毒胶囊”登堂入室。
9家药企挥霍的是整个医药行业的信誉，公众忧心忡忡的是存在毒胶囊问题的药企是否仅这9家。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医药行业内此前亦深知这个不光彩的“潜规则”。然而，整个行业同样表现缄默。
监管部门：问题产业当特色产业
食品、药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一大顽疾，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为总是存在上述这种可怕得令人窒息的攻守同盟与各怀鬼胎的缄默，比如，对“毒胶囊”这个公开的秘密，产业链最上游的皮革下脚料供应商不可能不清楚，但就是无人举报。不过，食品药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问题，决不能简单看作单纯是某一产业链内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不少民众宛如惊弓之鸟，但以记者十年来的观察，中国的食品安全质量其实是在不断提升，市场在曝光中得以一步步净化。无论是三聚氰胺还是“地沟油”、“瘦肉精”或者现在的“毒胶囊”，无一例外均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只不过在与这些不法现象多年的博弈中，我们新近才揭开了真相而已，故而公众难免产生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错觉。
媒体采用较为原始的暗访方式便揭示了那些久已存在的“公开秘密”，可见“攻守同盟”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监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此前调查“皮革奶”、“地沟油”、“黑心桶”时，均有人向记者反映这些问题当地监管部门并非一无所知。
这便是中国打假的一个现实的尴尬，《新民周刊》记者常年追踪造假问题发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产业开始产业转移，而它们很容易成为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的欠发达地区的香饽饽。另一方面，当一个问题产业刚刚兴起时，由于规模小、不起眼、隐蔽性强，监管部门往往不予重视，等造假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甚至成为当地一个产业后，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甚至又将问题产业当做特色产业来加以扶持，而当问题产业最终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后，权力与资本又会勾结起来，出现权力寻租进一步升级，资本大力绑架政治的现象。
以“毒胶囊”为例，学洋背后至少已经查出一顶“保护伞”——原阜城县王集乡人大主席、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的四弟宋江新。警方查明，在央视曝光后，宋江新电话指使这家企业的职工刘爱国赶到厂区纵火，销毁了电脑、账本、文件。随后，刘爱国从工厂后门逃离了现场。目前，宋江新已经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且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2011年8月，阜城县筹划明胶工业园项目便是以学洋明胶为龙头，计划建成后每年将生产工业明胶2.7万吨，年产值近10亿元。阜城县相关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在新昌，对于问题胶囊何以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盛行至今，卓康胶囊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浩明解释：“抽检的时候，药监局要看你这个正牌的胶有没有。看过以后就可以了。”
舆论普遍呼吁对行政监管部门展开追责，而追责不力近年来被认为是食品、药品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呼吁公众对企业家的诚信与医药卫生事业还是要有信心，有责任心的企业家、科学家一定是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主流。
事实上，对于行业内的丑陋现象，总是不乏良心企业想方设法的勇敢举报，比如《新民周刊》记者2004年曝光浙江慈溪地区用废旧塑料垃圾生产饮水桶正是得到了行业内“深喉”的帮助。
尽管今日的蒙牛因质量与诚信问题也是备受争议，但2005年《新民周刊》“皮革奶”的线索正是来自深受此类假冒伪劣产品苦恼的蒙牛公司的一名高管的求助。
“深喉”为何偏爱媒体，而不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值得深思。
专家角色：助纣为虐？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专家——同样需要反思。记者多年来的调查发现，一些造假者的技术正是来自一些专业研究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些专家助纣为虐。而每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出现，总有一些学者武断地以权威姿态“辟谣”，比如“地沟油”，当初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怀疑，一些专家甚至院士认为无论从技术还是成本，地沟油都绝无可能存在，“是媒体炒作”。但事实表明，误导公众的正是这些专家。
