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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环
女，汉族，1930年2月—2017年8月，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永宁镇人，高等师范肄业。
1950—1952年，先后在关岭县花江镇花江小学、新场村新场小学担任唱游、语文和音乐教师；1952—1987年，转到镇宁县六马区①任教，先后在六马区的乐运村、良田村和打帮村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担任全科教师，执教三十余年；1987年调到镇宁县城关镇城关三小担任小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1959年至1985年，先后多次被区、县、市、省评为“先进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班主任”“贵州省民族团结模范”等。
1987年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1988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关岭县永宁镇。在永宁，黄家和聂家是大户人家。我的父亲是区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大。母亲温和、善良，而且很勤快。小时候，她常常教我们背《女儿经》《养蒙俗歌》等，这对我一生的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7岁时，我到永宁小学上学。最喜欢的老师是徐老师，他有时候用口诀歌、画图的形式讲课，我们容易记住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教小娃娃得用具体一点的方法，讲详细点，他们才容易懂。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贵州省立关岭师范学校，在这里“简师”读了三年，“高师”读了两年。1948年7月，我读“高师”的第二年，学校因为没有钱停办了。
1949年11月，我在花江小学代课，当时花江小学的条件在关岭县算是不错的。半年后，我转正成为正式教师，教一年级的唱游课兼任班主任。两年后，因教师紧缺，我被调到新场小学当老师，兼任那所小学的负责人。新场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办学条件差，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冷得睡不着，我和另一位姓杨的女老师只好相互抱着取暖。
1952年8月，我被組织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六马区教书。从永宁到六马不通车，得跟着打帮①这条河走上来，一天走七八十里，走路要走三天。河边巴茅又高又密，隔着巴茅就算你在我面前我都看不见你。
1.初到六马区（1952—1953）
走进村子，村里大多是低矮的茅草房，娃娃们的脸蜡黄蜡黄的，有点害怕又有点好奇地看着我。走进学校，学校成哪样样子②哦，三间破房，有的还没有墙，一堆破烂的桌椅板凳堆在一个角角头③。房子后面小坡上长满了茅草，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片坟地，晚上觉得毛骨悚然。初到学校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学校收拾，村里的人远远地看着我，也没人过来说说话、送碗水，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觉得“哪个愿意到这个穷地方来哟！”
乐运小学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在这里教音乐和语文。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负责教村民们唱歌，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之类的歌曲，大家都很喜欢。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我就向当地妇女学习布依话，慢慢地，我和当地人的距离就拉近了。
2.调至良田小学（1953—1960）
（1）缺水的“老豹沟”
1953年，因为良田村缺老师，上级就把我调到良田小学当老师，那时候良田有个名字叫“老豹沟”④。这里缺水严重，全村就一口井，水淌得很细，大家去挑水都得先在水井前把水桶排好。我们老师白天上课没时间，多是半夜三更没人的时候去挑水。
（2）两个老师包全校
良田小学的条件稍微好一点，教室是一栋地主的民房。学校也是一年级到四年级。我调到这里没多久，一位罗老师也调到良田小学。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学校就我和他两个老师，他教一、三年级，我教二、四年级。
我们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劳动，包班上课，一个星期上二十七八节课，所以很累。上课的时候，两个班在一间教室里，这边讲完布置了作业，又去给另外一边上课。
刚开始的时候，手边除了教材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是有一本字典。后来逐渐可以订报纸、买书，我就常看报纸和一些搞业务的书籍，通过这些来提高我的专业知识。所以，我的教学成绩在六马区这几个学校中排名很靠前。
（3）劝家长让姑娘娃娃读书
