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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始终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进而表达思想。《恐怖分子》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对“9·11”事件这一重大主题在文学上做出的想象性书写。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品蕴含了厄普代克客观、温情的创作观；也正是这种创作观，使得这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创作观；客观；温情
作者简介：刘乐（1990-），男，汉族，江苏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引言：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及评论家。其各类作品合计多达五十余部，是美国难得一见的高产作家。这些作品也为他赢得了美国文学界几乎所有荣誉。其中《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 1982）和《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 1991）令他两获普利策奖。
《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6）是厄普代克的第22部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是一名普通的美国高中生，他埃及裔的父亲很早就抛妻弃子；爱尔兰裔的母亲则放荡不羁。为追寻对父亲的记忆，他11岁起就信仰伊斯兰教。高中毕业后，艾哈迈德在其伊斯兰教阿訇谢赫的推荐下进入谢哈卜家族的“卓越家居公司”担任卡车送货员。然而，一心追寻信仰的艾哈迈德却在别有用心的谢赫和实为中情局卧底的查理引诱下，心甘情愿地开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去实施炸毁林肯隧道的恐怖袭击任务。最终，在高中辅导员利维的劝导中，艾哈迈德领悟到“主不想去破坏”、“主希望的是生命”（245），放弃了引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思考：恐怖袭击为何针对美国？如何对待恐怖主义？“文学始终用艺术的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进而表达思想”，面对这两个问题，当代美国作家将“9·11”“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杨金才2006），并以文学形式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想象性书写，形成了独特的“9·11”文学。约翰·厄普代克在其74岁高龄之际，关注时事要点，紧跟时代步伐，以一部《恐怖分子》对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回应。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品从多角度折射出厄普代克客观、温情的创作观；也正是这种创作观，使得《恐怖分子》这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一
在一次采访中，厄普代克声称：“在叙述形式上我力求客观”，“我觉得我的书并不是在观点之战中的布道或指示，而是形状各异、质地不同、神秘莫测的实物”。这表明他在创作上客观呈现事物面貌，避免主观道德评判的理念。他甚至承认自己“总想着和理想读者之间交流，或者争执”（董文胜 136）。可见，在追求客观的道路上，他对理念之争并不畏惧，甚至欣然向往。
《恐怖分子》中，厄普代克主要通过独特视角选择与多重话语并置来实现客观性。视角选择方面，厄普代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由受难者视角描绘创伤，也没有像政府那样以官方视角对恐怖分子进行谴责，而是以恐怖分子的视角引领读者见证当今美国的客观现实，即通过“潜在恐怖分子”——主人公艾哈迈德的所见、所闻、所想来进行叙事。借艾哈迈德之眼，读者们见证了学校教师的信仰缺失、商业广告的虚假浮夸、物欲享受的欲壑难填、性生活的混乱堕落、家庭教育的缺失、种族矛盾的暗流涌动等诸多当代美国社会弊端。这一视角构成了不同于官方或受害者的第三种视角，从而客观地揭示了恐怖主义滋生的美国本土化根源。
