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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经济学人》技术季刊《物联网》系列之六
今年7月，英格兰银行宣布新版50英镑（约合442元人民币）纸币上将印有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肖像。图灵是英国数学家，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新钞除印有他于1936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的节录、以二进制表示的出生日期，还有一句他在1949年说的话——当时世界上还只有零星几台计算机。“这只是即将到来之事的前奏。”图灵这么说道。
图灵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计算机以其发明者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图灵没法预见Instagram红人和高频交易，就像汽车业先驱卡尔·本茨（Karl Benz）预测不到郊区和大卖场。而这还只是一个拥有数百亿台计算机的世界——如果对物联网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100倍。
未来会发生什么，从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可以窥见端倪。自互联网首次成为一种消费现象，25年来它颠覆了商业的运作。数据成了网络世界的货币，它们被收集、分析、出售，有时还被窃取。
这样的商业模式催生出全球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但也招致政府和监管机构敌意日益强烈的审查，批评者斥之为“监视资本主义”。
无所不在的计算为擅长计算的公司提供了从现实世界中挖掘数据的能力，就像大型技术公司现在从虚拟世界中挖掘数据一样。其结果将是一场缓慢的“可量化革命”：那些过去模糊、不完整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知识变得越来越精确。这将生成所谓的“边际收益”：单个商家的成本降低10%或能耗减少15%并不令人兴奋，但把大量这样的变化累积在一起，将等同于掀起一场生产率革命。
这将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在一个更多物品被计算机化的世界里，更多企业会变得像计算机公司。在昂贵的高技术产业中，物联网产生经济效益已经有几十年了，这种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英国大型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岁尔斯-岁伊斯（Rolls-Royce）于1962年推出“小时动力”服务（Power by the Hour），按每小时固定价格为发动机提供维护和维修。它从2002年就开始坚定地围绕持续、实时地监控自家产品的能力展开数字化转型。实时数据意味着公司的工程师可以观察发动机在空中运行时的损耗情况。当有东西需要修理时，他们可以安排维修队伍在地面等待飞机降落。该公司的数据还能为飞行员提供飞行技巧指导，可节省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燃油。
业务变化带来文化的改变。该公司如今不但要雇用航空工程师，还要雇计算机程序员。它有一个名为“r2数据实验室”的内部软件部门，像创业公司那样运行，旨在找到新方法来将大量数据转化为新业务。它甚至计划改建自己充满工业时代气息的工作园区，用硅谷流行的整齐的草坪和玻璃幕墙建筑取代低矮的砖房。毕竟，“我们正在和Faeebook及Google争抢员工。”r2的负责人安德鲁·赫特森一史密斯（Andrew Hutson-Smith）说。
岁尔斯-罗伊斯并非特例。其喷气发动机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电气也提供类似的服务。随着成本的下降，这种模式将扩散开来。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举行的一个物联网大会上，从生产叉车和工业车辆的比利时公司TVH，到瑞典重型工程公司ABB，许多公司纷纷描述被Ovum分析公司的物联网专家亚历山德拉·雷哈克（Alexandra Rehak）称为“服务化”的益处。
如果无处不在的计算把卖商品的企业转变为卖服务的企业，那么物联网将把消费商品的人转变为计算机用户，并带来这种变化的所有影响。和社交网络或电子邮件一样，智能电子产品为人们带来方便和舒适，代价是把所有在这些设备上做的事转化成驱动日益渗透的数据经济的燃料。
智能电视已经在“观察”观看它的人，把有关节目喜好和观看习惯的数据传回给制造商;一些电视机甚至会监听客厅里的对话。这些数据被卖给广告商和节目制作人，由机器学习系统分析处理。这补贴了电视机本身的价格（这就解释了为何如今已经很难买到不能联网的“蠢货”电视机）。知情同意条款模糊不清。2017年，美国电视制造商Vizio被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罚款220万美元，因为监管机构发现该公司没有适当向用户征求获取和转售观看习惯信息的许可。
不仅仅是电视机。智能秤监测体重和体脂率，这是健身行业的金矿。生产了Roomba机器人吸尘器系列的iRobot公司在2017年激起轩然大波：该公司透露它计划与Google、亚马逊或苹果共享机器人勘测到的用户住宅地图（事发后该公司表示，未经用户明确同意不会共享这类数据）。从高技术锁具到新车的各种设备都附有长达数千字的隐私政策。
拒绝合作者可能会选择不把这些设备弄进家里。但在户外，在公共场所，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会受到监视。
