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红鞋》的主人公名叫珈伦，一个在极端贫寒中长大的孤儿，赤脚走路是童年常有的事，后来，她物质生活还不错，从高级鞋匠手里买了一双漆皮闪亮的红舞鞋，着了魔一样喜欢，会在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场合也穿上它。似乎是因此中了魔咒，红舞鞋脱不下来了，而且迫使珈伦不由自主地跳舞、跳舞、跳舞，根本停不下来。
　　这当然不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漆皮鞋，它带来况味复杂的故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渴望、补偿、自由、惩戒……而“停不下的红舞鞋”的典故，也随之流传。
　　现在，红舞鞋的故事有了中国版本，在每个人群聚居区的难得的空地上，几乎都有一群中老年妇女跳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像是着了红舞鞋的魔，再也不可能停下来。究竟有多少人穿上了广场舞的“红舞鞋”？有人以统计加推算的方式得出初步结论：8000万到1亿。即便这数字不够严谨科学，有一点无须怀疑：广场舞俨然成为了中国第一运动。
　　最近几年，广场舞热闹之极，强劲的声浪不再仅仅产生于广场上的电子扩音设备，它波及虚拟的公共空间，沸沸扬扬，连绵不绝。有一些议题，显然被喧嚣遮蔽了，比如广场舞引发的代际冲突，比如广场上体现出的集体无意识，再比如，隐于狂热背后的、一代人况味复杂的命运。

如此之热，又如此之冷

　　2012年秋天，湖南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黄勇军引领学生们进行主题辩论，当关于自由主义的议题“意外”地进入广场舞这个实例，竟引发了让人惊诧的激烈辩论，而且远远超越了当日主题，涉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诸如自由的界限、法律的规制、公共空间的功能、老龄化、空巢化、城市化、陌生人社会、社交困境、性别趋向……辩论漫无边际地展开，居然延续了几个星期，黄勇军索性提议：我们组建一个广场舞研究小组吧。
　　课堂上的一次偶然引爆，让黄勇军看到了广场舞话题的魔力，事实上，你我对这种魔力都不陌生。从“广场舞”一词在百度上的热度可以看出——最近三四年间，它的出现频率快速提升，虽然略有周期性的波动（在户外活动更频繁的夏季，“广场舞”的热度也更高），但总体上是一个持续攀升的超级热词。广场舞引起广泛关注，与“大妈”的迅速标签化不无关系。
　　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把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抗衡金融大鳄的强大力量，并觉得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很快，《华尔街日报》专门创造了英文单词“dama”来指代这个群体，“中国大妈”和“大妈”自此成为火热的话题，并且不断出现在广场舞相关话题中，人们使用这两个词汇时，也夹带着各自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
　　媒体总是热衷于追逐社会冲突和非典型事例，于是广场舞舞者在火车上、在高速公路上、在莫斯科红场上起舞的视频或图片，以及她们被攻击、被泼粪、被拘捕等报道，无一例外地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具备了超强的话题性，广场舞几乎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宝。广场舞舞者于一种“缺席”的状况下被嘲弄、被消费，在媒体评论人李鸿文看来，她们处于话语权的绝对弱势地位，这不公平。是的，在广场之外，围绕广场舞的另一场狂欢持续进行，某种程度上，“大妈”、“广场舞”等词语已经遭遇了公共舆论的娱乐化、污名化。在《南方人物周刊》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中，56%的人认为，“大妈”一词在现有社会语境下带有“可笑、奇葩”或“费解、不可理喻”的意味。
　　黄勇军觉得“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转型期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奇怪的是，它长期被主流话语体系漠视，用黄勇军自己的话表述，就是成为了一个怪异的“冷热点”。
　　仅仅是因为“感兴趣”，黄勇军带着几个学生，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身边的广场舞群体进行了研究，同为政治学学者的妻子米莉也参与进来。在中国的学术体系里，他们的研究近乎“不务正业”，不曾立项，也没有经费。对于正襟危坐的学术界而言，参与者可能多达一亿的持续被热议的广场舞，仍是一个盲点。
　　侯玉波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学术上的关注重点是群体心理和老年心理，但他之前并未意识到，广场舞群体是非常合适的研究模板，他打算在新学期投入精力，“错过这个时代，很难找到这帮人了 。”
　　与喧嚣相比，深入的了解与理性的评判显得非常稀缺。何止学界，那些热衷于报道广场舞新闻、热衷于吐槽“大妈”的人，有几个愿意把广场舞舞者看作具体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林语堂先生曾说：“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开始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对于中国的中老年妇女而言，她们的生活乐趣、她们利用闲暇时光的方式、她们当下最喜欢做的事，无疑就是广场舞。为了看到这一代女性“内在的人”，《南方人物周刊》组成了专题报道团队，制作了这样一期特刊，与黄勇军先生的团队一样，我们希望抛开偏见与浮躁，去寻找关乎世道人心的真问题。
　　我们觉得，广场舞是一个合适的视角，一旦深入舞者的故事中，或许可以找到解读共和国独特一代的密码。同时，为了呈现的立体感和丰富性，我们的目光也会触及这一代女性热衷的另一些群体行为。
　　与广场舞舞者交流，她们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简单之极：为了健康和开心。在此之外，我们却感到广场舞有着更深层面的意蕴，涵盖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等方面，我们认为这并非过度解读。学者黄勇军也认为：“广场舞远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存在、发展、繁荣、困境，有着诸多历史性的根源和时代性的机缘。”