独特的视角选择尤其使得“潜在恐怖分子”有了发声的机会。辅导员利维去艾哈迈德家做家访时，艾哈迈德的母亲谈到了更换家庭电话号码的问题，她说：“9·11发生后，我们接到恐吓电话，反穆斯林的”，并且“不止一两通”（61）。可见，因自己的信仰问题，艾哈迈德使自己和母亲受到了一定的骚扰与敌视。母亲的发声表明：“9·11”发生后美国部分群眾对穆斯林的抵触更加强烈，一些与恐怖袭击并无直接关联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在官方极力谴责恐怖袭击的罪大恶极及部分作家用心抚平民众的心理创伤时，厄普代克以其客观的理念，从艾哈迈德的视角大胆而独到地呈现了“9·11”之后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加区分的敌视性行为。这也引发读者反思：如果伊斯兰极端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是罪恶的，那么这种对普通伊斯兰信仰者的恐吓与仇视就是正义的吗？
除独特的视角选择外，小说中不同人物从各自视角对同一事件发表的观点也构成了多重话语的并置，从而使读者对事件的性质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认识，避免了单一话语造成的片面性与绝对性。例如，当利维建议艾哈迈德毕业后可以参加美国陆军时，艾哈迈德声称“陆军会送我去打我兄弟”，利维则声称“也有可能是为你兄弟而战”（30）。针对美国派兵海外，两人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美国向来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竭力向全世界推行自己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理念。因而在利维眼中，这是一种“拯救”行为。然而，“被派遣者”却警觉地意识到这是同族之间自相残杀。厄普代克通过话语并置客观地呈现了这一矛盾，却没有作出任何点评，而是将评判的权利留给了读者。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作家没有权利改变读者的反映”（董文胜 135）。
二
厄普代克在访谈中说过，“我对我的人物有一种感情，这感情不允许我将暴力加诸于他们”（董文胜 134）。这番表态表明，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温情，即使描写的对象是恐怖分子。小说中，温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定方面皆有体现。人物塑造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主人公艾哈默德被赋予诸多优秀品质：他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每周都去便利店打工以赚取洗衣费，总是穿一件漂亮的白衬衫，春天练习跑步，同情弱小的昆虫，成绩排名靠前。这些自律、勤奋、善良的品质相对学校其他整日打情骂俏、游手好闲的学生们来说已经相当优秀。同时，艾哈迈德并没有被塑造成“伊斯兰圣人”，他的缺点与优点同样明显。尽管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但“这也多少使他疏远了同学和学业”（5）；尽管总是穿一件漂亮的白衬衫，但他在内心也知道，“自己的衣服里暗藏着虚荣，暗藏着自负”（6）；尽管信仰伊斯兰教的他坚持认为“对一种动物行为进行崇拜正是西方异教徒世界的严重错误之一”（243），但也难以避免地对异性产生爱慕。这些优、缺点都表明厄普代克笔下的艾哈迈德并非官方描绘的毫无人性的冷血恐怖分子，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青年。 情节设定方面同样体现出厄普代克对主人公的温情。小说名为《恐怖分子》，但暴力场景却十分罕见。唯一正面描写的暴力场景即艾哈迈德在校园里与泰诺的一场短暂对阵，但这“对阵”也不过就是泰诺把“大拇指掐进他肩头下方的敏感部位”（11），而艾哈迈德也不过“把他的手掴到一边”（11）。随后利维老师就拍马赶到，制止了一场可能的打斗。另一个暴力事件是查理被斩首事件，但却没有任何正面描写，只有利维几句简短的叙述。一边是暴力场景极为罕见，另一边作者却安排了大量温情场面。比如，艾哈迈德从阿訇那里获知“殉道者”家属会获得一笔补偿时，他想到了约丽琳，想到她被男友殴打，想到她为了攒钱买房而成为站街女。他毅然决定把补偿留给她，从而“帮助她获得自由”（187）。尽管他一直轻蔑地称呼她为“小红人儿”（6），但内心深处，“她是他在人间唯一想拥有的新娘”（189）。可见，厄普代克笔下的恐怖分子也渴望纯洁的爱情，渴望俗世的幸福。又比如，实施恐怖袭击之前与毫不知情的母亲诀别时，艾哈迈德深情地感恩了母亲多年来含辛茹苦的照顾：“我想謝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190）。虽然在他的信仰里，母亲一直是一位缺乏信仰、生活放荡的人。