4月19日，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说，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所以，要冷静，不要恐慌，不要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
吃了“铬胶囊”会不会导致中毒？这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科学理性地分析，自然界中铬主要以三价铬和六价铬的形式存在，动植物体内也确实均含有微量铬，其中三价铬参与糖和脂肪的代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六价铬是有害元素。铬的金属形式通过消化道吸收率很低。考虑到人们在一定时限内摄入铬超标胶囊剂量有限，因此，即便胶囊含有六价铬也不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发生。
但类似孙忠实那样的“辟谣”方式除了带来公众的愤怒与对专家集体的不信任外，于化解恐慌根本无济于事。相比之下，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郝凤桐的话更容易引导民众理性看待。
郝凤桐在劝告人们不必过于恐慌的同时也提示，胶囊铬超标更像是个风向标。在皮革鞣制过程中，皮革可能经历了硫化钠脱毛、芒硝浸泡、浸灰、浸酸、铬鞣、染色等环节。“胶囊铬超标，说明了所用明胶原料包含了皮革含铬固体废弃物，其具体危害不是一个铬中毒所能涵盖。胶囊铬超标，其他危害共存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她说。
在商业竞争中，一些专家也会成为某些利益方的代言人混淆视听，刻意制造恐慌，比如几年前，一些媒体与专家热炒油炸方便面有害物质致癌的新闻，实则是某企业为其即将面市的非油炸产品的一次恶意炒作。
回到“毒胶囊”事件，当前有必要深入调查工业明胶是否进入了食品领域，就在《新民周刊》截稿前，记者获悉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疑为宋海新三弟的宋河新在河北沧州也办了一个明胶厂，曾同名学洋，后改名“金箭明胶”，该公司在阿里巴巴出售各类明胶以及水解蛋白等产品，公司网页显示经理为宋河新，内容更包含用各类食用明胶制作橡皮糖、奶糖、棉花糖、糖涂层等其他多功能多形状的软糖，牛奶、各类型酸奶，冰淇淋、布丁、奶酪、慕丝、水果啫喱等其他的甜点，葡萄酒、果汁等其他饮料，肉冻、皮冻、火腿、馅饼、罐头肉等食品。鉴于宋氏兄弟中已经暴露的将工业明胶非法出售给药用胶囊企业的情况，有必要对宋河新的这家企业也进行深入调查。
“毒胶囊”事件恐怕还会持续发酵一段时间，这是一次危机，但更是一次契机。扭曲的食品、药品环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如果说问题的发生是道德系统占了主因，问题得不到解决恐怕就要多思考法律与制度的问题了。
食品、药品问题更像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需要系统治疗。阵痛在所难免，因而，短期内，中国再暴露出更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也不足为奇，民众应学会理性应对，恐慌与泄愤都无济于事。
面对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每一个当事者都要警醒，更要看清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是否“串戏”。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需要每一个人去充当“清道夫”。
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经过数月的调查，证实河北、江西等地的工业明胶不法厂商将铬严重超标的工业明胶销售给浙江新昌的一些药用胶囊厂，后者更是将这些明胶制成胶囊出售给修正药业、蜀中制药、通化金马等9家药企。
经过一周的昼夜奋战，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查封非法生产线80条，查扣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
短短数天，皮鞋俨然成为了我们身边最神奇的变形金刚，它可以以出乎想象的多种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自2002年以来，《新民周刊》持续关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除曝光“皮革奶”外，对“黑心桶”、“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粉”等问题先后进行过多次报道。
《新民周刊》发现，今天的“毒胶囊”与昔日的“皮革奶”、“地沟油”如出一辙，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是何其相似。
如果把与“皮鞋”的这场战争比作躲猫猫游戏，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每每处于被动。因为参与这场游戏的角色并非仅仅是消费者与造假者两方。
在这里，《新民周刊》尝试将上述十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对比梳理。期望通过对中国式造假的路径分析，找到食品药品安全这个社会难题的症结。
魅影徘徊：皮革水解蛋白与工业明胶
在审视这起事件前，请先随《新民周刊》一起回顾一篇7年前的调查报道——
