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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政治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如何演化成有着公共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现代积极公民的人格内涵之部分？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1周年纪念日，各地纪念活动不断，北京、天津、曲阜、乌鲁木齐等大陆城市以及台北都举行了庄重肃穆的祭孔仪式，北大、清华等校的4名国学学者甚至联名倡议将这一天设为“尊师目”。诸多网友欢欣鼓舞，认为这代表着传统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其实，在民间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兴盛之外，还应当看到祭孔并不代表真正地亲近儒家文化。
台北祭孔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在20世纪，儒教中国只能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化碎片。而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也曾指出，王朝体制和士绅社会崩溃后，无所依附的儒家及其士大夫，只能成为现代社会阢陧漂移的游魂。
但如今，形势似乎在发生急剧的转化：被疏离、排斥多年的儒学，居然显露出开始蜜月之旅的迹象。如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李景源所说，国学热和儒学热是“构成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儒学思想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也是世界性的华人社群的有益资源。
不过，综观大陆各地的祭孔活动，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述都显得过于单薄、抽象，传统要么被过度简化为文明、和谐、伟大、古老等匮乏实质性内涵的指称，要么就被割裂成为地方文化的历史注脚。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地对于祭孔的重视，并非仅仅是因为在这样独特的日子，乡愁般地忆念起了中国伟大的先人孔子，回忆起他的思想、人生与未竟的政治抱负，而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祭孔、孔子文化节等形式来发展出一套传统文化的地方性论述，以便实现“孔夫子搭台，孔方兄唱戏”。就如兰州地方官员所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是地方“提升文化软实力”取之不尽的源泉。
由此看台北祭孔，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领悟传统文化真谛的参照。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参加台北孔庙的祭孔释典活动时称，儒学影响深远，值得世人光大和引用；祭孔除了纪念孔子及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例如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正是“身教”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联合国1991年通过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网捕鱼的决议案，但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曾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可见其思想已与今人重视环保的观念几近相同，凸显儒家思想和智慧的生命力。在祭孔仪式上马英九这样的阐述，将一个有血有肉有道德操守的孔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相对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广大的公民，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取之于传统精华的启蒙教育。
儒家文化的现代诠释
一个社会共同体，对于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往往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集体的创伤性记忆存在隐秘的关联。但是，集体记忆除了跟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联外，还跟社会性的自我之成长息息相关。正由于此，一个社会应当审慎地面对其传统，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传统文明流派众多学说纷纭，远非专制二字可涵括，而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革”的扫荡，其中的儒家文化现已面目全非。那么，如何把被当代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论述省略掉的儒家现代性资源清理出来，使其足以重新进入当代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呢?
首先，孔子学说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不应被遮蔽。孔子主张的是一种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想，强调道统与政统的分殊，认为政统或象征政统的皇权理应受到道统的制约与引导。事功之上更有义理，富强之外更有文明，正因为此，孔子才会被称为素王。他的王道理想虽然很难实现，但却对霸道构成一种潜在的威慑与影响。孔子的政治设计尽管是以士大夫的精英意识为核心，但其最终落脚点却在教化斯民和化民成俗，有一种大悲悯和哀矜之心。到了后世，孔子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相权对皇权的约束、谏官和清议对朝政的引导、书院里的处士横议等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部分实现。他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当今有借鉴意义；他所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强调了读书人在治世与乱世所应该坚守的品格。传统中国读书人在实现一个“王道世界”的目标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宋儒朱熹那样的“得君行道”，期待与明君合作治理天下，另一种路径则是王阳明所推崇并躬行的“觉民行道”，走面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下层启蒙道路。不管哪一种道路，读书人都不是将自己定位为权势的传声筒与应声虫。
其次，孔子学说里说得最多的是书读书做人的道理，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学生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君子成为儒家文化里的一种理想型人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都在强调作为读书人的君子应该与普罗大众有着不一样的人格操守。这种人格操守除了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苍生意识和责任，还体现在精神生活之中，尤其表现在对于财富的淡泊态度上。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都在說明在富贵与贫贱的社会区隔之上，更有一套超越世俗的人格理想标准。这种人格更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拓展与心灵生命的滋养，对于现世财富(尤其是来源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财富)有着一种疏离感甚至鄙薄心。君子更在意的是“道”，孔子在这方面阐发的精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历经千万祀而不灭，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人追求正义、公平和公道的动力。
笔者大学时代因为偶然的机缘，经常与一帮朋友亲炙长沙岳麓书院的一草一木、碑刻楹联，在日常的亲近之中，似乎也感受到了传统的精神魅力。比如书院一副对联中的一段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对我们这些年少轻狂者就影响至深。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对精神生活的在意，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意识等等，都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机缘之中习得。然而，传统被绑架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与玩味，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悲哀之一。
