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华家村（后改名为接龙村）。我家境一般，父母都是农民，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我八岁开始上学，从村小到高小，再到县中、镇中。1964年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只好找工作。因为高中毕业生少，我成为老师没费什么力气，高中一毕业，我就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
　　姚渡农业中学任教
　　刚开始是去姚渡乡上的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指在某些国家中传授农业知识技能的中等专业学校，或在农村中设有比重较大的农业课程的普通中学）教书。农业中学是当年新成立的学校，我是那儿的第一个老师。那时候教书凭人推荐，没有考核，我到那儿以后就直接上岗了。开始只有一个年级，一共就一个班，班上大概有30个同学，还有两个比我大的学生。1965年的时候又招了一个班。农业中学相当于初中，所以班里的学生都是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城乡中学的，就到我们这里来了。除我之外，学校还有两个男老师，一共三个老师，教两个班。我们教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农业中学是有田的，大概三四亩，学校还喂了猪，但是成果都是生产队的，不算学校的。我们要带学生种田，就是所谓的“劳动课”。我在农业中学教了八年，平均每天三节课，除了正课以外还要劳动，很辛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暑假，我们老师都被组织学习。开学后再上课，教的内容大多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著作，学生每天课业的主要内容就是读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语录，很多知识学不到了，比如物理、化学。这不仅让学生丧失了对学习的热情，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間学校是不能正常上课的，因为必须要组织很多学工学农活动，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去种地、去做农活。当时我们很辛苦，不仅要带着学生种地，还要想着怎么样才能多教给他们一点知识。欣慰的是，那时候的孩子很听话，基本上老师说什么都会听。
　　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也没有教书的经验，刚开始教书时我心里非常忐忑，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身为教师却无可奈何，我更是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心理压力。我教中学的时候才20岁左右，就比学生大几岁，也没有什么教学方法，怕“镇”不住他们，怕自己教不好，所以只好装得很凶、很严肃。教中学时我很少打学生，因为觉得他们大了，会在乎脸面。教小学的时候倒是打过学生，不过也只打手心、揪屁股。因为有些时候老师必须要凶一点儿，不凶学生不服。
　　虽然刚开始教书时有很多挑战，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我相信努力、用心、细心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那时候很少谈放弃吧，开始了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接龙中学、接龙小学任教
　　1971年，结婚后，我回了老家。在老家，由大队支部推荐去村里教书。我先去教的接龙中学，教了两年，后来中学取消了，我就到接龙小学教书，一教就是16年。
　　在接龙中学的时候，两个老师负责一个班，我当班主任，先教语文，后来教数学。那时老师需要时不时到学生家里走访，班里有四十多个学生，不完全是自己村上的，我们就分期分批去，一般一学期一次。到了接龙小学，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实行包班制。那时取消了高小制度，小学一共连贯六年，我一直教五年级和六年级。
　　印象最深刻的是1981年的洪水。七月的时候，金堂县连续下了一周的暴雨，雨特别大，河水不断上涨，暴发了洪水。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7月13号。因为头一天我们刚进行了期末考试，所以当天我正在批改试卷。改着改着，突然发现有好多水漫进来，赶紧出门，发现河水涨了，洪水来了。洪水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学校就被冲垮了。没多久，眼前就成了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河。我催家长带着孩子去镇上避难，有些学生走不了，我就带他们去公社避难，住在房顶上。当时简直太害怕了，看着白茫茫的一片水，担心家里的情况，怕自己无家可归，害怕学生出事。学生吓得嚎啕大哭，我也怕，但还是要安慰他们，也是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学校被冲垮了，我们只能换一个地方上课，村里提供牛棚、粉房，不够的话再搭一个棚子。我们用竹片、竹棒撑起一个棚子，就在这间四面漏风的“教室”里上课。我每天走稀泥路去上课，跟孩子一样，光脚。不敢穿自己做的鞋子，怕穿坏了。因为那时穷，鞋子都是一层一层用布糊的：把不要的衣服剪成鞋子的形状，再一层一层刷上灰面糊糊，最后绑个草绳。这种鞋根本不禁穿，但即使是这样的鞋，也舍不得穿着走稀泥路，干脆和孩子一样，赤脚走路，也没想过形象问题。可能因为那次水灾吧，学生更加珍惜上课的机会。我时常觉得，那时候的学生听话多了，你说什么他们都听，可能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他有些时候不够聪明，但对你都是真心实意的。水灾那段时间，吃的都是国家给的补助，但也只有灰面、锅边馍馍，没有油，没有粮食，更没有盐，但吃过了这个苦之后，觉得其他都不算什么了，只要人还在就好。
