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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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着重探讨了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作用,以期对民办高校的管理、组织的绩效和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上海市 民办高校教师 职业倦怠 控制源
  [作者简介]张楠楠(1976- ),女,安徽阜阳人,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上海201411);周元宽,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图分类号]G4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4-0072-02
  
   近些年,在经济大潮中奋力拼搏的民办高校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作为这类院校发展的“生存资源”——教师的工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培养学生的质量、学院竞争的实力、发展的前景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与心理控制源之间的研究来深入探讨两者的特点与关系,并希望类似的研究为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科学研究和管理的依据。
  
  一、职业倦怠与心理控制源的研究背景
  
   职业倦怠(job burnout)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费登伯格(Freudenberge)于1974年首次提出,并引入心理学领域。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是1982年由著名学者马勒斯(Maslach)等人提出的:职业倦怠为一种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 or dehumanization)以及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现象,经常出现在从事人际工作的人员身上。在相关研究中一致认为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其典型状态是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热情和兴趣的丧失及情感的疏离和冷漠。
   控制源是对个人性格特点和(或)行为,与其所经历的后果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概括化了的期望,是人们从实际生活的际遇中,积累出来有关发生在自身生活里的各种因果关系的一种抽象概括。在某些人看来,他们在生活中所得到的很多结果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在追求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相反的,生活在较消极环境中的人可能体会不到努力与结果之间的联系。
   职业倦怠可以是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因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格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工作环境中,管理相同、教育和经验背景相同的个体对相同的压力源通常有不同的反应。至今,在国外许多实证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如A型性格、自尊、控制点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两所民办院校中随机抽取150名教师进行本次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110份,有效率为73%。
  (二)研究工具
   1.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这组量表反映了心理控制构成中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每个量表都可被视为是独立的,目的是描述被试者对因果关系的一些看法。此量表在一组115人的样本中,Kuder-Richardson信度I为0.51、P为0.72、C为0.73;劈半信度分别为0.62、0.66、0.64。间隔一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60~0.79之间,间隔7周时在0.66~0.73之间。
  2.职业倦怠量表(MBI)。职业倦怠量表采用根据李超平、时勘修订的国际通用的MBI-GS(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中文问卷。我们对MBI-GS的16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正交转轴,调整后的MBI-GS与原来的MBI-GS结构完全一致,表明MBI-GS在中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0.82,均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
  (三)施测及数据处理
   本测验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IPC和MBI同时发给教师。在回答问卷时,请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当场收回问卷。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
  
  三、结果
  
  (一)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研究
  


   从表1可见,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在情绪衰竭、玩世不恭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普通管理人员、一般员工和中小学教师;而在个人成就感维度上的得分低于普通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中小学教师。而且本测验是7等级记分,中数是3,因此也可看到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得分已接近中数。根据测验得分中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得分越高、个人成就感得分越低则越倦怠的标准,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较同类研究的人群更为严重。
  (二)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心理控制源研究
  


   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I(内控性)量表的得分显著低于常模,而P(有势力的他人)量表和C(机遇)量表均高于常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相对而言更外控。
  (三)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职业倦怠与控制源的关系研究
  


  Nonparametric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s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Correlations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从表3可以看出,在情绪衰竭维度上,内控性越低,机遇(<0.01)和有势力他人(<0.01)越高,即外控性越强越容易发生情绪衰竭;在玩世不恭维度上,同样内控性(<0.01)越低,机遇(<0.05)和有势力他人(<0.01)越高,即外控性越强玩世不恭越显著;而在个人成就感维度上,则是内控性(<0.01)越高,机遇和有势力他人(<0.05)越低,即内控性越强个人成就感越显著。
  


   表4中心理控制源与职业倦怠的各维度逐步回归结果显示:I,P,C对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基本都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在情绪衰竭维度上,预测力的强弱依次为有势力的他人、机遇和内控性;在玩世不恭维度上依次为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而在个人成就感维度上则与玩世不恭维度相同。I,P,C对职业倦怠各维度的影响情况基本与表3中的相关分析一致。
  