“你能想象自己扔掉的破皮鞋，有可能在经过一系列化工程序之后变成人造蛋白，最终化为‘牛奶’的一部分吗？！一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震惊全国。而今天，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用五花八门的造假原料生产的‘人造牛奶’正泛滥华北大地，其中仅在山东省就至少有200余家假牛奶厂。”
这段文字是2005年3月《新民周刊》封面报道“从皮鞋到牛奶”中主打稿件《探访“化学奶”》的开头。
这篇当时令无数读者震惊并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继而在山东等地掀起打击假牛奶、假乳饮料的调查报道，揭露了一些不法厂商用皮革水解蛋白等非法添加物生产伪劣乳制品的黑幕。彼时，“皮革水解蛋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事物，即便在业内，很多人也不知道它的“学名”，而将其通俗地称作“人造蛋白”。
在这个报道出炉前一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头娃娃”事件，造成多名儿童死亡，学术界当时就有一种意见，怀疑“空壳奶粉”中掺有“人造蛋白”，也就是“皮革水解蛋白”，而这种蛋白由于其“原形”——经过鞣制后的皮革下脚料——中含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被疑才是导致死亡的真凶。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推断至今仍无定论，本着审慎的态度，《新民周刊》将当时在山东等地发现的假牛奶称为“化学奶”。这篇报道刊登4年后，也就是2009年，《新民周刊》再次曝光了浙江金华晨园乳业使用皮革水解蛋白生产乳制品的不法行为，这起事件后，人们开始熟知“皮革奶”。
此后3年间，尽管人们对“皮革奶”问题是否得到根治持有疑虑，《新民周刊》记者也曾接到举报，指皮革水解蛋白“转移”至冷饮、糖果、饮料等食品领域。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在晨园“皮革奶”事件后，再无实例证明上述猜测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打消了对“皮革水解蛋白”这种皮革衍生物的担忧。
直至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的一条微博：“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以及媒体人“朱朱文强”的微博作证说：“央视一哥们说，以后别吃果冻和酸奶，问为啥，他比喻说，哪天你扔了双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了。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
这两条微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工业明胶”这一与“皮革水解蛋白”同属皮革提炼物的“孪生姐妹”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
工业明胶如同7年前的皮革水解蛋白，至这起事件发酵前其实并不为人所知。没有人怀疑赵普发这条微博的善意，尽管没有人可以武断地说老酸奶与果冻企业中就一定不存在或一定存在非法使用诸如工业明胶的添加物的情况，但食品安全是一个民众高度敏感的话题，任何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发布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必须秉承严谨科学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赵普的“不细说”以及指向整个行业的表述方式有些犯忌，因而很快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一场微博引发的老酸奶与果冻行业的危机就此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基于近年来不断积累的对中国食品企业整体的失望情绪，消费者笃信“不细说”的可靠性，任由两大行业的巨头们“辟谣”、“喊冤”，消费者仍将它们打入冷宫。
赵普与“朱朱文强”当天相继删除了相关微博，不过，焦虑的公众仍然在追问工业明胶的去处，最终随着《每周质量报告》的曝光，人们才意外发现原来并非“从皮鞋到老酸奶”，而是“从皮鞋到胶囊”。
据《新民周刊》记者观察，我国对皮革水解蛋白、工业明胶、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可能被非法添加，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特殊物质在经历了一次次食品安全公共事件的考验后，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追溯体系。
今天，很多人对食品问题有种崩溃的感觉，那是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一退再退，当知名品牌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时，这道防线居然也频频告急。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对这些特殊物质的源头管理与流向追踪不明，在一个亟待净化的市场环境里，只要一个环节疏漏，知名品牌躺着也会中枪。
