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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产生与构成并非一个自明的、孤立的存在。无论是西方语境下的“classic”或“canon”，还是汉语语境下的“经”、“典”之释，经典都含有某种典范、权威、法则的意义，客观上成为其他文本效仿和参照的范本。随着后现代的来临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经典面临着被质疑、责难甚至解构的命运，其阐释具有了多重意指和多元视角的张力，不可避免地带有后现代的表征。
一、经典化：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模式
按照通常文化分期的观点，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文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出现，这种文化分期又关联着经典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古典（前现代）时期文学的本真性自为生产到现代时期经典的他律、建构行为，再到后现代的碎片式生产。文学经典系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移步换景，流转变异。虽然经典化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在这样的分期内，关乎经典生成的标志无疑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目前，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尽管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共识：现代性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所拥有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它与理性、中心、自我、民族主义、殖民等密切相关。进一步说，现代性的兴起、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现代社会所建立起来的规则、自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统治同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力量，后现代主义视殖民性为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如利奥塔、汤林森都认为以殖民扩张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基于此，资本主义可以凭借强有力的霸权话语、认同逻辑和利益需求预设文学经典品质的合法性，获得场域内的支配权，使作品在同质化之中被传播，然后以优越的身份自为存在着，即“强加了一种语言，现代性的语言，每个人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不论它能否恰当地描述他们的现实”[1]（P248）。因此，“这意味着‘现代’的话语——我们没有思考就滑进去的话语——从来就不是纯粹描述性的，它具有一段彼此争锋的话语历史”[2]（P51）。在后现代看来，经典是特定阶层强化话语优势的专有模式，所谓启蒙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只是经典与权力的复杂联系，其价值取决于自主的存在场与意义序列，折射出福柯所谓“权力话语”的运作机制。由此，作为一种话语模式，文学的经典化与现代性存在某种共谋关系。
从词源学考查，“经典”作为文学的专用词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据刘象愚考证，“经典”的英语对应词classic最早是表示等级的术语，canon最早指一种度量工具，引申为“规则、律条”等意。直到18世纪之后，经典才是以文学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3]（总序）经典的丰富内涵为经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预设了弹性空间。因此，经典一进入文学场域，其等级、规则等就意味着先天带有标尺的性质。这一切，直到现代性兴起之后才成为可能。一个典型做法就是经典文本往往采用美丑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置入作为弱者的“他者”形象。比如，《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用枪和《圣经》驯化作为客体的星期五；《简·爱》中，那个从殖民地来的女人伯莎·梅森不仅被作者用代词“it”指称，还以失语、疯子等形象完全浸没于作品叙事之中。诸如此类的文本，无疑是作家有意或无意以西方的立场、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展开的历史叙事。因此，这才有了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只不过后殖民理论反思的重点是现代性中的殖民话语，批判经典文本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意识。
二、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经典阐释的共时维度
卡勒在《文学理论》中曾区别了两种文本解释方法：一种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一种是文学研究对文本的“鉴赏性解释”。[4]“表征性解释”强调文化产品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问题，“鉴赏性解释”强调文本解读的审美实践过程。这两种解释方法的背后反映出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经典的标准性和恒久性问题的论争。因此，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审视经典的历时生成，揭示经典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将其置于共时维度之中，揭示经典阐释的不同立场。
