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以小说名世，喜读其小说者，多半熟悉他的《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和《受活》等作品。不过，当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写出《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和《发现小说》等理论著作时，我看到了一个小说家之外的阎连科。对阎连科而言，发现小说，其实就是发现一批小说经典，也是发现一种小说精神。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小说精神具有复杂性和延续性两个特征，这与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的理论阐述基点，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阎连科主要从现实主义写作角度，对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文学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形式，进行了个人主义的探讨与阐发，并由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出路，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认识和一己之见的期望。
　　19世纪以降，现实主义成为广大作家书写时代变迁、揭露生活真相的重要写作法则。从西方到东方，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魔幻现实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让这一文学潮流呈现出多样化与普遍性特征。而不管是哪一种现实主义，真实乃其根本。显然，阎连科也认识到真实之于现实主义的不可或缺。在《发现小说》第一章，他就以独特视角，提出现实主义的真实主要通过控构真实（被权力控制的、虚构的真实）、世俗真实（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和沈从文的《边城》）、生命真实（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灵魂深度真实（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等层面予以体现。接下来，阎连科根据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和因果关系，分别从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和内因果的角度，对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等世界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在真实层面的体现，进行了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的解读。
　　作為现实主义写作的坚守者与突破者，阎连科始终认为，灵魂的深度真实是现实主义小说真实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生命真实之上的对现实主义真实新的掘进和求索。然而，中国当下现实主义作品多徘徊于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客观存在，让他“日益觉得所谓现实主义越来越虚假，很多在现实主义大旗下蜂拥而至的作品，并不直面现实，很多都是虚伪、张狂、浅浮、庸俗、概念而且教条的”。他清醒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探求现实”。在他看来，这种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他试图从自己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即神实主义。
　　何为神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他无限灵感。这部“半因果”关系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让他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有了新的想法。他期待着找到一种比加西亚·马克尔斯更进一步、能够逃离和摆脱全因果、半因果、零因果链环裂缝的写作方式，进而找到文学中的“内因果”，从而让小说中的故事，愈发“真实”可信。因为他觉得在创作中，这个内因果一旦完全爆发出来，就可以摆脱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的束缚，就可能创造出一片新的小说世界的海阔天空。多年创作实践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他，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将会是对控构现实主义、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和灵魂现实主义的掘进和超越。最终，他将其命名为“神实主义”。“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这是阎连科的个人定义。他眼中的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对此，他再三强调，“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至此，阎连科的《发现小说》在理论探讨上方才告一段落。
　　从《红楼梦》《金瓶梅》《巴黎圣母院》《堂吉珂德》《阿Q正传》《高老头》等世界经典小说中，阎连科发现了小说得以传世的秘密，也为自己和其他中国作家找到了一条再上台阶的精神出路。《发现小说》的意义，也将由此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