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海盗”， 大部分国人脑海中浮现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一副洋人模样——他们大多横行于海上，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例如史上的挪威海盗，又如今日祸害世界的索马里海盗。对海盗的这番印象，不能说完全离谱，但也多少说明，对于这个千百年来始终活跃于海洋世界的群体，我们至今仍是颇为陌生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對于辽阔无比的海洋世界的疏远与隔膜。因此，自称“非职业历史拓荒人”的雪珥所著的《大国海盗》一书，就颇值得一读。至少，它可以为那些不满足于正史叙述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提供一些启蒙。
　　事实上，这已经是作者的第四部作品了。在之前问世的《绝版甲午》与《国运1909》和《大东亚的沉没》中，旅居澳大利亚的雪珥就已借重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画面。而其曾有过的公务员经历，则让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对这些新挖掘的史料，作出既独辟蹊径又符合“中国逻辑”的解读，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这部书里，作者再次精心运用各类中外史料，以200页左右的篇幅，为我们勾勒出昔日海上中国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景，展现了之前不太为人所知的海上“民间历史”的一个个侧面。作为“历史现场报道”，其中自然是辉煌与辛酸并存。而作者在铺陈史料的过程中，又不时直抒胸臆，对一些陈旧的观念提出挑战，展现了独立研究者的姿态。
　　对于郑和数次下西洋的历史影响，雪珥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数趟旅行沿途所推行的“厚往薄来”的金元外交政策，意在“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在作者看来，这并非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行为，极大地扰乱了原本已经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甚至使之丧失殆尽。也正因此，曾经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大批商人，不得不“转岗”当起了海盗。在雪珥的书里，像这样借助史料而推导出不同以往观点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于因历史教科书的长篇累牍叙述而为今人所熟知的“倭患”，根据史料记载，在当时众多的官员看来，一定程度上也莫不是由于海禁过严造成的。
　　本书里，作者将大部分篇幅留给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从事自由贸易，或为其“保驾护航”的“海盗”们。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无论是招安后又被处决的王直（史书又作“汪直”），还是被宰相张居正认为是“有十二分才、十二分胆者”的林道乾，抑或是敢于同西班牙殖民者放手一搏的林凤，他们的命运都莫不是悲剧性的。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看来，这些身在海外者，要么行踪不定，要么“违旨不听召回”，都是不肯安心归顺天朝的危险人物，故虽远必诛，即使被外人屠杀，也是“孽由自取”。更有甚者，朝廷在实行海禁“逼良为娼”之后，还常常借洋人之手打击这些归根结底里不过是生意人的黎民百姓，“宁予外人，不予家奴”，却在不经意间将原本完全有能力控制的海域拱手让给后起的西方列强，贻患无穷。
　　 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海盗的形象表面上固然不怎么正面，却也不一定就是反面角色，有时，还往往被视为冒险精神的象征。在西方的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历史上有多少海盗，都曾因充当海上先锋而受到官方奖掖。反观中国，“海盗”一词在中文世界里历来是贬义的。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过去曾引发热议的《河殇》一片。其中有关“蓝色文明”（西方以海洋为主导的文明）与“黄色文明”（中国以土地为主导的文明）的对比，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当我们将它与雪珥的这部著作并列，却自会发现这样的视角并非妄语，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近年来，由于南海争端等问题，海洋再次引发朝野人士关注的焦点，人们热切盼望中国的海上实力能有质的提升。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与海洋世界擦肩而过，丧失了一次极佳的机遇，那么在这新一轮海上资源的争夺战中，我们多么希望吾国能有所作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相信这也是作者费时3年多写成这部有史料、有观点、很是好看的历史著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