在农村，很多家长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不愿意让姑娘娃娃读书。放学后，我就去家访，给家长们做思想工作，“现身说法”劝家长送姑娘来学校读书。如果遇到下雨天，放学后，我就把全校的女生组织到一起，给她们讲卫生保健常识。每逢节日，组织学生们搞文艺活动，指导他们排练表演节目，这样能够让学生们热爱学校，巩固学额，同时还能体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
（4）我们结婚了，不会离开你们
1955年，我和在一起工作了三年的罗老师结婚了。看到我们在这里结婚、成家，明白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更多家长把娃娃送到学校读书，有的老乡还给学校送来了巴茅、竹子和木板，并且帮学校修建校舍。
（5）开展双语教学
少数民族①娃娃在家大多讲布依话，不会明话②。刚开始的时候上课，我说：“同学们，把书拿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个瞪大眼睛看着我。后来上课，我就说：“喔来嗖，阿斯马若。”③他们就听懂了。我是汉族人，本来不会说布依话，但是为了教学，学习布依话很有必要。要不讲什么娃娃都听不懂，他们又怎么能理解我讲的知识呢？在乐运时，我学过一点布依话，结婚后我又向罗老师学习（罗老师是布依族），平时和当地人打交道也会练习说话，慢慢地就掌握了这门语言。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时，我用汉语讲一遍，再用布依话讲一遍，确保学生们能够听懂。一年级的时候说布依话多一点，二年级逐步减少，等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基本上全部用汉语来教学了。 3.特殊的历史时期（1959—1970）
1959年，我懷着大伯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的时候，我们把野菜和糠和在一起煮稀饭。那段时间，好多学生都因为吃不起饭不来读书了。
刚生了大伯没多久，我和爷爷⑤就调到打帮小学，在那里待了四年多。1963年，我怀着三叔，从打帮走到区里开会，下雨路滑，我摔了一跤，手腕脱臼。等三叔生下来满月以后才去县城治疗，筋骨“冷了”，无法治愈，至今我的左手都使不上劲。
1964年，良田当地村民强烈要求我和爷爷回去教书，我和爷爷又被调回良田小学。搬家的时候请两三匹马驮东西，那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在哪里教书，哪里就是家。1966年年底，我和爷爷被批斗。一年多以后，这段日子终于过去了。
4.“千年枯树发了芽”（1978—198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澄清，真的就像“千年枯树发了芽”，这使我更加安心地在教学岗位上奋斗。
（1）我的语文教学观
我教的这些娃娃大部分基础都很差，初一①的娃娃写作文，就只写个“毛主席万岁”。我觉得，语文教学不仅是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字的知识和技能，还要促进学生的能力和智力的发展。因此，对新入学的少数民族儿童，我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图片直观地教他们学汉语，然后逐步引导到课本上来。升入初中以后，为他们安排一定量的日记、三日记、周记，每周出一篇专题作文，选字、词、句、拼音、标点符号、阅读、写作七个部分为内容，用《语文必读》《写作集锦》和《小学生词语条》等作为参考，训练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2）就地取材做教具
低年级的娃娃学习加减法时，让娃娃们课前带一把苞谷来，上课的时候拿出来数。这样，抽象的加减法在娃娃们那里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上自然课讲酸有腐蚀性时，我就拿醋来泡鸡蛋，做实验给他们看。还有就是结合一些课本的内容，组织诗歌朗诵、分角色扮演等，借以巩固课堂知识。
（3）课余给学生补课
考虑到农村娃娃回家要劳动，我布置作业一般以课堂作业为主，改作业的时候及时地指出学生的错误，并让他们当堂改正。除了上课，我还坚持课外补课：根据山区村寨远近划分补习组，利用晚饭后、周末和节假日，上门、上寨分组补课和个别指导。有些娃娃家庭确实很困难，我就拿工资和补助给他们买课本和作业本。对于一些后进生，我去家访的时候会多和家长聊天，问娃娃在家的表现，和家长一起找原因。
（4）与家长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家访，哪个学生不来上学，我要去问不来的原因。去家访时，看见家长在做什么，我就跟着他们做，所以和家长的关系越来越好。家长都非常信任我们，对我们很热情，假期经常给我们糍粑，在地里摘几个豇豆也想着给我们送点，不管吃什么都记得我们。
1.因病申请调动（1974—1987）
1974年，我患上了脑动脉血管硬化、风湿性心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逐渐恶化。1980年3月至5月，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职治疗。在良田，一颗去痛片都没有，要走二十多公里去板乐买。身体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我和爷爷就写申请调到县城。1987年，我调到了县城里的城关三小，爷爷调到了县教育局。
2.“乡下人”教“城头娃”（1987—1990）
我这个“乡下人”教城里的娃娃，除了用山区的认真精神外，还改进了教学方法。我用“到校牌”的形式让娃娃们熟悉自己的名字；用画图的方式维持课堂纪律……期末考试，其他两个班平均分都是七十多分，我教的班是八十三分。①1987年，我通过了教学质量考核，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1987年12月，我退休了。退休后，三小哪个班缺课，学校领导就喊我去代课。我代过政治课，全县统考，这科考试我代的班是全县第一。
