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一位名叫霍华德·多利的脑切除手术幸存者著书《我被脑切除背后的故事》，揭开了这种残酷手术的秘密。现今在许多国家，类似疗法依旧被用来治疗吸毒成瘾的瘾君子。
　　
　　被脑切除的12岁少年
　　
　　初遇弗里曼医生时，多利刚11岁，对成人的世界充满好奇。他对弗里曼的最初印象很单纯，“他为人很热情，很好相处。”
　　
　　“我不觉得弗里曼是个魔鬼，我想他只是被误导了。他只是想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但他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顽固不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帮多利写传记的记者杰克认为，弗里曼同样是个“脆弱的人”。他的祖父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在祖父的盛名阴影下，弗里曼一直想像祖父那样拥有成功的事业，他急不可待地希望自己是“成大业者”。弗里曼把过多的个人理想搀杂在脑科手术中，这是很不应该的，弗里曼觉得自己是在帮多利家庭解决家庭问题，而不是在治疗精神病。
　　
　　争论至今尚存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脑切除手术造成的严重后遗症，脑切除术遭到了很多医学同行的指责，这让弗里曼深感气愤，他甚至写了诗歌来挖苦自己的敌人，说他们“不仅错误而且无聊”。弗里曼给多利做手术的1960年，没有国立医院接受弗里曼的疗法，他只能栖身私人医院。
　　很多人猜测弗里曼的家庭问题也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原因。弗里曼的妻子是个酒鬼，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946年的一次远足旅行中，弗里曼又目睹自己11岁的儿子在国家公园内被冲下瀑布摔死。儿子的死对弗里曼的打击应该是最大的，尽管他很少提及。但是，在14年后，当弗里曼初次见到与去世时的儿子同岁的小多利时，他便提出和多利一起去远足。
　　弗里曼死后，他的4个孩子都成了父亲理论的维护者。儿子弗兰克记忆中的父亲并非魔鬼，“他是个好父亲，经常抽时间陪我们去旅行。我觉得他是个医学先驱，人们的评论是不公正的。”
　　弗兰克说他曾和多利交谈过，他觉得多利很冲动，很好战，“如果他继续那样，肯定会坐牢，或者是精神出问题。我父亲的手术帮助了他。”
　　很难说如果多利没遇到弗里曼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会很坏，像弗兰克所说那样;或许会很好。但最可悲的是，多利再也没有可能去选择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了。
　　现在，一些国家依然在利用脑叶切除术治疗毒品上瘾。专家呼吁，无知之时，切莫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