“不为人知”的一代

　　“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实验班角色。”学者米鹤都近年来致力于红卫兵历史的挖掘与研究，提出了“第三代”的概念，它包括了整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即形成了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参与广场舞运动的中老年，其主体恰好与米鹤都所定义的“第三代”一致。假如你是一个生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人，对于长辈的成长历程、内心世界所知几何？想要理解广场舞对一代女性意味着什么，显然不可能绕过她们的成长史。
　　在革命的旗帜下，这代人还是“祖国的花朵”的时候，幼小心灵已经被灌输大量的阶级斗争的奶汁，为了具备高尚而纯粹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他们不得不建立权威人格，不得不忽略个体意志，不得不压抑真实情感，过一种带有幻觉的人生，甚至真的相信自己的勇敢、忠诚与无私。
　　道德规范与真实人性多有背离，原本就是儒教文化的特征，在“第三代”的成长阶段，政治教化使得这种背离越发严重。
　　“第三代”的受教育历史，是残缺的甚至是荒谬的，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他们自幼就爆发式地参与政治，之后历经了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米鹤都看来，他的同代人每一次都“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特殊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我们采访的多位广场舞舞者都谈到，她们不会看那些涉及悲情、苦难题材的影视作品，也不愿意回忆大时代带给自己的诸多不幸，她们甚至不肯面对真实的自己.而在国家叙事中，那些有关饥荒、贫困、不幸、人性倾轧的历史细节，往往被省略或淡化处理。“第三代”不为晚辈所理解，既缘于代际间的文化差异，也与这一代人的历史尤其是心灵史的“不为人知”有关。
　　“第三代”的更大不幸是价值观的幻灭，它会造成内心深层次的不安定和无所适从，最终形成的，是他们的极端实用主义。心理学学者侯玉波在受访时谈到，一般的社会，基本价值观都是一致的，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可能价值观的变化太大，好坏的标准不明确。
　　当这样命运跌宕的整整一代人，在并无多少信仰支撑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面对衰老、疾患与死亡，本身已经足够令人唏嘘了，可是他们还要额外承受这样一些现实——传统意义的家庭不复存在，熟人社会被迁徙破坏，人与人基本诚信匮乏，整个社会体系对老龄群体的“关爱”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向谁倾诉自己的苦闷？中国式家庭以孝道压倒一切，代际之间鲜有内心的理解、包容与沟通，因此，中老年群体的灵魂处境也是被漠视的、“不为人知”的。
　　除了“第三代”的共同命运，其中的女性还承受着另一层面的痛苦。在青春岁月，她们穿着与男性几无差别的衣服，爱美之心被压抑，“不爱红妆爱武装”，性别特征被残酷地抹去，当各种禁忌一一打破，她们早已错过了最应该光彩照人的年代。
　　真的是非常难得，当广场舞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她们的生命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
　　别放过广场舞当中这样一些元素：广场、集体、扩音器、音乐风格、社交、围观、内部矛盾与对外矛盾，凡此种种，无不与前述提到的“第三代”的成长史、内心需求相呼应，我们可以从中洞悉一代人的内在命运、生活方式、思维逻辑、价值取向、心理特征……正如黄勇军所说的：“‘广场舞’的出现，以其所带有的群体性、娱乐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独特形式，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

