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2月，在南北战争的折磨中，美国总统林肯将解放黑奴计划提交到国会。“静悄悄的过去的教条不足以应对狂风骤雨的当下，”他宣称，“现状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我们面临着新情况，因此必须有新思维和新行动。”
　　面对新冠危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林肯清楚地看到，南北战争将彻底改变美国，并且在此后的世界中，旧范式和思维将不再足够。他是正确的。但太多政治领导人只是想复兴过去。南方州没有响应林肯的号召，而是构建了一个分离和歧视的新体制。
　　75年后，另一场史诗级大冲突再次改变了当时的主流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从今天的标准看既局限又缓慢的晚期工业世界爆发了。诚然，机动车取代了马拉交通，早期商业飞机也开始运载高端人群实现长途旅行，但大部分东西都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男性控制着商业、工业、政府和金融，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殖民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来。
　　二战改变了一切。战后，汽车变得更快，飞机变得更整洁和迅捷。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治理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核时代随之而来，也带来了大规模杀伤的新威胁。
　　因此，世界需要新思维和行动支撑自己。政府和政治家开始有所作为，建立了联合国等新的多边机构，缔结旨在阻止核打击的条约，组建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新全球机构来解决饥饿和疾病等问题。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地状态而独立。
　　很快，又是75年过去了，世界再次面临着对习以为常的范式的重大挑战。看起来，疫情可谓福祸相倚。它表明，战后机构尽管仍在发挥作用，但已经筋疲力尽，需要重生。它表明，让民粹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在世界各地赢得权力的系统性弱点，代价沉重。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不管我们生活在何处，都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如果说二战后的担忧在于核毁灭，那么现在的担忧就在于全球性瘟疫。新冠疾病以及防疫专家所告诉我们未来还会发生的疫情反复，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我们习惯于在世界各地看到相同的疾病，但之前从未遇到过需要每个国家同时采取同样预防措施的疾病。治愈新冠疾病—尽管这种疾病永远不可能完全根除—也必须是全球性的。
　　2020年1月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基因成分不出几天，全球科学家便开始致力于开发疫苗。疫苗的开发依靠全球科学，国际纳米技术研究带来了一种新型疫苗（信使RNA），再次证明了路易·巴斯德的观察—“科学没有国界，因为知识属于全人类，也是照亮世界的火把。”
　　但我们现在遇到了路障。国际上，我们已经开发出疫苗可对抗全球传染，但在分发阶段，我们回到了民族主义的老范式。国家和国家群体—主要是丰裕的西方—采取了“我们优先”的态度，这在道德和实用角度都不合适。
　　道德上，我们明知让发展中国家“求疫苗而不得”是错误的。而从实用角度，我们也知道这是无用的。在过去，一国的人口可能躲在封闭的边境之内而得到保护。但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这一招不管用。
　　面对新冠疾病，在人人都变得安全之前人人都不安全；击败新冠疾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全球击败它。只要病毒在某些国家或人群中传播，就会有新病例，甚至出现令人恐惧的新变株。其中一些变株更加致命，并且不受疫苗的影响—这是巨大的恐慌。
　　全球挑战需要全球方案，如今，情况再次充满了困难。要结束疫情，度过狂風暴雨般的当下，我们必须响应林肯的号召，制定新范式取代已经过时的孤立信念。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贝弗利·麦克拉克林是2000—2017年加拿大首席大法官，全球疫情后政策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