结局的处理尤其显示出厄普代克的温情。小说中虽然有谢赫和查理这样的人对艾哈迈德的利用，但也有利维这样的老师对其无私关心。小说最后，杰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蹿上了艾哈迈德的卡车，绞尽脑汁地劝解艾哈迈德放弃引爆。最终艾哈迈德也领悟到“主不想去破坏”、“主希望的是生命”（245），放弃了引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作者还特意描写了一个开着沃尔沃出游的黑人家庭。当卡车行使在隧道里的时候，车里幼小的姐弟俩就频繁地隔着车窗对艾哈迈德微笑、做鬼脸，企图得到他的回应。艾哈迈德也由开始的漠不关心变为对姐弟俩挥手致意、报以微笑。最后，当沃尔沃开出隧道，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大都市的景色吸引，艾哈迈德“感觉被冷落了，在他为他俩作出牺牲之后”（246）。可见孩子的天真无邪在一定程度上也感化了艾哈迈德，而在内心深处，他也渴望温暖与关注。卡车开出黑暗的隧道，进入“明快的光天之下”（246）。一场潜在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这样在充满紧张感却不乏温情的场景中戛然而止。同时，作者也借利维之口为艾哈迈德设计好了退路：“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提醒他们你被一个中情局特工算计了[……]我很难想象国土安全部会把细节公开在媒体上，或者在某个法庭上详细讨论案情”（247）。由此，即便是恐怖分子，也受到了温柔以待。
结语：
综上，在客观性方面，厄普代克独特的视角选择构成了除官方视角、受难者视角之外的第三种视角，不仅客观地揭示了恐怖主义诞生的美国本土化根源，更促使读者进行换位思考，引导读者对“9·11”事件的归因由向外转为向内，由谴责他者转为反思自身。这种视角所带来的优越性是官方视角和受害者视角所缺乏的。同时，大量的话语并置又使得读者对事件的性质有全方位、多层次的认识，避免了片面性与绝对性。
客观之外，厄普代克对主人公无论是从形象塑造还是情节设计，都给予了一定的温情。尽管很多人批评厄普代克对恐怖分子过于同情，但恰恰是这种独特的温情，体现了厄普代克客观呈现事物、不惧观点之论的创作理念。可以说，这部小说客观之中显温情，温情之中含客观。客观与温情相结合，蕴含在《恐怖分子》的创作理念之中，使得本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Updike， John. Terrorist[M].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2006.
[2]董文胜. 约翰·厄普代克访谈录[J]. 当代外国文学， 1997（2）： 130-136.
[3]杨金才. “9·11”之后美国文学发生了什么[J]. 文艺报， 2013（6）：1-3.
[4]约翰·厄普代克著. 恐怖分子[M]. 刘子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创作观；客观；温情
作者简介：刘乐（1990-），男，汉族，江苏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引言：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及评论家。其各类作品合计多达五十余部，是美国难得一见的高产作家。这些作品也为他赢得了美国文学界几乎所有荣誉。其中《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 1982）和《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 1991）令他两获普利策奖。
《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6）是厄普代克的第22部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是一名普通的美国高中生，他埃及裔的父亲很早就抛妻弃子；爱尔兰裔的母亲则放荡不羁。为追寻对父亲的记忆，他11岁起就信仰伊斯兰教。高中毕业后，艾哈迈德在其伊斯兰教阿訇谢赫的推荐下进入谢哈卜家族的“卓越家居公司”担任卡车送货员。然而，一心追寻信仰的艾哈迈德却在别有用心的谢赫和实为中情局卧底的查理引诱下，心甘情愿地开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去实施炸毁林肯隧道的恐怖袭击任务。最终，在高中辅导员利维的劝导中，艾哈迈德领悟到“主不想去破坏”、“主希望的是生命”（245），放弃了引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思考：恐怖袭击为何针对美国？如何对待恐怖主义？“文学始终用艺术的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进而表达思想”，面对这两个问题，当代美国作家将“9·11”“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杨金才2006），并以文学形式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想象性书写，形成了独特的“9·11”文学。约翰·厄普代克在其74岁高龄之际，关注时事要点，紧跟时代步伐，以一部《恐怖分子》对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回应。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品从多角度折射出厄普代克客观、温情的创作观；也正是这种创作观，使得《恐怖分子》这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一
