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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匣人生》，周海婴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9月出版
鲁迅在“遗嘱”里给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比起鲁迅少年丧父的不幸，周海婴似乎更是不幸。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撒手人寰的时候，海婴不到8岁。今天的人们过多地强调海婴对鲁迅知道得不多，因为当时他毕竟年龄很小。但反过来想，海婴当年可是鲁迅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海婴的出生，不仅给鲁迅的家庭生活带来新的气象，也给鲁迅的日常行为带来了诸多变化。在鲁迅的日记里、书信里，随处可见关于海婴的记载。那首《答客诮》的诗作，饱含着鲁迅别样的父爱。遗嘱里关于孩子的这一嘱托，又隐藏着鲁迅对孩子命运多么无助的牵挂啊!看看鲁迅笔下的海婴，看看鲁迅和海婴的照片，一个多病、顽皮、淘气、麻烦，活泼、可爱、机灵、漂亮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当我们从鲁迅的资料里构建的周海婴的少年孩童形象和记忆还活灵活现的时候，一个80岁的周海婴出现在人们面前。8岁和80岁，这是多大的反差；孩童和老翁，又似乎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可这是事实。时光这么残酷，人生这么有情。当我拜读《镜匣人生》的时候，算是在8岁和80岁之间，在孩童和老翁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填补了我心中长长的空白。这就是周海婴的人生。
海婴是我的“老”朋友，我是他的“小”朋友。在我们20多年的联系、交往中，彼此年龄上的大差异，渐渐得到一种弥合。书信往还、电话声谈、寄赠书刊、互相拜年等等，在信任与理解的基础上我领受着海婴先生的真诚和质朴、纯洁与高尚。他也苦恼于父亲鲁迅的光环对他无形的制约，愤怒于别人泼在鲁迅身上的脏水；背负鲁迅遗产的重压，骄傲和自豪于父母的伟大人格和杰出奉献；尽力于鲁迅研究上的力所能及，艰难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当然，他的专业是物理专业，他最好的年华供职于广电事业。也许，他是平凡的一员，但并不影响他在小事里能有“不小”的作为。《镜匣人生》里的诸多作品和他尚未公诸于世的2万张老照片，即能看出他80年人生的轨迹和刻度，这既是让牵挂的父亲一种最好的释怀，也是对因“四人帮”对鲁迅手稿掠夺而猝死的母亲的一种安慰。
尽管周海婴并没有记者、摄影师的职分，但近70年的摄影史，使他和中国历史变迁有一种自然的同步。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的摄影作品却有一种史料的价值。《镜匣人生》里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他的个人视角，取景与定格的影像世界，却给后人带来无限的历史沧桑。通观《镜匣人生》，我以为“难民”20幅摄影作品(17—25页)；“华中轮”的3幅作品；“二六轰炸”的5幅作品(60—61页)；“清明祭总理”(130—131页)5幅作品，还有“淮海路发水”、“上海解放周年”等多幅作品，给人很强的历史的质感。正如他所说的，华中轮上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的诸多民主人士的摄影作品，可能是唯一的历史记录了，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
童年的海婴，以能得到父亲的首肯和夸赞而喜滋滋的，但他主要是在母亲的看护和教育下成长的。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新中国诞生前的15年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一个又一个生活的难关。当年许广平被日军抓去，就是年幼的海婴机智地打电话告诉母亲的朋友。不难想象，少年失怙的漫长岁月，他需要多么的顽强和挣扎才能闯过命运的樊篱羁绊。这样的人生却也正可以锻造顽强的品格和朴素真诚的民间情怀。《镜匣人生》诸多作品，体现出极为宽广和细腻的人间关怀。他用照相机所记录的社会众生相，涉及到社会的底层，也反映着政务院等机关的生活情态。从难民到爱国将军，从上海里弄到大学校园，从街头小贩到文化大师，从蒸窝窝头到五一游园，都取景定格栩栩如生地予以记录。这类作品，占到总量的60％还多。这既看出摄影者的民生情怀和平常的文化心态，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忠实体现。他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它证明时事。