工业明胶基地：可怕的缄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谁才是真正的主谋，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都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追溯“毒胶囊”造假环节的源头——河北衡水阜城县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江西弋阳龟峰明胶有限公司的发展史，目前的调查表明，至少前者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工业明胶的生产。现今的阜城县已是中国四大明胶产业基地之一，当地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县生产明胶的企业达到200多家，年产工业明胶4.5万吨，占全国明胶产业总量的60%，这个数据有无水分不得而知，但足以表明当地明胶产业在全国市场的重要地位。东窗事发前的学洋明胶蛋白厂在当地的明胶企业中颇为显著，堪称龙头企业，公司自称“北方最大的明胶和蛋白生产厂家”，除了工业明胶外，还生产阿胶、黄明胶、热熔胶、骨胶等。
然而，阜城县的明胶产业延续的却是中国发展初期乃至现今在一些地区仍未得到有效改观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对环境与市场秩序的破坏，尤其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
中国明胶在阜城，阜城明胶在古城镇，而古城的明胶又在前宋村。学洋明胶蛋白厂就位于这个村。农民出身的宋海新最早在前宋村头建起了一个小作坊，那正是阜城县明胶产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当地人回忆，鼎盛时，前宋村提炼明胶的厂遍地开花，不过多以小作坊为主，这是一个技术含量与启动资金要求并不高的产业，农民们在村里清理一块空地，搭建几个大锅、支几个晾胶的支架就可以从事生产。
据当地一些明胶企业主介绍，早年当地的明胶作坊还会用较好的猪皮、牛皮炼胶，但后来逐漸有厂子用皮革下脚料熬胶，由于成本低、利润高，最终在恶性竞争的推波助澜下，居然迅速成为风气。不过，与宣传资料上有些出入的是，所谓的200多家明胶厂现如今在乱市竞争下只剩下四五十家。
宋海新的明胶厂却越做越大，最终在2004年由宋海新注资210万元成立了学洋明胶蛋白厂，并交由大儿子宋训杰打理。现龄才23岁的宋训杰接班后迅速独当一面，成为当地公认的“胶老大”，其家境靠工业明胶殷实广为人知。
人生得意的宋训杰在4月15日央视曝光后慌了阵脚，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下午3点多，当阜城县警方赶到厂区准备查封时，他下令将公司的电脑、账本、票据等文件集中到一间屋子，付之一炬。警方敲门不应，最终只得翻墙而入，一个多小时后大火被扑灭，然而记载该公司工业明胶交易的诸多重要物证已在大火中被毁。
宋训杰目前已经因涉嫌纵火与销毁证据被刑拘，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浙江新昌一些胶囊企业的不法勾当此前在媒体调查中已铁证如山，宋训杰在这样的境况下仍急于毁灭证据，让外界疑窦丛生。
有记者从废墟中找到一本没有被烧毁的记账本，上面的内容表明，学洋明胶蛋白厂涉嫌与北京三元食品公司等多家乳企、食品厂有业务往来。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因为既然工业明胶可以进入本不该进入的药用胶囊，就难保其不会进入食品领域。更何况阜城的一些工业明胶曾被销往雪糕、饮料厂等食品企业已成当地坊间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多年来深谙此道的前宋村一些村民不敢食用雪糕。
并不意外，“北京三元”等账本中提及到的乳企、食品厂均矢口否认与学洋有任何业务往来。不过，这种信誓旦旦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宋训杰以及浙江新昌涉及此案的不法厂商均已被刑拘，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学洋与新昌方面是如何取得业务联系的。不过从宋训杰此前在记者暗访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对于工业明胶的危害以及被新昌的胶囊厂用于药用胶囊的不法事实，宋训杰是心知肚明的。江西弋阳龟峰明胶有限公司更是自欺欺人地专门拟定了一个工业明胶销购合同，声称厂方提供的明胶为工业明胶不得用于食用和药用，购买方如违反则承担完全责任。
且先不论这两家明胶厂的行为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了多少危害，即便在前宋村，这种粗放式的生产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生态危害。前宋村与后宋村等周围的几个村子，有估计近三千人从事明胶相关工作，这已成当地的经济支柱，有村民甚至荒废了农耕。尽管事发后全县所有的明胶企业均已停产，但走进古城镇仍有一股扑鼻的异味袭来，制胶造成的污染一直以来都让当地居民颇为头痛，甚至有人为此上访。
炼胶产生的黑乌乌的令人作呕的废渣堆积在村前村后，所堆之处，寸草不生，把土翻过去半尺，才能重新种植庄稼。
4月15日，学洋明胶蛋白厂发生大火时，前宋村很多村民都围在厂区看热闹，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风波会波及到他们。当晚，随着十几辆推土机的推进，一场声势浩大的强拆行动开始，一些在学洋明胶厂看热闹的村民始料未及。这场强拆一直持续到17日，遍布前宋村的40多家明胶作坊被夷为平地，曾经轰轰烈烈的阜城明胶产业戛然而止。前宋村人多年来首次意识到他们曾引以为豪的经济模式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胶老板们被要求说明近年来胶的去向，一些人抱怨自家生产的明胶一直以来都是卖给家具厂作黏合剂，从不卖给食用或药用企业，不应受到“株连”。于此同时，上千名依附在明胶产业上的村民面临生存压力。
