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齐桓晋文之事》分别是《论语》《孟子》中篇幅较长的文章，两文鲜明地体现了孔孟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历史上两人生活的年代相距百年左右，孟子以没有做过孔子的学生为憾，但是思想却是如此契合，难怪古今论者常把两人相提并论，并有“孔孟之道”之謂。
　　孔子思想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即爱民，爱人;“礼”是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制度、规范。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弟子们畅所欲言。根据随后孔子与曾晳的对话，可知孔子对他们是充分肯定的。这是为何？因为学生都忠实地继承了他思想的衣钵，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子路说“且知方也”，“方”即合乎礼仪的行事准则;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曾晳说“冠者五六人”，“冠者”即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时的加冠礼。学生们的志向虽有差异，但是都表达了对于“礼”的重视。
　　冉有和曾晳，对老师的思想学说，理解得更为到位和全面，既传承了“礼”，还领会到了“仁”。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为何唯独对曾晳高看一眼，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情呢？这是因为两人的体会与心中之相还有高下之分。冉有说“可使足民”，即可使人民富足，“足民”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目标，也是一项具体举措，但也仅此而已。至于曾晳就不同了，他直接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图：暮春时节，天气渐暖，人们换下了厚重的冬装，穿上了春衣，五六位大人，领着六七个孩子，在沂水中嬉戏。然后在舞雩台上沐浴着春风，最后再唱着欢快的歌曲归来。在这个理想国里，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没有尊卑贵贱，没有凌驾与屈膝，有的只有在礼乐教化之下的仁者爱人、智者乐水。在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状态是自由自在，每个家庭乐享天伦，每个村落炊烟袅袅，太平宁静。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终极目的不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王道乐土吗？可以说，曾晳所言，直接击中了孔子的软肋，说到了他的心坎上，所以他由衷地发出了内心的赞美。
　　孔子没有高高在上，没有把“杏坛”搞成“一言堂”，而是师生关系和谐，学生虽信奉其学说，但也都拥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子路自信与张扬，拥有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冉有小心翼翼，谦逊谨慎;公西华文质彬彬，君子本相;曾晳看淡名利，纯真洒脱。
　　孔子的这一脉文化就像当地的泗水河，虽没有成汪洋恣肆之势，但也代代传承，根脉未断。跨越百年，经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传给了孟子。曲阜和邹城，两地相距不过二十一公里左右，两座小城，却诞生了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的至圣和亚圣。
　　作为儒家学派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的民本思想更为丰赡，他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齐桓晋文之事》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传颂至今，影响深远。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只是孟子把他的忧患意识传递给了同时代的劳苦大众。他像孔子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驾着马车，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游说诸侯王，这注定是一场无功而返的悲剧。诸侯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应承，背后却冷笑不已。他们不懂得“战胜于朝廷”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再小的诸侯国，都有着称霸的野心与企图，都做着一家独大的美梦，哪怕是不自量力，螳臂当车。
　　在《齐桓晋文之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齐宣王，孟子不卑不亢，巧妙地把话题由“霸道”引入到“王道”上来，即通过实行仁政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仁”“民”“百姓”“君子”，反复出现的语句有“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盖亦反其本矣”“百姓之不见保”“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今王发政施仁”等。可谓“‘子’心一片磁针石，不指‘百姓’不肯休”。
　　难能可贵的是，孟子不只是抽象地说教，他还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举措，他见梁惠王这样说，见齐宣王仍旧这样说。在此，孟子看到了“恒产”之于百姓和家庭的重要性。他提倡种桑树，务耕织;他提倡蓄养牲畜，减少徭役;他提倡遵循自然规律，重视兴办教育。他把老人的幸福生活程度作为评价统治者是否实行“仁政惠民”的重要指标。
　　他也像孔子那样重视教育，重视人伦，重视做人，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孟子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孔孟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虽然在当时得不到实现，但是丝毫掩饰不了人格的伟大和思想的魅力。以人为本，建立平等、公正的法治国家，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探索与追求的价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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