作为鲁迅儿子的摄影作品，鲁迅是一个必然的主题。《镜匣人生》诸作品虽然没有涉及到鲁迅本人，但是关于鲁迅后事，却是一个鲜亮的看点。1944年的“祭扫鲁迅墓”；1946年的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母亲设计的新鲁迅墓；1947年的周家老台门；1951年的三叔全家；1956年的鲁迅迁墓；1978年的瑞典鲁迅展；1981年的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2007年的“鲁迅是谁”展览等历历在目。就鲁迅研究而言，鲁迅的普及和传播研究，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且有不少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葛涛等人的研究)。周海婴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1975年他上书毛泽东，催生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启动和推进。《鲁迅和我七十年》的出版发行，让后人了解到更多鲁迅之后的事情。他的摄影作品，丰富了有关鲁迅的影像资料。
摄影作为个人兴趣爱好，在周海婴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说：“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姓蔡的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也就是说，摄影是在他和母亲很悲伤的时刻介入他的生活的。鲁迅的母亲在鲁迅死后不久给许广平写信，叮嘱她要把海婴拉扯大，拉扯大海婴，你就是周家的功臣。也就在这个时候，蔡阿姨的照相机让年仅8岁的海婴心生摄影的愿望。因此，摄影是周海婴的一种寄托，在他特殊的成长过程中，甚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1944年，他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凑在一起，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在《镜匣人生》的序文里，他详细回忆了自己在摄影上的经历、变化、师承、坚持和追求，很专业地介绍了他自己学习摄影中的器材知识和技术进步，简直是一部中国现代摄影变迁史的浓缩。鲁迅当年嘱咐儿子“寻点小事过活”，可是陪伴海婴一生的摄影，用镜头和胶片所记录下来的，绝不是平常小事，而是折射人间世相、民生冷暖、时代兴衰与更替的“大”事情。单从他的选题上就能看出，决定他按下快门的，是心中那多么炽热的于人的爱意。
本文编辑 杨剑龙
鲁迅在“遗嘱”里给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比起鲁迅少年丧父的不幸，周海婴似乎更是不幸。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撒手人寰的时候，海婴不到8岁。今天的人们过多地强调海婴对鲁迅知道得不多，因为当时他毕竟年龄很小。但反过来想，海婴当年可是鲁迅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海婴的出生，不仅给鲁迅的家庭生活带来新的气象，也给鲁迅的日常行为带来了诸多变化。在鲁迅的日记里、书信里，随处可见关于海婴的记载。那首《答客诮》的诗作，饱含着鲁迅别样的父爱。遗嘱里关于孩子的这一嘱托，又隐藏着鲁迅对孩子命运多么无助的牵挂啊!看看鲁迅笔下的海婴，看看鲁迅和海婴的照片，一个多病、顽皮、淘气、麻烦，活泼、可爱、机灵、漂亮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当我们从鲁迅的资料里构建的周海婴的少年孩童形象和记忆还活灵活现的时候，一个80岁的周海婴出现在人们面前。8岁和80岁，这是多大的反差；孩童和老翁，又似乎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可这是事实。时光这么残酷，人生这么有情。当我拜读《镜匣人生》的时候，算是在8岁和80岁之间，在孩童和老翁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填补了我心中长长的空白。这就是周海婴的人生。
海婴是我的“老”朋友，我是他的“小”朋友。在我们20多年的联系、交往中，彼此年龄上的大差异，渐渐得到一种弥合。书信往还、电话声谈、寄赠书刊、互相拜年等等，在信任与理解的基础上我领受着海婴先生的真诚和质朴、纯洁与高尚。他也苦恼于父亲鲁迅的光环对他无形的制约，愤怒于别人泼在鲁迅身上的脏水；背负鲁迅遗产的重压，骄傲和自豪于父母的伟大人格和杰出奉献；尽力于鲁迅研究上的力所能及，艰难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当然，他的专业是物理专业，他最好的年华供职于广电事业。也许，他是平凡的一员，但并不影响他在小事里能有“不小”的作为。《镜匣人生》里的诸多作品和他尚未公诸于世的2万张老照片，即能看出他80年人生的轨迹和刻度，这既是让牵挂的父亲一种最好的释怀，也是对因“四人帮”对鲁迅手稿掠夺而猝死的母亲的一种安慰。
