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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今年第4期刊登了吕宛如同志的《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文，读后引起我强烈共鸣，不由勾起我访问会议参加者萧向前、王效贤、吴学文及丁民、周齐、刘志刚等老前辈时的难忘记忆。他们所谈的会议情况很全面，很有价值，现撰文作一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庆祝典礼正在进行，天安门广场50万人聚集，毛泽东、朱德出席了阅兵仪式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除了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服饰各异、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彼此似乎也不熟谙，但表情却比较一致，惊讶中带着欢欣，不时交换着喜悦的神色。这一特殊的人群，是来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的代表。
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而召开的一次国际盛会。这次大会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是在他们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如何打开外交困难局面，让全世界了解自己。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此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然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干涉朝鲜内政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和远东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经过思考，作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策。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任副主席。毛主席、周总理认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有30多个国家、16亿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3)，考虑要广泛动员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开展和平运动，作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的第二战场。
1951年2月21日至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郭沫若在会上建议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赞同。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得到亚太区域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推举本国对和平有贡献、有声望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并组织本国的筹备委员会，展开参加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3日至6日，亚太和会筹备会举行。毛泽东指出按照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亚太和会对参会代表范围力求广泛，不分种族、阶层、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凡是赞成和平、反对侵略的人士都表示欢迎。筹备会确定亚太和会于19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举行。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分广阔，交通相当困难，敌人又进行封锁、阻挠、破坏，如美洲的代表们，就由于美国在海上的封锁，只能要绕道欧洲才能来到中国。中国政府表现了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国家中，除阿富汗无法联系，尼泊尔代表团没有获得出国护照，高棉代表在途中生病未能到会之外，共有37个国家派遣了代表团参加大会。此外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等9个国际团体的特邀代表到会。按代表的国籍计算，共有46个国家、429位代表，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云集北京。
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无论是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还是列席代表、特邀代表，毛泽东都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所以才有了上面说到的盛况空前的国际团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场景。10月2日，毛泽东对大会胜利召开致电庆贺。
据典礼局干部古今明回忆，审查名单是个苦差事。排名单的时候，哪些按职位大小，哪些按字母排序，都有讲究。周总理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总是亲自审查。往往已经是深夜，仍不顾劳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叫去，一个一个名单审查，逐个修改。一开始为了省事，古今明做了一个类似圆桌的大盘子，又做了很多名签，谁要来，就摆谁的名签。但是总理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要求必须打印出来，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对由谁率团出席大会也经过深思熟虑。据郭沫若的儿子郭庶英回忆，周总理自豪地说，我们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郭沫若，他们率团的影响是很大的，取得的胜利会更大。还时常叮嘱大家要照顾好二老。陈毅副总理也曾表示过：人民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的特别创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世界上多数国家还不了解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以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为团长，效果也特别好。她撰写的《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一文，在中国宣传媒介广为登载，给有关国家和平人士邮寄磋商征求意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会议的目的、意义，收到很好的效果。郭沫若作为民间使者连续多次出席世界和平会议。他的演说很有感染力，他的义正词严、热情激昂，还有他的幽默和亲切，拉近了很多人和中国的距离。当时有的友人把他比做成中国的“和平鸽”。