然而，即便作恶者只有学洋一家，这些受到牵连的胶老板乃至村民恐怕也很难理直气壮喊冤。因为学洋的勾当多年来在这一地区人尽皆知，却无人举报。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尚未真正反思自己扮演的角色。
胶囊厂与药企：攻守同盟
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43家胶囊企业悉数停产待查。这对这个年产胶囊1000亿粒，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三分之一的“中国胶囊之乡”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镇与胶囊生产相关的辅助产业，如明胶供应、胶囊批发、胶囊机械经销等，如今也大多歇业。新昌县公安机关已经对22名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药用空心胶囊的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查封涉及生产问题胶囊的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新昌县华星胶囊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生产线57条，这两家企业也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与阜城县相似，新昌儒岙镇的胶囊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一段粗放式的发展过程，至2000年前后，该镇各类胶囊企业已多达327家，除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手工制作胶囊。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产业在初期迅速集聚扩张，但也带来了诸如工艺简单、管理混乱等通病，据记者了解，当时儒岙镇即已出现用工业明胶等劣质明胶违规生产药用空心胶囊的现象。
河北阜城早在2004年即已被媒体曝光不法生产销售工业明胶，为此该县曾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新昌儒岙镇此前虽无曝光，但该县也察觉到问题，为此在2002年展开了被他们称作“伤筋动骨”式的整治。经过这场整治，当地作坊式的生产得到改观，胶囊企业一年内锐减至32家，此后十年时间只增加了11家。
不过，从新昌县空心胶囊协会会长王伟良、协会副秘书长徐宏辉接受采访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治，且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对王伟良而言，“曾有耳闻”、“至少存在十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秘密”在被外界知晓前，包括行业协会以及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相关方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孔定洪在解释“为什么当地药监部门没有查出？”时说，“有些企业故意规避，我们去了也查不出来。”孔定洪透露，去年一年，他们就针对各种违规生产处罚过12起案件，此次曝光的华星、卓康两家企业去年都因铬超标而被罚。不过，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这一动向与工业明胶联系一起，他的理由是：“如果产品的铬含量只是略微高出国家标准(不超过2mg/kg)，你能说它一定使用了工业明胶？”
客观而言，新昌县较之阜城县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的，比如，当地将胶囊企业从优到次分为AA级、A级、B级以及C级，每个级别对应的企业分别为11家、18家、7家和3家。其中B级企业称为“波动企业”、C级企业称为“警示企业”，都是重点监管对象。此次被查出问题的几家胶囊厂就是当地的C级警示企业。为加强行业自律，胶囊协会还筹资专门在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建了一个“新昌县空心胶囊联合检测中心”，方便企业检测。
然而，一方面，新昌县监管部门反映“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做法早被企业摸透”，另一方面，协会也抱怨面对不配合协会检测甚至弄虚作假的行为，看在眼里却无法干预。
因为受到牵连，新昌号称守法的胶囊企业们也是纷纷喊冤，王伟良认为“真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并对政府“一刀切”对所有胶囊企业停产检查的决定深感无奈与无辜。王伟良的胶囊厂一天损失30多万元，而徐宏辉也疲于给客户发化验单传真，表明自己公司的清白。
新昌的“老鼠屎”是否只有两颗有待进一步调查，然而正如儒岙镇一些居民所言，若不是媒体曝光，这个公开的秘密不知道何时才能揭开。
当深陷劣币驱逐良币的魔咒，王伟良们同样要思考他们“冤有几分”。当然，另一方面毒胶囊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广为诟病的医疗体制的一次并发。