尽管周海婴并没有记者、摄影师的职分，但近70年的摄影史，使他和中国历史变迁有一种自然的同步。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的摄影作品却有一种史料的价值。《镜匣人生》里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他的个人视角，取景与定格的影像世界，却给后人带来无限的历史沧桑。通观《镜匣人生》，我以为“难民”20幅摄影作品(17—25页)；“华中轮”的3幅作品；“二六轰炸”的5幅作品(60—61页)；“清明祭总理”(130—131页)5幅作品，还有“淮海路发水”、“上海解放周年”等多幅作品，给人很强的历史的质感。正如他所说的，华中轮上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的诸多民主人士的摄影作品，可能是唯一的历史记录了，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
童年的海婴，以能得到父亲的首肯和夸赞而喜滋滋的，但他主要是在母亲的看护和教育下成长的。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新中国诞生前的15年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一个又一个生活的难关。当年许广平被日军抓去，就是年幼的海婴机智地打电话告诉母亲的朋友。不难想象，少年失怙的漫长岁月，他需要多么的顽强和挣扎才能闯过命运的樊篱羁绊。这样的人生却也正可以锻造顽强的品格和朴素真诚的民间情怀。《镜匣人生》诸多作品，体现出极为宽广和细腻的人间关怀。他用照相机所记录的社会众生相，涉及到社会的底层，也反映着政务院等机关的生活情态。从难民到爱国将军，从上海里弄到大学校园，从街头小贩到文化大师，从蒸窝窝头到五一游园，都取景定格栩栩如生地予以记录。这类作品，占到总量的60％还多。这既看出摄影者的民生情怀和平常的文化心态，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忠实体现。他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它证明时事。
作为鲁迅儿子的摄影作品，鲁迅是一个必然的主题。《镜匣人生》诸作品虽然没有涉及到鲁迅本人，但是关于鲁迅后事，却是一个鲜亮的看点。1944年的“祭扫鲁迅墓”；1946年的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母亲设计的新鲁迅墓；1947年的周家老台门；1951年的三叔全家；1956年的鲁迅迁墓；1978年的瑞典鲁迅展；1981年的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2007年的“鲁迅是谁”展览等历历在目。就鲁迅研究而言，鲁迅的普及和传播研究，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且有不少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葛涛等人的研究)。周海婴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1975年他上书毛泽东，催生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启动和推进。《鲁迅和我七十年》的出版发行，让后人了解到更多鲁迅之后的事情。他的摄影作品，丰富了有关鲁迅的影像资料。
摄影作为个人兴趣爱好，在周海婴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说：“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姓蔡的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也就是说，摄影是在他和母亲很悲伤的时刻介入他的生活的。鲁迅的母亲在鲁迅死后不久给许广平写信，叮嘱她要把海婴拉扯大，拉扯大海婴，你就是周家的功臣。也就在这个时候，蔡阿姨的照相机让年仅8岁的海婴心生摄影的愿望。因此，摄影是周海婴的一种寄托，在他特殊的成长过程中，甚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1944年，他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凑在一起，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在《镜匣人生》的序文里，他详细回忆了自己在摄影上的经历、变化、师承、坚持和追求，很专业地介绍了他自己学习摄影中的器材知识和技术进步，简直是一部中国现代摄影变迁史的浓缩。鲁迅当年嘱咐儿子“寻点小事过活”，可是陪伴海婴一生的摄影，用镜头和胶片所记录下来的，绝不是平常小事，而是折射人间世相、民生冷暖、时代兴衰与更替的“大”事情。单从他的选题上就能看出，决定他按下快门的，是心中那多么炽热的于人的爱意。
本文编辑 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