喜迎八方来客
亚太和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性民间会议，中国政府为此做了非常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从各单位调集精干的筹备、组织、后勤和保卫工作人员。被铁路局调到供与会外宾乘坐的专列主管西餐配餐的程汝明回忆：当时把所有好点的列车都调来了，有蒋介石乘坐过的、宋美龄乘坐过的……最好的是慈禧太后的公务车。后来，程汝明才知道，那时，毛泽东的专列很一般。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有了比较高级的专列，那是从德国进口的，有空调、自带发电机，可以在车上发电报，有办公的全套设施，还有医务室。
为使各国代表亲身体验新中国为保卫和平与建设的前进步伐，廖承志组织部分代表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4小型飞机，经武汉转到沙市荆江分洪大坝工地，参观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代表们一到现场，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建设气氛所吸引，纷纷举起相机拍下不亲眼所见就难以相信的镜头。高良富热情地要给一个女工拍照，没有想到她那照相机上的太阳旗被一个男民工发现了，便失声惊叫：“日本鬼子进村了!”一声惊叫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有个村干部说：“日本鬼子来搞特务活动了!这个机子不但能照前边，说不定身后的人也能照进去!”说时迟，那时快，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举着镰刀、粪叉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要为那些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亲人报仇雪恨! 民工们犹如遇到不共戴天的仇人，对三个日本人怒目而视，一场事故眼看就要发生。陪同参观的萧向前急忙向民工宣传周总理的指示，要他们分清发动侵略战争的执政者和日本人民的界限，说明这是应邀参加亚太和会与中日贸易民间谈判的日本朋友，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民应该对他们以礼相待，克服反日情绪；又对高良富三人解释这是中国人民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满腔仇恨，由此更可感到开展世界和平运动的必要性，高良富三人也表示理解。
萧向前根据廖承志的吩咐，带领各国代表在革命胜利仅两个年头的华中大地参观访问，各国朋友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高良富等人受到荆江分洪工地总指挥唐天际将军的接见，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平等和军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壮丽图景，击破了西方和蒋介石集团关于“中共是洪水猛兽”、“大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恶毒宣传，认识到翻身站起来的新中国主人翁最需要和平，酷爱和平，对来中国从事和平事业有了更高的积极性。
高度重视对日工作
亚太和平会议是新中国主持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国际性民间会议，很多国家纷纷派出代表团赶来参加筹备会议，但是由于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日本政府考虑到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作战后方，为了建立支援侵朝美军作战的体制，实施“赤色整肃”，镇压进步力量，阻挠进步人士出国。因此，日本代表迟迟不见踪影。而争取日本代表团与会，对亚太和会的成功举行十分重要。
就在大家感觉为难的时候，廖承志双手一拍笑着说：“世界和平真乃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日本代表实乃天赐!”孙平化不解地问道：“日本代表来了?”廖承志笑答：“日本代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孙平化恍然大悟：“廖公是说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正在北京进行中日民间贸易谈判)?”“对，我们亲自去请!”于是，廖承志等人来到北京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那座小四合院，高良富三人见廖承志等人来访，急忙客气地让进屋里。寒暄既毕，廖承志说明因吉田政府的阻挠，日本代表迟迟不能到达北京，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就请三位朋友作为日本代表参加筹备会议。
高良富三人相互对视默然不语，最后年岁最长的高良富以名不正言不顺为由，说明没有日本有关单位委托不便参加。廖承志便耐心地说明日本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最有义务参加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只做友好协商，不形成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件，而三位日本朋友恰巧滞留北京，可谓天降大任于三位，希望能担负起参加筹备会议的重任，至于正式代表团成员，可回国后从容协商。高良富又担心因此受到吉田政府的迫害，廖承志说明中国将收回各国筹备委员签名的文件附页，即使吉田政府对你们提出指控，但拿不到证据也是枉然!高良富三人终于被廖承志说服，从头发胡同搬到北京饭店，投入繁忙的亚太和会筹备工作之中。
高良富等三人回国前，廖承志设宴为他们饯行，对他们回国后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建议他们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与日本当局进行斗争。他们回国后受到凯旋将军般的欢迎，他们到处作报告介绍访华亲眼所见的新中国风貌，展示新中国的邀请函，引起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纷纷予以声援，很快组成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60人大型代表团，隆重举行“结团式”。但由于日本政府拒发签证而不能成行，只得“化整为零”各自为战设法前往中国。
