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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称为形式文体学。本文旨在分析促成形式文体学的两大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对文体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形式文体学 索绪尔 乔姆斯基 形式主义语言学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文体分析摆脱了传统印象直觉式分析的局限，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查理·巴利，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形式文体学特指采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鲁姆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的文体分析主流。形式文体学的理论基础为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模式，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分析方法来探讨文体风格问题。形式主义语言学使用推理的方法构建抽象的语言系统的理论模式，然后对这个模式中的各个假设进行检测，就成了形式主义的常用方法。形式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结构系统，是人脑的一种机制，探寻语言的共性。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两分法语言观，其理论基础是二元论：内容与形式。研究者认为，一个具体的语言符号的文体价值，取决于它与别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关系；同一语言符号由于与别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关系不同，则可能获得、失去、改变文体特色；文体风格的不同取决于形式上的差异，这是不可预见的。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使得现代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语言范围之内，而且带来了有关整个文学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随后的后结构主义理论。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叶，他从未用过“结构”一词，他只说“系统”，“语言是一个系统，只遵循其自身的秩序”。而“结构主义”一词出现在后来的布拉格学派笔下，指的是从作为“系统”的语言概念衍生出来的所有方法。索绪尔将人类语言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次。语言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语境下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这两个层次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是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是共同的，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索绪尔突出了语言的系统性，不仅明确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同质的，存在于人们意志以外的语言，而且对文体学理论产生了绝对的改变，使得文体风格研究从单个作品转向了以语言系统为对象，重点考察整个语言体系中所蕴藏的文体风格资源，将探索与分析语言体系所提供的种种文体表达手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研究的中心任务。对文学文体学研究来说，就是将研究重点从考察具体的、个别的作品风格特色逐渐转向透过作品去发现文学的基本规律，描述文学系统整体。
索绪尔强调了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符号与其所指称的事物并无必然联系。这样的符号学理论对形式文体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它排除了所指事物对语言符号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以语言为其构成材料的文学作品可以跟它所指称的具体社会现象与事物没有直接关系，而只是涉及其语言形式和有关现象事物的概念。这一理论影响了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学“代码”研究。巴尔特认为，文学远不是一种单纯的，不受限制的对“客观”的反映，它是我们用以加工世界，创造世界的一种“代码”，是一种符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具有“自我包含”性质的符号：一方面，它提供某种意义，具有能指功能，另一方面，它自身具有所指性，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指向它自身以外的世界而是指向自身。“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作的改变”。
索绪尔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各个词连接在一起，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这种结合可以称为句段关系。语言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总是具有时间性的，人们不可能在同一个瞬间完成多个符号的语言传达。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对于一个句段的传达和理解，总是依水平方向依次运动完成的。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实现价值。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与人们的记忆力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结合跟前一种完全不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称为联想关系。这种关系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事实上，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需的。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网络关系的观点也极大影响了文体分析的途径和方法。他关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区分的理论促成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特征的系统描述，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诗歌中，诗性功能把等价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了组合轴。对等被提到语言序列的构成手段这种地位。”选择轴相当于索绪尔的联想组合，组合轴相当于句段组合。通常人们对诗歌特性的分析，往往注重指出诗的隐喻特点和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那些成分，即诗歌词汇中出现的某个成分和未出现的与之有关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理论把这种关系称为联想组合。但雅各布逊把对等关系引向了横组合，诗歌出现的成分组合成语言序列，在这个序列中同样有大量的对等关系存在。诗歌的独特之处在句子的组成规则中，本来只出现在聚合关系中的具有同样语法功能、相似或相反的意义或相似语音的词出现在同一个具体的句子中，由此形成了形式文体学的重要概念：并置。 三、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作为一门凸显了方法论价值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革命，即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又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法理论。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结构》，掀起了对结构主义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革命。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讨论了语言结构的三种模式，即有限状态语法、短语结构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有限状态语法是从左向右推进产生句子，表现为句子成分分析法；短语结构语法是从底到顶推进产生句子，表现为直接成分分析法。由于这两种句法分析的局限性：只能描写语言中现存的合乎语法的句子，不能解释同义关系或者多义歧义关系；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论证了语法的生成能力，把语法看成是能生成无限句子的有限规则系统。乔姆斯基以“核心句”为基础（标准理论阶段将表达不严谨的“核心句”一说改成了“深层结构”），通过移位、删略、添加等转换规则描写和分析不同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指出了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规则的内在知识，而语言行为是指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语言行为依赖于语言能力。