在当代中国，孔子的政治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如何演化成有着公共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现代积极公民的人格内涵之部分，值得思考。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1周年纪念日，各地纪念活动不断，北京、天津、曲阜、乌鲁木齐等大陆城市以及台北都举行了庄重肃穆的祭孔仪式，北大、清华等校的4名国学学者甚至联名倡议将这一天设为“尊师目”。诸多网友欢欣鼓舞，认为这代表着传统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其实，在民间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兴盛之外，还应当看到祭孔并不代表真正地亲近儒家文化。
台北祭孔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在20世纪，儒教中国只能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化碎片。而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也曾指出，王朝体制和士绅社会崩溃后，无所依附的儒家及其士大夫，只能成为现代社会阢陧漂移的游魂。
但如今，形势似乎在发生急剧的转化：被疏离、排斥多年的儒学，居然显露出开始蜜月之旅的迹象。如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李景源所说，国学热和儒学热是“构成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儒学思想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也是世界性的华人社群的有益资源。
不过，综观大陆各地的祭孔活动，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述都显得过于单薄、抽象，传统要么被过度简化为文明、和谐、伟大、古老等匮乏实质性内涵的指称，要么就被割裂成为地方文化的历史注脚。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地对于祭孔的重视，并非仅仅是因为在这样独特的日子，乡愁般地忆念起了中国伟大的先人孔子，回忆起他的思想、人生与未竟的政治抱负，而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祭孔、孔子文化节等形式来发展出一套传统文化的地方性论述，以便实现“孔夫子搭台，孔方兄唱戏”。就如兰州地方官员所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是地方“提升文化软实力”取之不尽的源泉。
由此看台北祭孔，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领悟传统文化真谛的参照。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参加台北孔庙的祭孔释典活动时称，儒学影响深远，值得世人光大和引用；祭孔除了纪念孔子及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例如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正是“身教”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联合国1991年通过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网捕鱼的决议案，但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曾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可见其思想已与今人重视环保的观念几近相同，凸显儒家思想和智慧的生命力。在祭孔仪式上马英九这样的阐述，将一个有血有肉有道德操守的孔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相对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广大的公民，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取之于传统精华的启蒙教育。
儒家文化的现代诠释
一个社会共同体，对于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往往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集体的创伤性记忆存在隐秘的关联。但是，集体记忆除了跟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联外，还跟社会性的自我之成长息息相关。正由于此，一个社会应当审慎地面对其传统，不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传统文明流派众多学说纷纭，远非专制二字可涵括，而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革”的扫荡，其中的儒家文化现已面目全非。那么，如何把被当代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论述省略掉的儒家现代性资源清理出来，使其足以重新进入当代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呢?
首先，孔子学说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不应被遮蔽。孔子主张的是一种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想，强调道统与政统的分殊，认为政统或象征政统的皇权理应受到道统的制约与引导。事功之上更有义理，富强之外更有文明，正因为此，孔子才会被称为素王。他的王道理想虽然很难实现，但却对霸道构成一种潜在的威慑与影响。孔子的政治设计尽管是以士大夫的精英意识为核心，但其最终落脚点却在教化斯民和化民成俗，有一种大悲悯和哀矜之心。到了后世，孔子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相权对皇权的约束、谏官和清议对朝政的引导、书院里的处士横议等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部分实现。他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当今有借鉴意义；他所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强调了读书人在治世与乱世所应该坚守的品格。传统中国读书人在实现一个“王道世界”的目标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宋儒朱熹那样的“得君行道”，期待与明君合作治理天下，另一种路径则是王阳明所推崇并躬行的“觉民行道”，走面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下层启蒙道路。不管哪一种道路，读书人都不是将自己定位为权势的传声筒与应声虫。
其次，孔子学说里说得最多的是书读书做人的道理，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学生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君子成为儒家文化里的一种理想型人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都在强调作为读书人的君子应该与普罗大众有着不一样的人格操守。这种人格操守除了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苍生意识和责任，还体现在精神生活之中，尤其表现在对于财富的淡泊态度上。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都在說明在富贵与贫贱的社会区隔之上，更有一套超越世俗的人格理想标准。这种人格更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拓展与心灵生命的滋养，对于现世财富(尤其是来源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财富)有着一种疏离感甚至鄙薄心。君子更在意的是“道”，孔子在这方面阐发的精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历经千万祀而不灭，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人追求正义、公平和公道的动力。
笔者大学时代因为偶然的机缘，经常与一帮朋友亲炙长沙岳麓书院的一草一木、碑刻楹联，在日常的亲近之中，似乎也感受到了传统的精神魅力。比如书院一副对联中的一段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对我们这些年少轻狂者就影响至深。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对精神生活的在意，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意识等等，都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机缘之中习得。然而，传统被绑架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与玩味，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悲哀之一。
在当代中国，孔子的政治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如何演化成有着公共精神、敢于承担责任的现代积极公民的人格内涵之部分，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