日本“前进座”歌舞伎著名演员中村皖右卫门、长期从事工会活动的龟田东伍带领几个日本青年驾驶一艘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出港。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与狂风恶浪搏斗几日，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塘沽港。当地政府还以为他们是偷渡而来的外国特务，将他们拘留起来“客气地招待”，经打长途电话请示才搞清身份，才被满腔热情送到北京的内部招待所。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南博，世界工会亚澳联络局日本代表金子健太等人，是以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借口，绕道第三国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北京的。他们一到中国就和萧向前、吴学文等接待人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宛如亲人九死一生才得以久别重逢。廖承志大喜，把日本两路人马接到北京饭店，由南博任团长，中村皖右卫门任副团长，组成日本代表团准备参加亚太和会。
作为对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中国领导人号召的响应，廖承志请秘书处人员宣读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委托日本代表带来的祝词。廖承志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南博教授多次促膝交谈。南博教授告诉廖承志，日本国民渴望着和平与自由贸易，但是若得不到独立的话，这两个要求就达不到，今天日本国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和要求独立的愿望一致的。日本国民因为尝受了多年的侵略战争的犯罪行为和现在被占领的苦痛，所以是真心要求和平与独立的。他强烈要求向大会致贺词表达他的心意，廖承志与刘宁一商量后满足了他的愿望。南博教授走上讲台发言称：“旧金山的和约会议，虽然挂着和平与独立的招牌，而实际上是为了进行战争和殖民地化。这是被事实所证明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确信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是‘真正的和平会议’，因此我主张根据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精神缔结全面和约，来代替旧金山和约。我衷心祝贺这个会议的召开，同时我期待着这个会议的成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幸福带来莫大的贡献。”
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龟田东伍会下多次接触交谈，知道他是日本大化学产业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任理事，多年来积极从事和平运动，两人都赞成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论断：和平解决德国和日本问题是目前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心问题，这个论断指明了日本和平运动应该走的前进道路。强烈的共识使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廖承志邀请他作关于日本问题的报告，龟田东伍欣然承担此重任。龟田东伍诚恳地说明他作为一个日本人，衷心感谢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先生们和中国人民，对召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个大会上，他首先表达日本人民的一种不能抑制的愿望，就是日本国民由于曾经允许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使中国、朝鲜、越南、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亚洲各民族遭受空前的战祸，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龟田东伍以自责的口吻说，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是我们日本人没有能够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血腥侵略所招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我们日本人也尝到了这一后果的苦汁，历尽了战争中的各种痛苦和战败后处于外国占领之下的极大灾难。正是这种灾难，促使日本国民抱定决心，绝不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能使日本重新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龟田东伍诚恳地表达日本人民的心声：“这次会议对日本国民说来，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日本国民从过去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失败后遭受外国军队占领的痛苦中，体验到以下事实：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人由于在军国主义的统治和指导下被迫对亚洲各民族处于侵略和敌对的关系，结果就使亚洲各民族遭受许多灾难，也使日本人自己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是，日本现在又在外国占领者和军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将要重新被迫成为亚洲的‘独夫’和‘孤儿’，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工具，再度和亚洲各民族发生敌对关系，我们日本人怎能够默不作声呢?‘绝不能重复这个错误’，绝不能再让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势力复活!正因如此，日本人才不惜一切代价在保卫着和平，日本国民希望把这种心境告诉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各民族，愿为和平共同奋斗。今天这个会议，恰好实现了日本人的这个希望。” 各国代表就保卫亚太和平问题畅所欲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如关于日本问题的讨论，孙平化在回忆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追记：“这次大会专门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我们和日本代表团对许多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就是日本应不应该拥有武装力量?日方认为，日本应该走非武装中立的道路，不应再有军队，日本有和平宪法，加上国际上的协定，有警察维持秩序就够了；而我们的看法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有权拥有自卫的武装力量，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双方各抒己见，长时间谈不拢。最后虽然在决议中避开了这一问题，但分歧依然存在，至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主张‘非武装中立’的日本社会党还是处于平行线状态。”