广告业已经在测试“智能”广告牌，用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来评估人们看到广告内容时的反应。成百上千的美国警局可以要求访问由亚马逊子公司Ring生产的配备摄像头的门铃拍到的视频。该公司的内部电邮还显示，Ring还为警察提供了谈話要点建议，帮助他们说服房主购买这种门铃并共享录到的视频。竞选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抱怨说，这制造出了一个半私人、半公开，监管模糊的视频监控网络。
消费者可能还会发现其他弊端。万物计算机化让数据从用户流向企业，同时也让企业获得了控制他们的权力。大多数智能家居服务都需要与远程服务器持久连接，而这些服务器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故障。众所周知，苹果不愿意让客户在除自己的商店以外的地方修理iPhone，甚至于利用软件更新来禁用由收费更便宜的第三方安装的新触屏。美国拖拉机制造商约翰迪尔（John Deere）过去4年里一直在和受到类似限制而奋起反抗的农民对峙。其产品的计算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以至于该公司提出，农民不再拥有拖拉机，他们不过是买下了操作拖拉机的许可。
如果物联网继续沿着这些路线发展，它有可能以硅谷的景象重塑整个世界。对互联网的历史的一种解读是，即便有各种有关隐私和控制的焦虑不安，大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证明，消费者最终还是愿意用自己的数据换取它提供的产品和便利。2016年，行业组织互动广告局（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物联网用户似乎乐于在自己的设备上看到广告，想来是为了换取更低的价格。
但另一个解读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很早就自我确立了，而当时无论监管机构还是消费者都没有正确理解其背后的技术。甚至连最狂热的技术达人都无法预测它们的全部影响。
如今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儿童网瘾到滋养恐怖主义，技术巨擘们被怪责为一切的罪魁祸首，已经失去了乌托邦的光芒。这种幻灭情绪进一步促成了对物联网的悲观预测。从许多方面看，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问题可被预见，就更容易预防。但是，如果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里弥漫的技术乐观主义现在看起来太过幼稚，那么当下大行其道的技术悲观主义同样可能走过了头。
与最初的互联网一样，物联网有望带来巨大的好处。与最初的互联网不同，物联网将在一个已经对互联的、计算机化的未来可能走向何处抱持怀疑的年代里成熟起来。如果它必须赢得用户的信任，那么长远而言对它反而是件好事。
今年7月，英格兰银行宣布新版50英镑（约合442元人民币）纸币上将印有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肖像。图灵是英国数学家，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新钞除印有他于1936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的节录、以二进制表示的出生日期，还有一句他在1949年说的话——当时世界上还只有零星几台计算机。“这只是即将到来之事的前奏。”图灵这么说道。
图灵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计算机以其发明者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图灵没法预见Instagram红人和高频交易，就像汽车业先驱卡尔·本茨（Karl Benz）预测不到郊区和大卖场。而这还只是一个拥有数百亿台计算机的世界——如果对物联网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100倍。
未来会发生什么，从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可以窥见端倪。自互联网首次成为一种消费现象，25年来它颠覆了商业的运作。数据成了网络世界的货币，它们被收集、分析、出售，有时还被窃取。
这样的商业模式催生出全球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但也招致政府和监管机构敌意日益强烈的审查，批评者斥之为“监视资本主义”。
无所不在的计算为擅长计算的公司提供了从现实世界中挖掘数据的能力，就像大型技术公司现在从虚拟世界中挖掘数据一样。其结果将是一场缓慢的“可量化革命”：那些过去模糊、不完整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知识变得越来越精确。这将生成所谓的“边际收益”：单个商家的成本降低10%或能耗减少15%并不令人兴奋，但把大量这样的变化累积在一起，将等同于掀起一场生产率革命。
这将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在一个更多物品被计算机化的世界里，更多企业会变得像计算机公司。在昂贵的高技术产业中，物联网产生经济效益已经有几十年了，这种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英国大型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岁尔斯-岁伊斯（Rolls-Royce）于1962年推出“小时动力”服务（Power by the Hour），按每小时固定价格为发动机提供维护和维修。它从2002年就开始坚定地围绕持续、实时地监控自家产品的能力展开数字化转型。实时数据意味着公司的工程师可以观察发动机在空中运行时的损耗情况。当有东西需要修理时，他们可以安排维修队伍在地面等待飞机降落。该公司的数据还能为飞行员提供飞行技巧指导，可节省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燃油。