1988年，因为安心在民族地区工作三十多年，并且教学成绩优异，我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回顾这漫长的岁月，三十多年来以校为家，除了两次生病住院大概半年外，我从未随便误过一天的工作。我的一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在课桌凳上坐了十二年，在黑板脚下站了三十七年。看到学生进步了，或者是学生来看望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温暖，觉得这一生当老师很幸福。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要选择当老师。
贵州省高原山地居多，交通极为不便。20世纪50年代，黄老师所在的六马区交通不便，步行是主要交通方式，照明基本靠煤油。在这样的山区里，少数民族同胞说本民族语言，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教育，无疑是他们走出大山，和外面的世界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因为偏远，许多教师不愿意到那里去。因此，黄宝环老师和丈夫三十余年的坚守，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离家百里的异乡，黄老师克服语言障碍，搞好教育工作，尽己所能帮助当地人……这几十年来，教学成绩一直很出色，和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好，这些都是她认真付出，以心换心得来的。面对困难，她没有被击垮，而是积极地投入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想方设法给学生上好课，并且不断地探索如何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访谈最后，请她回顾这一生，她似乎忘记了之前所说的苦、难，只说感觉“很欣慰”“幸福”。我想，这正是教师这一职业的魅力所在吧，那么多的“难”，只要学生一点进步、一次看望，就能让它们化为乌有。
来时芳华正茂，走时白发苍苍。正是他们这些在民族地区教育岗位上坚守的一批批教师，为山里的娃娃搭建了通往外界的路，打开与其他地区、民族交流的窗。
黄老师的故事能够以文本形式呈现给各位读者，是所有参与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胡艳老师对我的精心指导，感谢黄老师不辞辛劳地接受我的访谈，感谢黄老师家人对我访谈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要感谢我九十多岁的奶奶，在访谈过程中无声陪伴。谨以此文致敬在民族地区、乡村坚守的教师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女，汉族，1930年2月—2017年8月，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永宁镇人，高等师范肄业。
1950—1952年，先后在关岭县花江镇花江小学、新场村新场小学担任唱游、语文和音乐教师；1952—1987年，转到镇宁县六马区①任教，先后在六马区的乐运村、良田村和打帮村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担任全科教师，执教三十余年；1987年调到镇宁县城关镇城关三小担任小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1959年至1985年，先后多次被区、县、市、省评为“先进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班主任”“贵州省民族团结模范”等。
1987年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1988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一、大户人家的女儿（1930—1949）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关岭县永宁镇。在永宁，黄家和聂家是大户人家。我的父亲是区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大。母亲温和、善良，而且很勤快。小时候，她常常教我们背《女儿经》《养蒙俗歌》等，这对我一生的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7岁时，我到永宁小学上学。最喜欢的老师是徐老师，他有时候用口诀歌、画图的形式讲课，我们容易记住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教小娃娃得用具体一点的方法，讲详细点，他们才容易懂。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贵州省立关岭师范学校，在这里“简师”读了三年，“高师”读了两年。1948年7月，我读“高师”的第二年，学校因为没有钱停办了。
二、初入教育岗位（1949—1952）
1949年11月，我在花江小学代课，当时花江小学的条件在关岭县算是不错的。半年后，我转正成为正式教师，教一年级的唱游课兼任班主任。两年后，因教师紧缺，我被调到新场小学当老师，兼任那所小学的负责人。新场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办学条件差，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冷得睡不着，我和另一位姓杨的女老师只好相互抱着取暖。
三、三十余年边远民族地区的坚守（1952—1987）
1952年8月，我被組织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六马区教书。从永宁到六马不通车，得跟着打帮①这条河走上来，一天走七八十里，走路要走三天。河边巴茅又高又密，隔着巴茅就算你在我面前我都看不见你。