高举和平旗帜
为团结热爱和平的人民，揭露好战分子的阴谋，阻止战争的再次爆发，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大会特别速描了一只飞翔的和平鸽，献给大会。这只和平鸽成为了大会的会标。毕加索创作和平鸽后面还有一个凄惨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占领。有一天，塞纳河畔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男孩，站在自家的屋顶，挥动一块红布，召唤他家的鸽子归来。一个德国兵发现了，偷偷地爬上屋顶，一把抓住孩子，一阵歇斯底里地狂笑，然后凶狠地把孩子扔下楼去，孩子惨死在街头。凶残的德国兵回头又用刺刀把一群鸽子挑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看到了德国兵的暴行。他含着眼泪，将一只血淋淋的死鸽子收起，找到大画家毕加索，请他为死去的孩子和鸽子作一幅画。毕加索听了老人的叙述，悲愤交集，默默无语，挥笔画了这幅发人深思的《鸽子》。
当时，还有一个中国毕加索和平鸽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亚太和会召开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有些积极倡导世界和平的著名人士得不到签发中国的出国护照，是取道别的国家，绕地球一圈，才抵达中国的。白石老人听了非常感动。在迎接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时，他想起了毕加索画鸽。他决定也画一只和平鸽，献给世界和平大会。白石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构思酝酿，终于创作出一幅“丈二匹”的大幅彩墨画：鲜花与和平鸽。“和平鸽”到达会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激动不已，争先恐后地站到画前观赏赞扬，合影留念。
据典礼局干部古今明回忆，如何反映“和平”的主题，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当时他们确定以和平鸽为主题，以绿色为主调。在大会主会场，以世界巨匠毕加索画的和平鸽为会场的背景，同时会场的文件、房间的布置、各种餐具以及烟灰缸，都融入和平鸽的元素，甚至宴会的筷子，不仅镶嵌了景泰蓝，还在顶端设计成和平鸽的式样。就因为这样，还发生了宴会结束后，工作人员发现很多筷子不见了，原来是被外宾带回做纪念的趣事。
画家杨守玉听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当时她已57岁，目力渐衰，利用课余，历时半载绣出斯大林元帅和毛主席两幅巨像，欲为大会献礼。可一时又不知呈送的途径，杨守玉便想到表哥刘海粟。她知道表哥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于是托人把作品捎给在上海的刘海粟。刘海粟打开两幅绣像，赞叹不已。过去只闻“乱针绣”其名，今日始见“乱针绣”其实，多么精美的艺术品啊!他为杨守玉的艺术创造和成就感到高兴，更为表妹用艺术丰富人生的价值所感动，于是欣然命笔，给郭沫若写信，盛赞杨守玉“以针代笔，以色丝为丹青，使绘画与绣工融合一体，自成品格”，并推荐两幅绣像，“请于大会后代为呈献”。杨守玉终于如愿以偿，以她的作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唤。两幅领袖绣像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其后，斯大林的绣像还作为礼品赠送给苏联。
正在陕西定边县城川寨三边牧场工作的美籍华人寒春也接到会议的邀请函，她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她直接来到开会的会场，作为一位与会成员，她要认真收听大会报告，倾听各国与会代表的发言并参与讨论。会议委员会事先已通知她将以个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她准备了讲稿。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讲讲自己作为核物理学家的经历，讲讲自己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军人政府操纵下的核原子试验研制体制，讲讲自己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会议休息期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握着她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着她已怀孕的身体，告诫她要注意休息，注意增加营养，并且随意地问起：“你准备给你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想好。”宋庆龄以凝重的口气建议说：“叫和平吧!这是很有意义的!”寒春笑着点点头：“那就叫‘和平’这个名吧!”
会议当中，主持人安排寒春在大会上发言。寒春挺着已有身孕的肚子，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主席台。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悲剧。她说：我原来满怀希望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但是美国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炸死炸伤十几万和平人民的消息，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已经觉醒了。我开始作严肃的深沉的思考：原子弹究竟给和平人们带来什么?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科学，它就会为谁服务，我们应该让科学为和平服务，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掌握核原子武器，否则，和平就得不到保障……寒春在这次和平会议所作的发言被与会的各国记者们作了报道。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地注意到她的露面和发言内容。
此外，许多艺术家为亚太和会创作“和平”歌曲、工艺品等等。著名音乐家郑律成为他的一首儿童歌曲《和平鸽》的发表，亲自写了文字说明。这首歌不仅受到我国儿童、少年的普遍喜爱，还译成俄文、捷克文等外文，在国外也受到好评。美术家常沙娜为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批具有敦煌装饰风格、有和平鸽形象的丝绸头巾和景泰蓝台灯、香烟盒做纪念礼品，富有中国传统风格，很受各国代表欢迎。天津中华火柴厂的“和平鸽”火花，是为“亚太和会”而特制的。泸州恒利火柴厂的“世和牌”火花，以鲜红色衬底，一只硕大的和平鸽凝视前方，凌空飞翔，下方印有华表及天安门图案，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肇庆兴民火柴厂的“和平牌”火花，取材于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和平鸽名画。