每个广场都是“解放区”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广场舞”算得上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了，不过，考虑到“第三代”女性的命运与处境，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理应如此、必然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广场舞，想必她们也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形态——任何一代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存在感。

　　某种意义上，广场舞是一代女性在巨大失落中的自救。
　　中国人，长衫马褂几千年，男耕女织几千年，唯我独尊几千年，然后轰隆一下，既有世界坍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一百多年来，每一代中国人其实都处于失重状态，但动荡最大的，非前面所述的“第三代”莫属。他们的一生，就如同见证了两三个不同的时代，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黄勇军试图以“断裂感”去描述广场舞人群的身心境遇，他在论文《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广场舞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写道：“直至如今，近代以来就已经形成、并被改革开放所强化的强烈的社会转型，所带给当代中国人的冲击与阵痛，仍然未曾获得有效的消解与解决。广场舞的出现、存在、发展、繁荣与困境，极为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中国大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消解自己所面临的严重的断裂感的，她们消解的方式，也体现出当代中国大众所残留的源自整体主义时代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生命态度。”
　　在一个众人皆自顾不暇的社会，也只能自我弥合了。
　　我们用太多笔墨描述了一代女性的特殊际遇，描述断裂与自救，那些舞者所代表的另一种情感不该被忽略，姑且叫它幸福感吧——有了“文革”的遭遇，见识了政治上的、物质生活上的双重灾难，她们对于当下的物质、文化生活倍加珍视。对于这一代人而言，现世即天堂，她们对鲜艳服装、“新潮”音乐、欢快舞蹈的迷恋，就明显带有“时不我待”的意味。
　　广场舞在当代的兴盛，何止是一次自我弥合，我们甚至要说，它带有一代人自我解放的意味。
　　舞蹈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方式，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和群落，包括中国的一些民族，都具备能歌善舞的特征，当然，汉族注定不在其列。假如你有过去蒙古族、维族、藏族聚居区旅游的经历，或许遇到过这样的画面——来自内地的旅客得到一起起舞的邀请时，通常会推脱、扭捏一番，即使勉强登场，也每每手足无措。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儒家文化约束下，千百年间，在一种自我压抑的文化中，舞蹈远离了普通汉族人的娱乐与抒情。仅仅成为庙堂上的仪式感十足的表演，却远离了普通汉族人的娱乐与抒情。全球最大的族群，生命中承载太多的保守、压抑与内敛。 　　相对于这样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广场舞难道不像是一次叛逆、一场日日上演的狂欢吗？
　　前苏联艺术评论家巴赫金曾提出著名的“狂欢理论”，他看重狂欢参与的自发性，“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外在于并违背它所处于其中的整个现存的强制性社会经济制度”，“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的形式。”巴赫金对狂欢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风靡全中国的广场舞。
　　在北京复外社区一支舞蹈队担任领舞的董莉洁女士，就会从民族传统的角度看待广场舞的独特价值，她觉得舞蹈进入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女性的文化生活，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广场舞，在特定的时空里塑造了我们不熟悉的中国人，她们张扬、自信而活跃，以至于率团访穗的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克劳馥·摩尔大赞广场舞，表示要设法将其“移植”到悉尼。
　　我们报道团队中的曹露是23岁的女大学生，她对广场舞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还加入长沙一支舞蹈队亲身体验，无论身体还是情感上，她都经历了非常愉悦的旅程，现在她已离开舞蹈队，但是，“每次远远地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都会立即变得兴奋”，自然地，她也对“大妈”们的欢愉有更深的体会。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的王芊霓，独自进行了广场舞调研，她注意到，这些中老年女性热衷于美的展示，也很在意异性的欣赏，谈起这些时难掩愉悦和害羞的神情，“你会发现，她们和年轻女性没有什么不同，荷尔蒙还在起作用。”同为女性，这让王芊霓感触颇深。
　　广场舞当然有集体主义的痕迹，对于一生拘谨、局促、柔弱的中老年女性来说，还很难有勇气进行非常个性化的舞蹈表达，她们需要团队的形式，这才能以集体的形式表现自我。她们由广场舞而获得的个体意识的解放，是一种有限度的解放，但是，必须为她们起立鼓掌。想想吧，当一个大半生压抑自我的人，终于唤醒了生命里某些更真实、率性的成分，该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我跳舞你介意吗