在此次事件中，公众对涉案的9家药企的愤怒较之于明胶厂与胶囊厂要強烈得多，因为后者作恶不足为奇，而“药”本是治病的，现在却是“致病”！更何况它们是知名药企，人们想象中理所应当的可信任者，更何况修正药业一直以来打着“良心”与“放心”的广告。
审视药企这个环节，不难发现亦是一次集体的沦陷。尽管涉案的药企无一例外表现出无辜的受害者的姿态，尽管它们的道歉姗姗来迟，且不乏狡辩之词，但目前至少从它们的供货商——胶囊厂反馈的信息是：这些药企是共犯。
在央视记者的暗访中，新昌涉案胶囊厂的负责人直言不讳，为了规避2010年国标中对重金属铬的限定，他们会根据客户要求使用工业明胶和合格的食用明胶进行勾兑，将铬控制在国标内。事实上，在新昌，事发前勾兑好的胶囊也被分为两类进行销售，一类是铬超标的，一类是铬达标的。
调查表明，涉案的9家药企均无铬测试仪器，尽管这个设备只需区区50万元。华星胶丸厂的生产线负责人表示，铬达标的胶囊每万粒60多元，而不达标的四五十元，两者差价不过十多元，折合一粒胶囊也就是一厘钱。看似不起眼、似乎不能成为造假理由的一厘钱却暗藏玄机，因为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基础药物的利润空间本就有限，一厘钱的胶囊差价往往成为药企的生死线，决定了药企能否在招标中胜出。
在被曝光的药企中，蜀中制药有着自己的空心胶囊生产车间，这是国内首家自供胶囊的企业，年产胶囊70亿粒，全部用于蜀中产阿莫西林等普药。蜀中制药董事长安好义曾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蜀中制药因此在竞标中屡屡获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蜀中兩大胶囊剂产品上榜，铬含量分别超标30%和70%。
治病救人的药企也为了逐利背弃了制药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如此，不法企业有机可趁，“毒胶囊”登堂入室。
9家药企挥霍的是整个医药行业的信誉，公众忧心忡忡的是存在毒胶囊问题的药企是否仅这9家。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医药行业内此前亦深知这个不光彩的“潜规则”。然而，整个行业同样表现缄默。
监管部门：问题产业当特色产业
食品、药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一大顽疾，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为总是存在上述这种可怕得令人窒息的攻守同盟与各怀鬼胎的缄默，比如，对“毒胶囊”这个公开的秘密，产业链最上游的皮革下脚料供应商不可能不清楚，但就是无人举报。不过，食品药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问题，决不能简单看作单纯是某一产业链内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不少民众宛如惊弓之鸟，但以记者十年来的观察，中国的食品安全质量其实是在不断提升，市场在曝光中得以一步步净化。无论是三聚氰胺还是“地沟油”、“瘦肉精”或者现在的“毒胶囊”，无一例外均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只不过在与这些不法现象多年的博弈中，我们新近才揭开了真相而已，故而公众难免产生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错觉。
媒体采用较为原始的暗访方式便揭示了那些久已存在的“公开秘密”，可见“攻守同盟”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监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此前调查“皮革奶”、“地沟油”、“黑心桶”时，均有人向记者反映这些问题当地监管部门并非一无所知。
这便是中国打假的一个现实的尴尬，《新民周刊》记者常年追踪造假问题发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产业开始产业转移，而它们很容易成为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的欠发达地区的香饽饽。另一方面，当一个问题产业刚刚兴起时，由于规模小、不起眼、隐蔽性强，监管部门往往不予重视，等造假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甚至成为当地一个产业后，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甚至又将问题产业当做特色产业来加以扶持，而当问题产业最终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后，权力与资本又会勾结起来，出现权力寻租进一步升级，资本大力绑架政治的现象。
以“毒胶囊”为例，学洋背后至少已经查出一顶“保护伞”——原阜城县王集乡人大主席、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的四弟宋江新。警方查明，在央视曝光后，宋江新电话指使这家企业的职工刘爱国赶到厂区纵火，销毁了电脑、账本、文件。随后，刘爱国从工厂后门逃离了现场。目前，宋江新已经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且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2011年8月，阜城县筹划明胶工业园项目便是以学洋明胶为龙头，计划建成后每年将生产工业明胶2.7万吨，年产值近10亿元。阜城县相关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在新昌，对于问题胶囊何以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盛行至今，卓康胶囊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浩明解释：“抽检的时候，药监局要看你这个正牌的胶有没有。看过以后就可以了。”