(责任编辑 文世芳)
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庆祝典礼正在进行，天安门广场50万人聚集，毛泽东、朱德出席了阅兵仪式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除了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及政府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使馆外交人员、谈判代表和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外宾团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服饰各异、肤色各异、语言不同，彼此似乎也不熟谙，但表情却比较一致，惊讶中带着欢欣，不时交换着喜悦的神色。这一特殊的人群，是来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的代表。
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而召开的一次国际盛会。这次大会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是在他们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如何打开外交困难局面，让全世界了解自己。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此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然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干涉朝鲜内政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和远东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经过思考，作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策。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任副主席。毛主席、周总理认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有30多个国家、16亿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3)，考虑要广泛动员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开展和平运动，作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的第二战场。
1951年2月21日至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郭沫若在会上建议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赞同。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得到亚太区域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推举本国对和平有贡献、有声望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并组织本国的筹备委员会，展开参加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3日至6日，亚太和会筹备会举行。毛泽东指出按照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亚太和会对参会代表范围力求广泛，不分种族、阶层、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凡是赞成和平、反对侵略的人士都表示欢迎。筹备会确定亚太和会于19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举行。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分广阔，交通相当困难，敌人又进行封锁、阻挠、破坏，如美洲的代表们，就由于美国在海上的封锁，只能要绕道欧洲才能来到中国。中国政府表现了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国家中，除阿富汗无法联系，尼泊尔代表团没有获得出国护照，高棉代表在途中生病未能到会之外，共有37个国家派遣了代表团参加大会。此外还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等9个国际团体的特邀代表到会。按代表的国籍计算，共有46个国家、429位代表，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云集北京。
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无论是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还是列席代表、特邀代表，毛泽东都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向和平的敌人显示世界爱好和平队伍的浩大阵容。所以才有了上面说到的盛况空前的国际团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的场景。10月2日，毛泽东对大会胜利召开致电庆贺。
据典礼局干部古今明回忆，审查名单是个苦差事。排名单的时候，哪些按职位大小，哪些按字母排序，都有讲究。周总理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总是亲自审查。往往已经是深夜，仍不顾劳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叫去，一个一个名单审查，逐个修改。一开始为了省事，古今明做了一个类似圆桌的大盘子，又做了很多名签，谁要来，就摆谁的名签。但是总理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要求必须打印出来，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对由谁率团出席大会也经过深思熟虑。据郭沫若的儿子郭庶英回忆，周总理自豪地说，我们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郭沫若，他们率团的影响是很大的，取得的胜利会更大。还时常叮嘱大家要照顾好二老。陈毅副总理也曾表示过：人民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的特别创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世界上多数国家还不了解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以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为团长，效果也特别好。她撰写的《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一文，在中国宣传媒介广为登载，给有关国家和平人士邮寄磋商征求意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会议的目的、意义，收到很好的效果。郭沫若作为民间使者连续多次出席世界和平会议。他的演说很有感染力，他的义正词严、热情激昂，还有他的幽默和亲切，拉近了很多人和中国的距离。当时有的友人把他比做成中国的“和平鸽”。