在一次采访中，厄普代克声称：“在叙述形式上我力求客观”，“我觉得我的书并不是在观点之战中的布道或指示，而是形状各异、质地不同、神秘莫测的实物”。这表明他在创作上客观呈现事物面貌，避免主观道德评判的理念。他甚至承认自己“总想着和理想读者之间交流，或者争执”（董文胜 136）。可见，在追求客观的道路上，他对理念之争并不畏惧，甚至欣然向往。
《恐怖分子》中，厄普代克主要通过独特视角选择与多重话语并置来实现客观性。视角选择方面，厄普代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由受难者视角描绘创伤，也没有像政府那样以官方视角对恐怖分子进行谴责，而是以恐怖分子的视角引领读者见证当今美国的客观现实，即通过“潜在恐怖分子”——主人公艾哈迈德的所见、所闻、所想来进行叙事。借艾哈迈德之眼，读者们见证了学校教师的信仰缺失、商业广告的虚假浮夸、物欲享受的欲壑难填、性生活的混乱堕落、家庭教育的缺失、种族矛盾的暗流涌动等诸多当代美国社会弊端。这一视角构成了不同于官方或受害者的第三种视角，从而客观地揭示了恐怖主义滋生的美国本土化根源。
独特的视角选择尤其使得“潜在恐怖分子”有了发声的机会。辅导员利维去艾哈迈德家做家访时，艾哈迈德的母亲谈到了更换家庭电话号码的问题，她说：“9·11发生后，我们接到恐吓电话，反穆斯林的”，并且“不止一两通”（61）。可见，因自己的信仰问题，艾哈迈德使自己和母亲受到了一定的骚扰与敌视。母亲的发声表明：“9·11”发生后美国部分群眾对穆斯林的抵触更加强烈，一些与恐怖袭击并无直接关联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在官方极力谴责恐怖袭击的罪大恶极及部分作家用心抚平民众的心理创伤时，厄普代克以其客观的理念，从艾哈迈德的视角大胆而独到地呈现了“9·11”之后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这种不加区分的敌视性行为。这也引发读者反思：如果伊斯兰极端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是罪恶的，那么这种对普通伊斯兰信仰者的恐吓与仇视就是正义的吗？
除独特的视角选择外，小说中不同人物从各自视角对同一事件发表的观点也构成了多重话语的并置，从而使读者对事件的性质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认识，避免了单一话语造成的片面性与绝对性。例如，当利维建议艾哈迈德毕业后可以参加美国陆军时，艾哈迈德声称“陆军会送我去打我兄弟”，利维则声称“也有可能是为你兄弟而战”（30）。针对美国派兵海外，两人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美国向来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自居，竭力向全世界推行自己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理念。因而在利维眼中，这是一种“拯救”行为。然而，“被派遣者”却警觉地意识到这是同族之间自相残杀。厄普代克通过话语并置客观地呈现了这一矛盾，却没有作出任何点评，而是将评判的权利留给了读者。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作家没有权利改变读者的反映”（董文胜 135）。
二
厄普代克在访谈中说过，“我对我的人物有一种感情，这感情不允许我将暴力加诸于他们”（董文胜 134）。这番表态表明，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温情，即使描写的对象是恐怖分子。小说中，温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定方面皆有体现。人物塑造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主人公艾哈默德被赋予诸多优秀品质：他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每周都去便利店打工以赚取洗衣费，总是穿一件漂亮的白衬衫，春天练习跑步，同情弱小的昆虫，成绩排名靠前。这些自律、勤奋、善良的品质相对学校其他整日打情骂俏、游手好闲的学生们来说已经相当优秀。