　　注意到没有，“随身听”的方式是进行人群划分的有趣角度。当代城市青年，必然是戴着耳机，以至于我们都无法获知他们藏在耳朵里的文艺趣味，而中老年人，即使不是为了广场舞，也必然使用可以扩音的电子设备，它被拿在手上或置于车筐，把老歌、戏曲或电台广播散播到空气中。
　　每一代人或每一阶层的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的离现代文明规范距离远一些，有的则近一些。“不扰民”当然是一条底线，但除此之外，问题要复杂得多。在事关广场舞的争议中，群体焦虑、文化冲突、代际冲突是显著存在的，也是更需要去调和的。
　　关于广场舞的新闻，大多起于居民与舞者的权益之争，让评论者李鸿文感慨的是，一旦置入公共生活的背景，争议的主体就悄然转换成年轻人与老人的代际冲突，至此，舆论就很难做到客观、平衡，“话语权掌握在年轻一代手里，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代际冲突语境中的老人形象或多或少都有‘为老不尊’的意味。”
　　我们接触的很多年轻人，因为居住位置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受到广场舞噪音的干扰，却不影响他们对广场舞的非议和吐槽。对于广场舞的音乐、舞姿或整齐划一的形式，他们具有一种审美上的厌弃，觉得低俗可笑，他们也不欢迎“大妈”们如此张扬地占据公共空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受访者表示，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舞中消耗过剩的精力，但他们还是从心里瞧不起这项活动。广场舞舞者的成长史，以物质匮乏、政治裹挟、集体主义为标志，而他们的下一辈，大体可以标记为独生子女、互联网思维、消费主义，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代人的差异，会大到如此地步。也许是这个国家赶路的步子迈得太大，代际间的矛盾总是大到让人错愕的程度，而他们之间的沟通，又总是无从谈起。
　　在心理学上，每一代人都需要通过否定上一辈来实现自我确认，但如果这种否定到了鄙夷与嘲弄的地步，显然就不是合适的分寸了。无论社会转型何等剧烈，上一辈人终究是我们的来处，是我们的母体，彼此在深层文化上不可分割。尤其别忘了，他们今天的“独特”，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宿命所塑造的。
　　米鹤都在他的书中对“第三代”有这样的理解与同情：“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在代与代之间的比较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媒体人彭晓芸也在一篇评论里写道：“了解‘广场舞’的时代背景，年轻人或许就能够对广场舞多一些体恤包容之心。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中，尤其是在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最为无所适从、最为饱受煎熬的，恐怕就是这批与原生熟人社会分离但观念上却又没有完全切割的老年人。”
　　广场舞舞者当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即使不是因为跳舞，她们与其他族群也存在着价值观、行为逻辑、品味上的各种冲突。但是，广场舞在国内成为非议与嘲弄的焦点，甚至“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说法大行其道，还是暴露了当下社会文化中的问题。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吐槽”盛行，对于非我族类的过分否定，事实上是内心焦虑的一种体现。在焦虑这一点上，当代中国人虽各具特色，但也都“病”得不轻。《新周刊》最近的封面专题就表明这样的观点：迷恋广场舞是中老年排解孤独与焦虑的体现，迷恋自拍的年轻人何尝不是？
　　因为在纽约日落公园违反规定，一位广场舞领舞曾被警方控制并传唤，此事在华文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人们没有兴趣了解故事的后续——跳广场舞的中国女性，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纽约日落公园的生态，在完成了细致的采访后，我们的特约记者郑惠文发现，“大妈”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或者说她们也不知道如何争取，却依然可以自由地继续按照自己的既有模式跳舞。比起舞者所作的微小调整（适当控制音乐的音量），公园管理者和附近居民的让步显然更大一些，在此范例中，美国文化呈现着它的包容性。
　　在这期特刊中，为了表述严谨，也为了体现尊重，我们在正常叙述中会把广场上跳舞的女性们称为“女士”而非“大妈”。我们相信，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都一样，最终将以相互的包容和妥协来维系基本的平衡。
　　德国世界杯有一首著名的主题曲，《我踢球你介意吗》，比起人们对广场舞的介意程度，踢球实在不算个事儿。无论舞者还是旁观者，如何恰当地对待突然闯入生活的无法停歇的“红舞鞋”，在未来若干年都将是值得玩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