  四、分析与讨论
  
   首先,从本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的控制源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2)外控性越强越容易出现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个人成就感低落,也就越容易发生职业倦怠的状况。内控性越强,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得分越低,而个人成就感得分越高,也就不易产生职业倦怠的状况。根据曲银蛾等人对控制源在职业中的相关研究认为,工作心理控制源是一种个性特征,是个人在经历紧张时对紧张的认识和采取的应付措施。在各因素中,外控性强者较内控性强者工作冲突多,工作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缺少决策参与,社会支持和应付策略应用少,但内控性强者工作责任心较大。所以在经历各种工作和事件时,两者采取的应付策略必然不同,前者更多采取逃避消极的策略,后者则更多采用积极的策略;引起的行为反应也必然不同,后者经过努力之后达到目标要求,必然有较好的工作满意感和心理卫生状况,前者则会怨天尤人,引起工作满意感和心理卫生水平下降、躯体抱怨增加等不良反应。这种结果和本研究结果相一致,都符合心理控制源的模型理论。外控性强者认为事情结果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如机遇、运气和社会背景等;而内控性强者相信个人的行为、能力和个性是事情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内—外控特征与职业倦怠有着显著的相关,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
   其次,从本研究的结果中还可以了解到I,P,C三个因子对职业倦怠三个维度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情绪衰竭维度上,最有影响力的是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两个因子。如果从控制源的内—外控、稳定—不稳定维度上来分析,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均属于外控因素,或者可以认为内控性因素对个体来说更易把握、更具有预感能力,而外控因素对个体而言无法作出任何防御性防备,因而对个体情绪衰竭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在玩世不恭维度上,内控性和有势力的他人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这两个因子都属于稳定性因素。即当个体觉知到外部因素是稳定存在的,且影响是无法控制、无法努力争取的力量时,他更会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消极应对方式。在成就感低落方面,内控性低、有势力他人的影响都会使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感”,从而无法体验到成就感的存在。
  
  五、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与心理控制源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对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从教师自身的角度看,教师必须进行自我调适,减轻和消除职业倦怠的影响。首先应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主动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转型期社会,不断学习。思维影响行动,由于控制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体认知评估的过程,所以要改变这一个性特征首先要改变认知,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范围,尽量利用周围的社会支持资源。只有以这种积极的心态投身于学校的工作和社会的发展,教师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职业倦怠的困扰,做到心态平稳、宠辱不惊。
  2.利用外部力量为这些教师提供心理上的帮助。其一,社会为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自尊心。其二,从学校层面看,主要是民办高校本身要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学校要实行民主化的行政管理,如建立“教师发展学校”,多组织教师参加教学研讨和交流,促进其专业发展,为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决策提供机会,同时注意引导教师把个人目标与整个学校的发展方向相结合,既满足其成就需要,又为教师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设法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如制定家庭支持政策(family-supportive policies),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分享计划、员工援助和辅导计划、沟通计划、父母研讨会、托幼养老服务和信息提供等。同时,现代社会中教师的压力无处不在,有时难免会遇到个体无法应对的情况,而由此带来的情绪困惑更是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个体。为广大教师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帮助可以指导个体获得合理、有效的认知观念和应对方法。比如对于外控性教师可以采取一些预防和矫治职业倦怠的方式,根据个体倦怠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援助,帮助其建立积极有效的行为方式,如教育干预(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包括放松训练、理性情绪治疗、人际关系和社会技能培训等,以提高个体的应对能力。同时教师要掌握一定的缓减压力、抵抗挫折的方法,学会调整心态,培养乐观、自信、坚强的个性,正确对待遇到的各种压力和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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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超平,时勘.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职业倦怠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3(5).
  [4]王晓春,甘怡群.国外关于职业倦怠研究的现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5).
  [5]曾玲娟,伍新春.教师职业倦怠研究综述[J].辽宁教育研究,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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