Chomsky的生成语法理论以其理性主义天赋论的语言观，解释充分性的理论目标和以逻辑推导为主要形式的演绎性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它对美国描写主义结构语言学的反叛与革命。但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基本问题上，生成语法理论仍然承袭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把乔姆斯基视为结构主义者，认为转换生成语法的重要性在于它透彻地点明了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其任务不是描写某一组素材，而是把对一种语言的全部了解建构起一种再现形式，从而对语言事实给予解释。他还特别强调，运用语言学模式最恰当、最有效的方法，是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明确无误的方法论参照，而不是寻找各种比喻术语的来源。不仅如此，乔纳森·卡勒还根据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提出了“文学能力”的概念，即文学的“语法”，使读者把语言序列转换成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的文学知识。
欧曼在《生成语法和文学文体的概念》一文中提出了文体学的转换模式。他认为深层结构是意义资源，转换并不会改变深层结构的意义。文体是一种写作方式；一个深层结构可以转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使得作者能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两个表层结构由相同意义的同一个深层结构派生出来，这两个不同的表层结构就是文体的差异。欧曼在1964年运用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分析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他采用“逆反转换效果”的方法，把福克纳原作里一个长达两页的像迷宫式的句子作为研究典型，反转成若干短小的基本句，这与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论述的“核心句”相差无几。这一反转所消除的，不过是几个构成并列、主从、比较、省略的规则。可见，福克纳的风格在于大量使用转换规则，使得句子的密度大，复杂程度高；海明威则完全相反。欧曼认为，福克纳喜欢使用添加转换，海明威喜欢使用删除转换；转换规则是表层结构发生文体差异，但是并不影响深层结构的意义；深层结构才是意义的源泉；同一深层结构通过不同转换规则，产生了不同表层结构的表面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差异。
四、结语
形式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着眼于语法形式和句子的主题意义，因而忽视了它们的语用功能和交际语境。60年代出现的生成文体学受到了雅各布森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诗学分析方法的影响，主要展现诗人的语法与其底层潜在的语法规范之间的差异。这些语法规范被认为是建立在陈述性句子上的简单核心句。因此，文本学家描述某个作家的文体时，着眼于作家从底层潜在的基础结构做出了怎样的特定转换，把作家的句法当做特定选择的结果。“二元论”的文体观是建立在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其核心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对立模式。“二元论”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可分的，讲话和讲话的方式是两码事。“二元论”者认为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说出同样的内容”。文学文体学总是试图用最前沿的语言学理论来武装自己，以此使得文体学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然而语言学理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语言学理论站不住脚跟时，用它来武装的文体理论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参考文献：
［1］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刘壮.中国应用文源流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4］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乔姆斯基，著.邢公畹，等译.句法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关键词： 形式文体学 索绪尔 乔姆斯基 形式主义语言学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文体分析摆脱了传统印象直觉式分析的局限，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查理·巴利，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形式文体学特指采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鲁姆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的文体分析主流。形式文体学的理论基础为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模式，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分析方法来探讨文体风格问题。形式主义语言学使用推理的方法构建抽象的语言系统的理论模式，然后对这个模式中的各个假设进行检测，就成了形式主义的常用方法。形式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结构系统，是人脑的一种机制，探寻语言的共性。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两分法语言观，其理论基础是二元论：内容与形式。研究者认为，一个具体的语言符号的文体价值，取决于它与别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关系；同一语言符号由于与别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关系不同，则可能获得、失去、改变文体特色；文体风格的不同取决于形式上的差异，这是不可预见的。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使得现代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语言范围之内，而且带来了有关整个文学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随后的后结构主义理论。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叶，他从未用过“结构”一词，他只说“系统”，“语言是一个系统，只遵循其自身的秩序”。而“结构主义”一词出现在后来的布拉格学派笔下，指的是从作为“系统”的语言概念衍生出来的所有方法。索绪尔将人类语言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次。语言是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言语是指在具体日常语境下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这两个层次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是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是共同的，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索绪尔突出了语言的系统性，不仅明确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同质的，存在于人们意志以外的语言，而且对文体学理论产生了绝对的改变，使得文体风格研究从单个作品转向了以语言系统为对象，重点考察整个语言体系中所蕴藏的文体风格资源，将探索与分析语言体系所提供的种种文体表达手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研究的中心任务。对文学文体学研究来说，就是将研究重点从考察具体的、个别的作品风格特色逐渐转向透过作品去发现文学的基本规律，描述文学系统整体。
索绪尔强调了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符号与其所指称的事物并无必然联系。这样的符号学理论对形式文体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它排除了所指事物对语言符号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以语言为其构成材料的文学作品可以跟它所指称的具体社会现象与事物没有直接关系，而只是涉及其语言形式和有关现象事物的概念。这一理论影响了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学“代码”研究。巴尔特认为，文学远不是一种单纯的，不受限制的对“客观”的反映，它是我们用以加工世界，创造世界的一种“代码”，是一种符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具有“自我包含”性质的符号：一方面，它提供某种意义，具有能指功能，另一方面，它自身具有所指性，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指向它自身以外的世界而是指向自身。“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作的改变”。