业务变化带来文化的改变。该公司如今不但要雇用航空工程师，还要雇计算机程序员。它有一个名为“r2数据实验室”的内部软件部门，像创业公司那样运行，旨在找到新方法来将大量数据转化为新业务。它甚至计划改建自己充满工业时代气息的工作园区，用硅谷流行的整齐的草坪和玻璃幕墙建筑取代低矮的砖房。毕竟，“我们正在和Faeebook及Google争抢员工。”r2的负责人安德鲁·赫特森一史密斯（Andrew Hutson-Smith）说。
岁尔斯-罗伊斯并非特例。其喷气发动机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电气也提供类似的服务。随着成本的下降，这种模式将扩散开来。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举行的一个物联网大会上，从生产叉车和工业车辆的比利时公司TVH，到瑞典重型工程公司ABB，许多公司纷纷描述被Ovum分析公司的物联网专家亚历山德拉·雷哈克（Alexandra Rehak）称为“服务化”的益处。
如果无处不在的计算把卖商品的企业转变为卖服务的企业，那么物联网将把消费商品的人转变为计算机用户，并带来这种变化的所有影响。和社交网络或电子邮件一样，智能电子产品为人们带来方便和舒适，代价是把所有在这些设备上做的事转化成驱动日益渗透的数据经济的燃料。
智能电视已经在“观察”观看它的人，把有关节目喜好和观看习惯的数据传回给制造商;一些电视机甚至会监听客厅里的对话。这些数据被卖给广告商和节目制作人，由机器学习系统分析处理。这补贴了电视机本身的价格（这就解释了为何如今已经很难买到不能联网的“蠢货”电视机）。知情同意条款模糊不清。2017年，美国电视制造商Vizio被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罚款220万美元，因为监管机构发现该公司没有适当向用户征求获取和转售观看习惯信息的许可。
不仅仅是电视机。智能秤监测体重和体脂率，这是健身行业的金矿。生产了Roomba机器人吸尘器系列的iRobot公司在2017年激起轩然大波：该公司透露它计划与Google、亚马逊或苹果共享机器人勘测到的用户住宅地图（事发后该公司表示，未经用户明确同意不会共享这类数据）。从高技术锁具到新车的各种设备都附有长达数千字的隐私政策。
拒绝合作者可能会选择不把这些设备弄进家里。但在户外，在公共场所，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会受到监视。
广告业已经在测试“智能”广告牌，用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来评估人们看到广告内容时的反应。成百上千的美国警局可以要求访问由亚马逊子公司Ring生产的配备摄像头的门铃拍到的视频。该公司的内部电邮还显示，Ring还为警察提供了谈話要点建议，帮助他们说服房主购买这种门铃并共享录到的视频。竞选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抱怨说，这制造出了一个半私人、半公开，监管模糊的视频监控网络。
消费者可能还会发现其他弊端。万物计算机化让数据从用户流向企业，同时也让企业获得了控制他们的权力。大多数智能家居服务都需要与远程服务器持久连接，而这些服务器可能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故障。众所周知，苹果不愿意让客户在除自己的商店以外的地方修理iPhone，甚至于利用软件更新来禁用由收费更便宜的第三方安装的新触屏。美国拖拉机制造商约翰迪尔（John Deere）过去4年里一直在和受到类似限制而奋起反抗的农民对峙。其产品的计算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以至于该公司提出，农民不再拥有拖拉机，他们不过是买下了操作拖拉机的许可。
如果物联网继续沿着这些路线发展，它有可能以硅谷的景象重塑整个世界。对互联网的历史的一种解读是，即便有各种有关隐私和控制的焦虑不安，大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证明，消费者最终还是愿意用自己的数据换取它提供的产品和便利。2016年，行业组织互动广告局（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物联网用户似乎乐于在自己的设备上看到广告，想来是为了换取更低的价格。
但另一个解读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很早就自我确立了，而当时无论监管机构还是消费者都没有正确理解其背后的技术。甚至连最狂热的技术达人都无法预测它们的全部影响。
如今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儿童网瘾到滋养恐怖主义，技术巨擘们被怪责为一切的罪魁祸首，已经失去了乌托邦的光芒。这种幻灭情绪进一步促成了对物联网的悲观预测。从许多方面看，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问题可被预见，就更容易预防。但是，如果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里弥漫的技术乐观主义现在看起来太过幼稚，那么当下大行其道的技术悲观主义同样可能走过了头。
与最初的互联网一样，物联网有望带来巨大的好处。与最初的互联网不同，物联网将在一个已经对互联的、计算机化的未来可能走向何处抱持怀疑的年代里成熟起来。如果它必须赢得用户的信任，那么长远而言对它反而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