1.初到六马区（1952—1953）
走进村子，村里大多是低矮的茅草房，娃娃们的脸蜡黄蜡黄的，有点害怕又有点好奇地看着我。走进学校，学校成哪样样子②哦，三间破房，有的还没有墙，一堆破烂的桌椅板凳堆在一个角角头③。房子后面小坡上长满了茅草，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片坟地，晚上觉得毛骨悚然。初到学校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在学校收拾，村里的人远远地看着我，也没人过来说说话、送碗水，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觉得“哪个愿意到这个穷地方来哟！”
乐运小学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在这里教音乐和语文。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负责教村民们唱歌，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之类的歌曲，大家都很喜欢。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我就向当地妇女学习布依话，慢慢地，我和当地人的距离就拉近了。
2.调至良田小学（1953—1960）
（1）缺水的“老豹沟”
1953年，因为良田村缺老师，上级就把我调到良田小学当老师，那时候良田有个名字叫“老豹沟”④。这里缺水严重，全村就一口井，水淌得很细，大家去挑水都得先在水井前把水桶排好。我们老师白天上课没时间，多是半夜三更没人的时候去挑水。
（2）两个老师包全校
良田小学的条件稍微好一点，教室是一栋地主的民房。学校也是一年级到四年级。我调到这里没多久，一位罗老师也调到良田小学。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学校就我和他两个老师，他教一、三年级，我教二、四年级。
我们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劳动，包班上课，一个星期上二十七八节课，所以很累。上课的时候，两个班在一间教室里，这边讲完布置了作业，又去给另外一边上课。
刚开始的时候，手边除了教材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是有一本字典。后来逐渐可以订报纸、买书，我就常看报纸和一些搞业务的书籍，通过这些来提高我的专业知识。所以，我的教学成绩在六马区这几个学校中排名很靠前。
（3）劝家长让姑娘娃娃读书
在农村，很多家长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不愿意让姑娘娃娃读书。放学后，我就去家访，给家长们做思想工作，“现身说法”劝家长送姑娘来学校读书。如果遇到下雨天，放学后，我就把全校的女生组织到一起，给她们讲卫生保健常识。每逢节日，组织学生们搞文艺活动，指导他们排练表演节目，这样能够让学生们热爱学校，巩固学额，同时还能体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
（4）我们结婚了，不会离开你们
1955年，我和在一起工作了三年的罗老师结婚了。看到我们在这里结婚、成家，明白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更多家长把娃娃送到学校读书，有的老乡还给学校送来了巴茅、竹子和木板，并且帮学校修建校舍。
（5）开展双语教学
少数民族①娃娃在家大多讲布依话，不会明话②。刚开始的时候上课，我说：“同学们，把书拿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个瞪大眼睛看着我。后来上课，我就说：“喔来嗖，阿斯马若。”③他们就听懂了。我是汉族人，本来不会说布依话，但是为了教学，学习布依话很有必要。要不讲什么娃娃都听不懂，他们又怎么能理解我讲的知识呢？在乐运时，我学过一点布依话，结婚后我又向罗老师学习（罗老师是布依族），平时和当地人打交道也会练习说话，慢慢地就掌握了这门语言。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时，我用汉语讲一遍，再用布依话讲一遍，确保学生们能够听懂。一年级的时候说布依话多一点，二年级逐步减少，等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基本上全部用汉语来教学了。 3.特殊的历史时期（1959—1970）
1959年，我懷着大伯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的时候，我们把野菜和糠和在一起煮稀饭。那段时间，好多学生都因为吃不起饭不来读书了。
刚生了大伯没多久，我和爷爷⑤就调到打帮小学，在那里待了四年多。1963年，我怀着三叔，从打帮走到区里开会，下雨路滑，我摔了一跤，手腕脱臼。等三叔生下来满月以后才去县城治疗，筋骨“冷了”，无法治愈，至今我的左手都使不上劲。
1964年，良田当地村民强烈要求我和爷爷回去教书，我和爷爷又被调回良田小学。搬家的时候请两三匹马驮东西，那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在哪里教书，哪里就是家。1966年年底，我和爷爷被批斗。一年多以后，这段日子终于过去了。
4.“千年枯树发了芽”（1978—198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澄清，真的就像“千年枯树发了芽”，这使我更加安心地在教学岗位上奋斗。
（1）我的语文教学观