　　当时，在小学里活动还是挺多的，我们在河边组织过野炊，也和其他村里的学校组织过联欢，老师、学生、家长一起出力，想编什么就编什么，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合唱、舞蹈、朗诵、课本剧等。那些日子就跟过节似的。
　　后来，接龙小学关闭了，我们村就没有学校了，学生全都转到了日新的乡小。村小消失，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因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数渐渐少了，村小就没那么多学生了，自然而然就要取消了。
　　小宝鼎任教
　　1984年，我转成了公办教师。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评上了学校的优秀教师。1987年，第一次评职称的时候，我也获得了小学高级职称证书。
　　1988年，我调到攀枝花小宝鼎矿务局第十二小学，在那教了6年。在小宝鼎教书，条件好多了，学校有三层楼高的教学楼，教书是在楼房里面。当时一个年级有三个班，老师也比较多，至少有20多个，女教师多一些，不过校长是男的。各种学科的老师也比较齐全，不过还是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
　　我们是矿区学校，很多矿工子女在学校就读。我记得曾教过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他的爸爸在煤矿坍塌事故中不幸去世了。事故发生后，学校组织了老师和学生代表去慰问，我们给他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其他的礼品。根据矿上的政策，矿上会给一定的抚恤金，并供养他至18岁。但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了，一个丈夫、一个爸爸没了，再多的抚恤金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他才十一二岁，可能还不完全明白死亡的意义，但看起来情绪依旧比较低落。他们家条件不太好，住的是土砖房，家里没有电器，说得出口的家具没几件，还都破破烂烂的。好在学生们都比较善良，没有嘲笑他，而是鼓励他。我是他的班主任，也尽可能地给他一些鼓励、一些帮助。课间，我经常辅导他的学业，但更关注他的心理，怕他心理出问题。 　　学校里经常组织活动，我们在金沙江边上和山上都搞过野炊，学生虽然年龄小，但都很能干，饺子包得挺好的；我们还采摘映山红，漫山遍野都是，真好看；还有一些文体活动，是学校組织学生表演的，都是自编自演的节目。有一个学生表演课本剧《小马过河》，演得特别精彩，还获了奖呢。
　　教育是一生的事业
　　我教了30年书，从金堂到攀枝花，从民办到公办，从小学到初中，一共教了不少学生。现在还有学生来探访我，也受邀参加过学生的同学会。有一个学生为了拜访我，从金堂县城开始找，找遍了华家村、成都市内、日新乡，最后才从我弟弟那得到我的电话。学生们都发展得不错，有人成了修摩托车的专家，有人搞电厂业务挣了大钱。我对现在老师的绩效工资不是很懂，我拿工资从来没想这么多，觉得有一份收入就很好了，大家都差不多，也没什么攀比的。现在的孩子虽然生活条件好多了，但压力太大了。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单纯得多，也不像现在新闻报道的辱骂老师什么的，都是很尊敬老师的。
　　与现在的农村老师比，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能吃苦、能够坚持得下去、静得下心，他们的优势是见识多。现在有不少农村教师待不住，也有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闹离婚，我们当时就从来没有想过，不管是工作还是婚姻，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念头。
　　我没什么教学经验，但我认为要特别关注差生。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的心理也容易出现问题。在安排座位的时候要“混搭”，让成绩好点的学生带动成绩差的学生。老师要多跟他们聊天，聊学业聊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难题，鼓励他们完不成课业的时候问老师。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主要是要鼓励他们。老师还要多跟家长交流，跟爸爸妈妈直接交流。现在老师的挑战很大，但机会也更多，主要是要用心、付出。乡村教师的工作主要靠热情，做什么事情就要有做什么事情的态度。
　　我觉得，做一件事就要坚持下去，也可能是当时接触的新事物少吧，诱惑也少，只想着做好自己的事情。说实话，刚开始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纯粹是因为工作稳定，而且找不到其他工作，但渐渐地我觉得教师这份工作虽然苦，虽然累，但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单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其实再苦再累，坚持下来，也都过了。我知道现在的老师不容易，管得严，要求高，但我觉得教书育人的本质还是没有变的。我认为老师应该讲些文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些，对学生要善良，要关怀他们，要懂得讲些“大”道理和“小”道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教师这份职业。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