喜迎八方来客
亚太和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性民间会议，中国政府为此做了非常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从各单位调集精干的筹备、组织、后勤和保卫工作人员。被铁路局调到供与会外宾乘坐的专列主管西餐配餐的程汝明回忆：当时把所有好点的列车都调来了，有蒋介石乘坐过的、宋美龄乘坐过的……最好的是慈禧太后的公务车。后来，程汝明才知道，那时，毛泽东的专列很一般。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有了比较高级的专列，那是从德国进口的，有空调、自带发电机，可以在车上发电报，有办公的全套设施，还有医务室。
为使各国代表亲身体验新中国为保卫和平与建设的前进步伐，廖承志组织部分代表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4小型飞机，经武汉转到沙市荆江分洪大坝工地，参观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代表们一到现场，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建设气氛所吸引，纷纷举起相机拍下不亲眼所见就难以相信的镜头。高良富热情地要给一个女工拍照，没有想到她那照相机上的太阳旗被一个男民工发现了，便失声惊叫：“日本鬼子进村了!”一声惊叫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有个村干部说：“日本鬼子来搞特务活动了!这个机子不但能照前边，说不定身后的人也能照进去!”说时迟，那时快，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举着镰刀、粪叉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要为那些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亲人报仇雪恨! 民工们犹如遇到不共戴天的仇人，对三个日本人怒目而视，一场事故眼看就要发生。陪同参观的萧向前急忙向民工宣传周总理的指示，要他们分清发动侵略战争的执政者和日本人民的界限，说明这是应邀参加亚太和会与中日贸易民间谈判的日本朋友，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民应该对他们以礼相待，克服反日情绪；又对高良富三人解释这是中国人民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满腔仇恨，由此更可感到开展世界和平运动的必要性，高良富三人也表示理解。
萧向前根据廖承志的吩咐，带领各国代表在革命胜利仅两个年头的华中大地参观访问，各国朋友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高良富等人受到荆江分洪工地总指挥唐天际将军的接见，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平等和军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壮丽图景，击破了西方和蒋介石集团关于“中共是洪水猛兽”、“大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恶毒宣传，认识到翻身站起来的新中国主人翁最需要和平，酷爱和平，对来中国从事和平事业有了更高的积极性。
高度重视对日工作
亚太和平会议是新中国主持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国际性民间会议，很多国家纷纷派出代表团赶来参加筹备会议，但是由于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日本政府考虑到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作战后方，为了建立支援侵朝美军作战的体制，实施“赤色整肃”，镇压进步力量，阻挠进步人士出国。因此，日本代表迟迟不见踪影。而争取日本代表团与会，对亚太和会的成功举行十分重要。
就在大家感觉为难的时候，廖承志双手一拍笑着说：“世界和平真乃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日本代表实乃天赐!”孙平化不解地问道：“日本代表来了?”廖承志笑答：“日本代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孙平化恍然大悟：“廖公是说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正在北京进行中日民间贸易谈判)?”“对，我们亲自去请!”于是，廖承志等人来到北京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那座小四合院，高良富三人见廖承志等人来访，急忙客气地让进屋里。寒暄既毕，廖承志说明因吉田政府的阻挠，日本代表迟迟不能到达北京，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就请三位朋友作为日本代表参加筹备会议。
高良富三人相互对视默然不语，最后年岁最长的高良富以名不正言不顺为由，说明没有日本有关单位委托不便参加。廖承志便耐心地说明日本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最有义务参加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只做友好协商，不形成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件，而三位日本朋友恰巧滞留北京，可谓天降大任于三位，希望能担负起参加筹备会议的重任，至于正式代表团成员，可回国后从容协商。高良富又担心因此受到吉田政府的迫害，廖承志说明中国将收回各国筹备委员签名的文件附页，即使吉田政府对你们提出指控，但拿不到证据也是枉然!高良富三人终于被廖承志说服，从头发胡同搬到北京饭店，投入繁忙的亚太和会筹备工作之中。
高良富等三人回国前，廖承志设宴为他们饯行，对他们回国后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建议他们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与日本当局进行斗争。他们回国后受到凯旋将军般的欢迎，他们到处作报告介绍访华亲眼所见的新中国风貌，展示新中国的邀请函，引起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纷纷予以声援，很快组成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60人大型代表团，隆重举行“结团式”。但由于日本政府拒发签证而不能成行，只得“化整为零”各自为战设法前往中国。