我教的这些娃娃大部分基础都很差，初一①的娃娃写作文，就只写个“毛主席万岁”。我觉得，语文教学不仅是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字的知识和技能，还要促进学生的能力和智力的发展。因此，对新入学的少数民族儿童，我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图片直观地教他们学汉语，然后逐步引导到课本上来。升入初中以后，为他们安排一定量的日记、三日记、周记，每周出一篇专题作文，选字、词、句、拼音、标点符号、阅读、写作七个部分为内容，用《语文必读》《写作集锦》和《小学生词语条》等作为参考，训练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2）就地取材做教具
低年级的娃娃学习加减法时，让娃娃们课前带一把苞谷来，上课的时候拿出来数。这样，抽象的加减法在娃娃们那里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上自然课讲酸有腐蚀性时，我就拿醋来泡鸡蛋，做实验给他们看。还有就是结合一些课本的内容，组织诗歌朗诵、分角色扮演等，借以巩固课堂知识。
（3）课余给学生补课
考虑到农村娃娃回家要劳动，我布置作业一般以课堂作业为主，改作业的时候及时地指出学生的错误，并让他们当堂改正。除了上课，我还坚持课外补课：根据山区村寨远近划分补习组，利用晚饭后、周末和节假日，上门、上寨分组补课和个别指导。有些娃娃家庭确实很困难，我就拿工资和补助给他们买课本和作业本。对于一些后进生，我去家访的时候会多和家长聊天，问娃娃在家的表现，和家长一起找原因。
（4）与家长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家访，哪个学生不来上学，我要去问不来的原因。去家访时，看见家长在做什么，我就跟着他们做，所以和家长的关系越来越好。家长都非常信任我们，对我们很热情，假期经常给我们糍粑，在地里摘几个豇豆也想着给我们送点，不管吃什么都记得我们。
四、调至县城（1987—1990）
1.因病申请调动（1974—1987）
1974年，我患上了脑动脉血管硬化、风湿性心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逐渐恶化。1980年3月至5月，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职治疗。在良田，一颗去痛片都没有，要走二十多公里去板乐买。身体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我和爷爷就写申请调到县城。1987年，我调到了县城里的城关三小，爷爷调到了县教育局。
2.“乡下人”教“城头娃”（1987—1990）
我这个“乡下人”教城里的娃娃，除了用山区的认真精神外，还改进了教学方法。我用“到校牌”的形式让娃娃们熟悉自己的名字；用画图的方式维持课堂纪律……期末考试，其他两个班平均分都是七十多分，我教的班是八十三分。①1987年，我通过了教学质量考核，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1987年12月，我退休了。退休后，三小哪个班缺课，学校领导就喊我去代课。我代过政治课，全县统考，这科考试我代的班是全县第一。
五、退休生活（1988年至今）
1988年，因为安心在民族地区工作三十多年，并且教学成绩优异，我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回顾这漫长的岁月，三十多年来以校为家，除了两次生病住院大概半年外，我从未随便误过一天的工作。我的一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在课桌凳上坐了十二年，在黑板脚下站了三十七年。看到学生进步了，或者是学生来看望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温暖，觉得这一生当老师很幸福。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要选择当老师。
访谈后记
贵州省高原山地居多，交通极为不便。20世纪50年代，黄老师所在的六马区交通不便，步行是主要交通方式，照明基本靠煤油。在这样的山区里，少数民族同胞说本民族语言，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教育，无疑是他们走出大山，和外面的世界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因为偏远，许多教师不愿意到那里去。因此，黄宝环老师和丈夫三十余年的坚守，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离家百里的异乡，黄老师克服语言障碍，搞好教育工作，尽己所能帮助当地人……这几十年来，教学成绩一直很出色，和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好，这些都是她认真付出，以心换心得来的。面对困难，她没有被击垮，而是积极地投入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想方设法给学生上好课，并且不断地探索如何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访谈最后，请她回顾这一生，她似乎忘记了之前所说的苦、难，只说感觉“很欣慰”“幸福”。我想，这正是教师这一职业的魅力所在吧，那么多的“难”，只要学生一点进步、一次看望，就能让它们化为乌有。
来时芳华正茂，走时白发苍苍。正是他们这些在民族地区教育岗位上坚守的一批批教师，为山里的娃娃搭建了通往外界的路，打开与其他地区、民族交流的窗。
黄老师的故事能够以文本形式呈现给各位读者，是所有参与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胡艳老师对我的精心指导，感谢黄老师不辞辛劳地接受我的访谈，感谢黄老师家人对我访谈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要感谢我九十多岁的奶奶，在访谈过程中无声陪伴。谨以此文致敬在民族地区、乡村坚守的教师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