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开始将中国视为对手,这意味着国会在阻碍双边贸易时,他们不再反抗。而美国金融系统的困境也致使中国人开始怀疑美国人的意图,开始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有效性。
　　恋爱这件事是奇怪而又夸张的。一旦分手了,恐怕会变得很丑陋。
　　
　　2005年5月时,世界各大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热情达到顶点。也正是在那时,我参加了我当时的东家《财富》杂志主办的一次活动,和一群来自欧美公司的高层到北京参观考察。我聆听他们演讲、讨论,同他们一起用餐,并且一次次被这些来自西方的CEO们对这个“中央帝国”带有崇敬色彩的热情所震惊。
　　
　　中国制造的风险和成本
　　
　　


　　“这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讲不清这种热情为什么会结束,但就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有些东西或许最终会被证明是“易燃品”。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冲出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国政府也一如既往的团结和牢固,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和最大的跨国企业间的“恋爱”关系却无疑正濒临破裂。
　　中国政府开始不爱搭理那些希望赚中国人钱的西方企业了。同时,跨国企业们开始注意到用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制造”供应本国市场的风险和隐藏成本。尽管两者都不足以撼动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用数十年建起的经济关系,但却代表着巨大改变。
　　
　　让工厂回到国内
　　
　　想要知道原因,还是先回到2005年5月。那时候,CEO们爱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手工制造,爱上中国巨大的且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最重要的是,他们“爱上”了当时那群比他们国内官员更容易“对付”的中国官员们。一边是急需用经济增长保住权位的官僚们,另一方是用利润保住自己饭碗的CEO们,这样的共同之处让他们一拍即合。
　　过去两年中,中国式平衡已经被打破。首先,攀升的运输成本让西方企业更多考虑建设跨大洋供应链的成本。阿齐斯通咨询公司制造业部的负责人约翰·费雷拉认为,即使运输成本下降了,公司高管们的思考模式也已经有了转变。“那种驱使他们到中国或其他遥远国家建厂的思维固定模式已不在。”费雷拉说。在去年对欧洲制造业高管的一次调查中,费雷拉发现90%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一些厂转回国内,或者至少离得更近些。
　　
　　经济危机改变双方态度
　　
　　然而,急剧的全球经济衰退拖延了这些高管们将想法付诸实践,经济危机也让中国态度有所改变。“中国的回应是‘中美经济息息相关’。”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说,该集团是一家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态度的转变使中国开始转向增加政府投资和鼓励民众消费。这意味着中国愈加不愿让美国公司在中国“发号施令”。3月份中国拒绝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可算是最鲜明的例证。但布雷默认为这仅是冰山一角。“未来5年,外国企业在中国有效运作的能力将越来越受限制。”
　　可以说这是对那种亲密关系必要的冷却。但对于恋爱般的经济关系,要“分手”是很艰难的。布雷默最近与别人合写的一本名为《肥尾》(《The Fat Tail》)的书,具体描述全球经济面临的政治风险。所谓“肥尾”是指那些难以用数据模式分析的不易预测的事件。布雷默在书中提出中美关系就是肥尾中最“肥”的。美国企业开始将中国视为对手,这意味着国会在阻碍双边贸易时,他们不会再反抗。而美国投资银行业不再像两年前那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在中国方面,美国金融系统的困境致使中国人开始怀疑美国人的意图,开始质疑美国式资本运作方式的有效性。恋爱这件事是奇怪而又夸张的。一旦分手了,可能会变得很丑陋。(摘自: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6月8日 编辑:何乐)
　　点评:跨国企业刚来的时候,像来自于豪门的千金小姐,而我们就像是穷小子一样。30年过后,穷小子变富了,而那些小姐们的娘家又出问题了,所以各种心态就发生了变化。近几年,在华跨国企业的负面新闻“此起彼伏”,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震后“铁公鸡”名单、多家外企被指违反中国环保法规、IBM涉嫌歧视抑郁症员工、英特尔裁员事件等,自然也让普通公众对跨国企业的信心一点点地消磨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