舆论普遍呼吁对行政监管部门展开追责，而追责不力近年来被认为是食品、药品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呼吁公众对企业家的诚信与医药卫生事业还是要有信心，有责任心的企业家、科学家一定是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主流。
事实上，对于行业内的丑陋现象，总是不乏良心企业想方设法的勇敢举报，比如《新民周刊》记者2004年曝光浙江慈溪地区用废旧塑料垃圾生产饮水桶正是得到了行业内“深喉”的帮助。
尽管今日的蒙牛因质量与诚信问题也是备受争议，但2005年《新民周刊》“皮革奶”的线索正是来自深受此类假冒伪劣产品苦恼的蒙牛公司的一名高管的求助。
“深喉”为何偏爱媒体，而不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值得深思。
专家角色：助纣为虐？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专家——同样需要反思。记者多年来的调查发现，一些造假者的技术正是来自一些专业研究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些专家助纣为虐。而每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出现，总有一些学者武断地以权威姿态“辟谣”，比如“地沟油”，当初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怀疑，一些专家甚至院士认为无论从技术还是成本，地沟油都绝无可能存在，“是媒体炒作”。但事实表明，误导公众的正是这些专家。
4月19日，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说，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所以，要冷静，不要恐慌，不要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
吃了“铬胶囊”会不会导致中毒？这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科学理性地分析，自然界中铬主要以三价铬和六价铬的形式存在，动植物体内也确实均含有微量铬，其中三价铬参与糖和脂肪的代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六价铬是有害元素。铬的金属形式通过消化道吸收率很低。考虑到人们在一定时限内摄入铬超标胶囊剂量有限，因此，即便胶囊含有六价铬也不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发生。
但类似孙忠实那样的“辟谣”方式除了带来公众的愤怒与对专家集体的不信任外，于化解恐慌根本无济于事。相比之下，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郝凤桐的话更容易引导民众理性看待。
郝凤桐在劝告人们不必过于恐慌的同时也提示，胶囊铬超标更像是个风向标。在皮革鞣制过程中，皮革可能经历了硫化钠脱毛、芒硝浸泡、浸灰、浸酸、铬鞣、染色等环节。“胶囊铬超标，说明了所用明胶原料包含了皮革含铬固体废弃物，其具体危害不是一个铬中毒所能涵盖。胶囊铬超标，其他危害共存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她说。
在商业竞争中，一些专家也会成为某些利益方的代言人混淆视听，刻意制造恐慌，比如几年前，一些媒体与专家热炒油炸方便面有害物质致癌的新闻，实则是某企业为其即将面市的非油炸产品的一次恶意炒作。
回到“毒胶囊”事件，当前有必要深入调查工业明胶是否进入了食品领域，就在《新民周刊》截稿前，记者获悉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疑为宋海新三弟的宋河新在河北沧州也办了一个明胶厂，曾同名学洋，后改名“金箭明胶”，该公司在阿里巴巴出售各类明胶以及水解蛋白等产品，公司网页显示经理为宋河新，内容更包含用各类食用明胶制作橡皮糖、奶糖、棉花糖、糖涂层等其他多功能多形状的软糖，牛奶、各类型酸奶，冰淇淋、布丁、奶酪、慕丝、水果啫喱等其他的甜点，葡萄酒、果汁等其他饮料，肉冻、皮冻、火腿、馅饼、罐头肉等食品。鉴于宋氏兄弟中已经暴露的将工业明胶非法出售给药用胶囊企业的情况，有必要对宋河新的这家企业也进行深入调查。
“毒胶囊”事件恐怕还会持续发酵一段时间，这是一次危机，但更是一次契机。扭曲的食品、药品环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如果说问题的发生是道德系统占了主因，问题得不到解决恐怕就要多思考法律与制度的问题了。
食品、药品问题更像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需要系统治疗。阵痛在所难免，因而，短期内，中国再暴露出更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也不足为奇，民众应学会理性应对，恐慌与泄愤都无济于事。
面对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每一个当事者都要警醒，更要看清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是否“串戏”。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需要每一个人去充当“清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