日本“前进座”歌舞伎著名演员中村皖右卫门、长期从事工会活动的龟田东伍带领几个日本青年驾驶一艘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出港。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与狂风恶浪搏斗几日，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塘沽港。当地政府还以为他们是偷渡而来的外国特务，将他们拘留起来“客气地招待”，经打长途电话请示才搞清身份，才被满腔热情送到北京的内部招待所。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南博，世界工会亚澳联络局日本代表金子健太等人，是以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借口，绕道第三国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北京的。他们一到中国就和萧向前、吴学文等接待人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宛如亲人九死一生才得以久别重逢。廖承志大喜，把日本两路人马接到北京饭店，由南博任团长，中村皖右卫门任副团长，组成日本代表团准备参加亚太和会。
作为对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中国领导人号召的响应，廖承志请秘书处人员宣读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委托日本代表带来的祝词。廖承志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南博教授多次促膝交谈。南博教授告诉廖承志，日本国民渴望着和平与自由贸易，但是若得不到独立的话，这两个要求就达不到，今天日本国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和要求独立的愿望一致的。日本国民因为尝受了多年的侵略战争的犯罪行为和现在被占领的苦痛，所以是真心要求和平与独立的。他强烈要求向大会致贺词表达他的心意，廖承志与刘宁一商量后满足了他的愿望。南博教授走上讲台发言称：“旧金山的和约会议，虽然挂着和平与独立的招牌，而实际上是为了进行战争和殖民地化。这是被事实所证明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确信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是‘真正的和平会议’，因此我主张根据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精神缔结全面和约，来代替旧金山和约。我衷心祝贺这个会议的召开，同时我期待着这个会议的成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幸福带来莫大的贡献。”
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龟田东伍会下多次接触交谈，知道他是日本大化学产业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任理事，多年来积极从事和平运动，两人都赞成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论断：和平解决德国和日本问题是目前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心问题，这个论断指明了日本和平运动应该走的前进道路。强烈的共识使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廖承志邀请他作关于日本问题的报告，龟田东伍欣然承担此重任。龟田东伍诚恳地说明他作为一个日本人，衷心感谢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先生们和中国人民，对召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个大会上，他首先表达日本人民的一种不能抑制的愿望，就是日本国民由于曾经允许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使中国、朝鲜、越南、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亚洲各民族遭受空前的战祸，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龟田东伍以自责的口吻说，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是我们日本人没有能够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血腥侵略所招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我们日本人也尝到了这一后果的苦汁，历尽了战争中的各种痛苦和战败后处于外国占领之下的极大灾难。正是这种灾难，促使日本国民抱定决心，绝不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能使日本重新成为侵略战争的工具!龟田东伍诚恳地表达日本人民的心声：“这次会议对日本国民说来，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日本国民从过去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失败后遭受外国军队占领的痛苦中，体验到以下事实：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人由于在军国主义的统治和指导下被迫对亚洲各民族处于侵略和敌对的关系，结果就使亚洲各民族遭受许多灾难，也使日本人自己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是，日本现在又在外国占领者和军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将要重新被迫成为亚洲的‘独夫’和‘孤儿’，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工具，再度和亚洲各民族发生敌对关系，我们日本人怎能够默不作声呢?‘绝不能重复这个错误’，绝不能再让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势力复活!正因如此，日本人才不惜一切代价在保卫着和平，日本国民希望把这种心境告诉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各民族，愿为和平共同奋斗。今天这个会议，恰好实现了日本人的这个希望。” 各国代表就保卫亚太和平问题畅所欲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如关于日本问题的讨论，孙平化在回忆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追记：“这次大会专门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我们和日本代表团对许多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就是日本应不应该拥有武装力量?日方认为，日本应该走非武装中立的道路，不应再有军队，日本有和平宪法，加上国际上的协定，有警察维持秩序就够了；而我们的看法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有权拥有自卫的武装力量，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双方各抒己见，长时间谈不拢。最后虽然在决议中避开了这一问题，但分歧依然存在，至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主张‘非武装中立’的日本社会党还是处于平行线状态。”