同时，艾哈迈德并没有被塑造成“伊斯兰圣人”，他的缺点与优点同样明显。尽管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但“这也多少使他疏远了同学和学业”（5）；尽管总是穿一件漂亮的白衬衫，但他在内心也知道，“自己的衣服里暗藏着虚荣，暗藏着自负”（6）；尽管信仰伊斯兰教的他坚持认为“对一种动物行为进行崇拜正是西方异教徒世界的严重错误之一”（243），但也难以避免地对异性产生爱慕。这些优、缺点都表明厄普代克笔下的艾哈迈德并非官方描绘的毫无人性的冷血恐怖分子，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青年。 情节设定方面同样体现出厄普代克对主人公的温情。小说名为《恐怖分子》，但暴力场景却十分罕见。唯一正面描写的暴力场景即艾哈迈德在校园里与泰诺的一场短暂对阵，但这“对阵”也不过就是泰诺把“大拇指掐进他肩头下方的敏感部位”（11），而艾哈迈德也不过“把他的手掴到一边”（11）。随后利维老师就拍马赶到，制止了一场可能的打斗。另一个暴力事件是查理被斩首事件，但却没有任何正面描写，只有利维几句简短的叙述。一边是暴力场景极为罕见，另一边作者却安排了大量温情场面。比如，艾哈迈德从阿訇那里获知“殉道者”家属会获得一笔补偿时，他想到了约丽琳，想到她被男友殴打，想到她为了攒钱买房而成为站街女。他毅然决定把补偿留给她，从而“帮助她获得自由”（187）。尽管他一直轻蔑地称呼她为“小红人儿”（6），但内心深处，“她是他在人间唯一想拥有的新娘”（189）。可见，厄普代克笔下的恐怖分子也渴望纯洁的爱情，渴望俗世的幸福。又比如，实施恐怖袭击之前与毫不知情的母亲诀别时，艾哈迈德深情地感恩了母亲多年来含辛茹苦的照顾：“我想謝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190）。虽然在他的信仰里，母亲一直是一位缺乏信仰、生活放荡的人。
结局的处理尤其显示出厄普代克的温情。小说中虽然有谢赫和查理这样的人对艾哈迈德的利用，但也有利维这样的老师对其无私关心。小说最后，杰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蹿上了艾哈迈德的卡车，绞尽脑汁地劝解艾哈迈德放弃引爆。最终艾哈迈德也领悟到“主不想去破坏”、“主希望的是生命”（245），放弃了引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作者还特意描写了一个开着沃尔沃出游的黑人家庭。当卡车行使在隧道里的时候，车里幼小的姐弟俩就频繁地隔着车窗对艾哈迈德微笑、做鬼脸，企图得到他的回应。艾哈迈德也由开始的漠不关心变为对姐弟俩挥手致意、报以微笑。最后，当沃尔沃开出隧道，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大都市的景色吸引，艾哈迈德“感觉被冷落了，在他为他俩作出牺牲之后”（246）。可见孩子的天真无邪在一定程度上也感化了艾哈迈德，而在内心深处，他也渴望温暖与关注。卡车开出黑暗的隧道，进入“明快的光天之下”（246）。一场潜在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这样在充满紧张感却不乏温情的场景中戛然而止。同时，作者也借利维之口为艾哈迈德设计好了退路：“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提醒他们你被一个中情局特工算计了[……]我很难想象国土安全部会把细节公开在媒体上，或者在某个法庭上详细讨论案情”（247）。由此，即便是恐怖分子，也受到了温柔以待。
结语：
综上，在客观性方面，厄普代克独特的视角选择构成了除官方视角、受难者视角之外的第三种视角，不仅客观地揭示了恐怖主义诞生的美国本土化根源，更促使读者进行换位思考，引导读者对“9·11”事件的归因由向外转为向内，由谴责他者转为反思自身。这种视角所带来的优越性是官方视角和受害者视角所缺乏的。同时，大量的话语并置又使得读者对事件的性质有全方位、多层次的认识，避免了片面性与绝对性。
客观之外，厄普代克对主人公无论是从形象塑造还是情节设计，都给予了一定的温情。尽管很多人批评厄普代克对恐怖分子过于同情，但恰恰是这种独特的温情，体现了厄普代克客观呈现事物、不惧观点之论的创作理念。可以说，这部小说客观之中显温情，温情之中含客观。客观与温情相结合，蕴含在《恐怖分子》的创作理念之中，使得本部小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Updike， John. Terrorist[M].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2006.
[2]董文胜. 约翰·厄普代克访谈录[J]. 当代外国文学， 1997（2）： 130-136.
[3]杨金才. “9·11”之后美国文学发生了什么[J]. 文艺报， 2013（6）：1-3.
[4]约翰·厄普代克著. 恐怖分子[M]. 刘子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