索绪尔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两种形式，都是语言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各个词连接在一起，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这种结合可以称为句段关系。语言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总是具有时间性的，人们不可能在同一个瞬间完成多个符号的语言传达。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对于一个句段的传达和理解，总是依水平方向依次运动完成的。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实现价值。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与人们的记忆力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种结合跟前一种完全不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称为联想关系。这种关系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事实上，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需的。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网络关系的观点也极大影响了文体分析的途径和方法。他关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区分的理论促成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特征的系统描述，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诗歌中，诗性功能把等价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了组合轴。对等被提到语言序列的构成手段这种地位。”选择轴相当于索绪尔的联想组合，组合轴相当于句段组合。通常人们对诗歌特性的分析，往往注重指出诗的隐喻特点和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那些成分，即诗歌词汇中出现的某个成分和未出现的与之有关的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理论把这种关系称为联想组合。但雅各布逊把对等关系引向了横组合，诗歌出现的成分组合成语言序列，在这个序列中同样有大量的对等关系存在。诗歌的独特之处在句子的组成规则中，本来只出现在聚合关系中的具有同样语法功能、相似或相反的意义或相似语音的词出现在同一个具体的句子中，由此形成了形式文体学的重要概念：并置。 三、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作为一门凸显了方法论价值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革命，即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又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法理论。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结构》，掀起了对结构主义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革命。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讨论了语言结构的三种模式，即有限状态语法、短语结构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有限状态语法是从左向右推进产生句子，表现为句子成分分析法；短语结构语法是从底到顶推进产生句子，表现为直接成分分析法。由于这两种句法分析的局限性：只能描写语言中现存的合乎语法的句子，不能解释同义关系或者多义歧义关系；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论证了语法的生成能力，把语法看成是能生成无限句子的有限规则系统。乔姆斯基以“核心句”为基础（标准理论阶段将表达不严谨的“核心句”一说改成了“深层结构”），通过移位、删略、添加等转换规则描写和分析不同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指出了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规则的内在知识，而语言行为是指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语言行为依赖于语言能力。Chomsky的生成语法理论以其理性主义天赋论的语言观，解释充分性的理论目标和以逻辑推导为主要形式的演绎性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它对美国描写主义结构语言学的反叛与革命。但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基本问题上，生成语法理论仍然承袭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把乔姆斯基视为结构主义者，认为转换生成语法的重要性在于它透彻地点明了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其任务不是描写某一组素材，而是把对一种语言的全部了解建构起一种再现形式，从而对语言事实给予解释。他还特别强调，运用语言学模式最恰当、最有效的方法，是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明确无误的方法论参照，而不是寻找各种比喻术语的来源。不仅如此，乔纳森·卡勒还根据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提出了“文学能力”的概念，即文学的“语法”，使读者把语言序列转换成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的文学知识。
欧曼在《生成语法和文学文体的概念》一文中提出了文体学的转换模式。他认为深层结构是意义资源，转换并不会改变深层结构的意义。文体是一种写作方式；一个深层结构可以转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使得作者能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两个表层结构由相同意义的同一个深层结构派生出来，这两个不同的表层结构就是文体的差异。欧曼在1964年运用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分析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他采用“逆反转换效果”的方法，把福克纳原作里一个长达两页的像迷宫式的句子作为研究典型，反转成若干短小的基本句，这与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论述的“核心句”相差无几。这一反转所消除的，不过是几个构成并列、主从、比较、省略的规则。可见，福克纳的风格在于大量使用转换规则，使得句子的密度大，复杂程度高；海明威则完全相反。欧曼认为，福克纳喜欢使用添加转换，海明威喜欢使用删除转换；转换规则是表层结构发生文体差异，但是并不影响深层结构的意义；深层结构才是意义的源泉；同一深层结构通过不同转换规则，产生了不同表层结构的表面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差异。
四、结语
形式主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着眼于语法形式和句子的主题意义，因而忽视了它们的语用功能和交际语境。60年代出现的生成文体学受到了雅各布森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诗学分析方法的影响，主要展现诗人的语法与其底层潜在的语法规范之间的差异。这些语法规范被认为是建立在陈述性句子上的简单核心句。因此，文本学家描述某个作家的文体时，着眼于作家从底层潜在的基础结构做出了怎样的特定转换，把作家的句法当做特定选择的结果。“二元论”的文体观是建立在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其核心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对立模式。“二元论”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可分的，讲话和讲话的方式是两码事。“二元论”者认为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说出同样的内容”。文学文体学总是试图用最前沿的语言学理论来武装自己，以此使得文体学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然而语言学理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语言学理论站不住脚跟时，用它来武装的文体理论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参考文献：
［1］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刘壮.中国应用文源流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4］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乔姆斯基，著.邢公畹，等译.句法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