高举和平旗帜
为团结热爱和平的人民，揭露好战分子的阴谋，阻止战争的再次爆发，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大会特别速描了一只飞翔的和平鸽，献给大会。这只和平鸽成为了大会的会标。毕加索创作和平鸽后面还有一个凄惨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占领。有一天，塞纳河畔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男孩，站在自家的屋顶，挥动一块红布，召唤他家的鸽子归来。一个德国兵发现了，偷偷地爬上屋顶，一把抓住孩子，一阵歇斯底里地狂笑，然后凶狠地把孩子扔下楼去，孩子惨死在街头。凶残的德国兵回头又用刺刀把一群鸽子挑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看到了德国兵的暴行。他含着眼泪，将一只血淋淋的死鸽子收起，找到大画家毕加索，请他为死去的孩子和鸽子作一幅画。毕加索听了老人的叙述，悲愤交集，默默无语，挥笔画了这幅发人深思的《鸽子》。
当时，还有一个中国毕加索和平鸽的故事被传为美谈：亚太和会召开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有些积极倡导世界和平的著名人士得不到签发中国的出国护照，是取道别的国家，绕地球一圈，才抵达中国的。白石老人听了非常感动。在迎接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时，他想起了毕加索画鸽。他决定也画一只和平鸽，献给世界和平大会。白石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构思酝酿，终于创作出一幅“丈二匹”的大幅彩墨画：鲜花与和平鸽。“和平鸽”到达会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们激动不已，争先恐后地站到画前观赏赞扬，合影留念。
据典礼局干部古今明回忆，如何反映“和平”的主题，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当时他们确定以和平鸽为主题，以绿色为主调。在大会主会场，以世界巨匠毕加索画的和平鸽为会场的背景，同时会场的文件、房间的布置、各种餐具以及烟灰缸，都融入和平鸽的元素，甚至宴会的筷子，不仅镶嵌了景泰蓝，还在顶端设计成和平鸽的式样。就因为这样，还发生了宴会结束后，工作人员发现很多筷子不见了，原来是被外宾带回做纪念的趣事。
画家杨守玉听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当时她已57岁，目力渐衰，利用课余，历时半载绣出斯大林元帅和毛主席两幅巨像，欲为大会献礼。可一时又不知呈送的途径，杨守玉便想到表哥刘海粟。她知道表哥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于是托人把作品捎给在上海的刘海粟。刘海粟打开两幅绣像，赞叹不已。过去只闻“乱针绣”其名，今日始见“乱针绣”其实，多么精美的艺术品啊!他为杨守玉的艺术创造和成就感到高兴，更为表妹用艺术丰富人生的价值所感动，于是欣然命笔，给郭沫若写信，盛赞杨守玉“以针代笔，以色丝为丹青，使绘画与绣工融合一体，自成品格”，并推荐两幅绣像，“请于大会后代为呈献”。杨守玉终于如愿以偿，以她的作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唤。两幅领袖绣像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其后，斯大林的绣像还作为礼品赠送给苏联。
正在陕西定边县城川寨三边牧场工作的美籍华人寒春也接到会议的邀请函，她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她直接来到开会的会场，作为一位与会成员，她要认真收听大会报告，倾听各国与会代表的发言并参与讨论。会议委员会事先已通知她将以个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她准备了讲稿。她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和平的大会上讲讲自己作为核物理学家的经历，讲讲自己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军人政府操纵下的核原子试验研制体制，讲讲自己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会议休息期间，她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握着她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着她已怀孕的身体，告诫她要注意休息，注意增加营养，并且随意地问起：“你准备给你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想好。”宋庆龄以凝重的口气建议说：“叫和平吧!这是很有意义的!”寒春笑着点点头：“那就叫‘和平’这个名吧!”
会议当中，主持人安排寒春在大会上发言。寒春挺着已有身孕的肚子，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主席台。她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所造成的悲剧。她说：我原来满怀希望地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但是美国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炸死炸伤十几万和平人民的消息，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已经觉醒了。我开始作严肃的深沉的思考：原子弹究竟给和平人们带来什么?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谁掌握了科学，它就会为谁服务，我们应该让科学为和平服务，不应该让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掌握核原子武器，否则，和平就得不到保障……寒春在这次和平会议所作的发言被与会的各国记者们作了报道。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地注意到她的露面和发言内容。
此外，许多艺术家为亚太和会创作“和平”歌曲、工艺品等等。著名音乐家郑律成为他的一首儿童歌曲《和平鸽》的发表，亲自写了文字说明。这首歌不仅受到我国儿童、少年的普遍喜爱，还译成俄文、捷克文等外文，在国外也受到好评。美术家常沙娜为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批具有敦煌装饰风格、有和平鸽形象的丝绸头巾和景泰蓝台灯、香烟盒做纪念礼品，富有中国传统风格，很受各国代表欢迎。天津中华火柴厂的“和平鸽”火花，是为“亚太和会”而特制的。泸州恒利火柴厂的“世和牌”火花，以鲜红色衬底，一只硕大的和平鸽凝视前方，凌空飞翔，下方印有华表及天安门图案，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肇庆兴民火柴厂的“和平牌”火花，取材于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和平鸽名画。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