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认为经典的选择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行为，它关系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由此质疑经典的永恒价值。如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叙事中男性中心和男权话语系统对女性的遮蔽进行批判，后殖民主义者通过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殖民性），对西方文学中固有的种族偏见、地域偏见进行揭露。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诠释呈现出去经典化和非精英化特征，更多秉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相反，一些学者则持守纯审美的经典标准，维护经典的自律性和恒久性，对文化研究的“表征性解释”进行抨击。美国学者布鲁姆坚持审美理想和精英批评倾向，在《西方正典》中认为经典的特质和遴选标准只能是“审美价值”。因此，阅读经典是一种个人化、陌生化、精英化行为，与政治和道德无关。布鲁姆还将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等称为“憎恨学派”，对其去经典化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典的原创性如何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布鲁姆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在他看来，前代“强者诗人”创造的巨擘成就，使后代诗人无法走出其伟大作品和传统的阴影，从而产生一种基于传统“影响”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焦虑。为了避免这种焦虑，诗人可通过对前人作品的修正式误读、创造性校正等策略消除前辈的影响。这样，“影响的焦虑”又给诗人提供一个超越前驱的支点，体现继承传统与张扬个性的统一。无疑，这是确保对经典进行“鉴赏性解释”的有效途径。
文化研究派对传统经典观的质疑和摧毁正是对现代性中的理性化、权威性和殖民性的回应。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把一切差异性、个别性纳入到理性化和主体化的进程之中，加深了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因此，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多元文化的盛行，女性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传统经典的建构标准进行质疑，从文化立场剖析现代性的弊端，让被压抑的声音讲话，在对现代性反思、批判和肢解的后现代语境中寻求经典的阐释维度，由此确立了一种他律的文化立场。在文化研究大行尘世的语境下，以布鲁姆为代表的审美派强调作品的审美自主性和原创性的主导地位，无疑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具体阐释。他与文化研究者的争执实际是“本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矛盾。当然，布鲁姆对经典问题的认识与当代美国的文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交戈论争分不开。其实，无论哪一种阐释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视域限制和主观因素。布鲁姆信誓旦旦地反对经典建构，但其《西方正典》中选取的26位作家也是一个以莎士比亚为中心、英语作家为主的体系，同样带有纯个人的心理因素。 三、身份的焦虑与影响的焦虑：经典阐释的身份诉求
无论是文化研究对文本采取的“表征性解释”，还是恪守审美自律的“鉴赏性解释”，其背后都隐含着因身份诉求而带来的焦虑感。例如，女权主义者因文本中女性身份的缺席而产生“身份的焦虑”，以身体写作来摧毁男权视域下的清规戒律和等级秩序；后殖民主义者基于文本中暗含的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扭曲产生了民族身份焦虑，通过改写、重述等方式解构殖民者的话语侵略。尤其是近年来以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流散写作，更因作者所处文化的双重性及其位居的阈限空间，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无家可归的焦虑意识。而布鲁姆基于“影响的焦虑”建构起原创性和审美性经典系统，以恢复西方文学的“道统”，印证经典是“影响”的结果而非建构的产物，其最终也指向了身份诉求。
这种身份焦虑意识显然与后现代语境密切相关。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视人的身份变化和身份认同为现代社会的标记，这种身份认同在吉登斯看来，乃是随着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影响，由现代制度所直接塑造，而“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5]（P6）。泰勒则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揭示了当代文化和社会呈现的“三个隐忧”——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的目的晦暗以及自由的丧失。在现代制度的影响之下，人开始走向焦虑、困惑和不安。另一方面，现代性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以强势话语、价值体系对其他国家的主体意识进行干扰、消解甚至取代的过程，这就势必使其他国家的民众在民族利益认同、集体意识感知和个人价值归属方面发生断裂、失语现象，进而产生身份焦虑感。这在具有移民身份的学者那里表现尤其突出。如布鲁姆作为犹太移民后裔，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美国主流社会中，自然摆脱不了西方强势学者的“影响的焦虑”。为了克服内心的疏离、压抑，布鲁姆或通过《影响的焦虑》引入同是犹太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说，或在《误读之图》中对美国学者爱默生赞誉有加，试图以理论建构和“布鲁姆式”的修正从边缘阶层移入主流社会。因此，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中，因身份的认同危机使得经典阐释通向了身份建构和文化确认，带有深刻的多重文化印迹，成为作家在异域中延续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对于文学经典，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它们。无论是布鲁姆们，还是文化研究者们，他们对经典的言说不过是实现了他们各自的想法：将研究目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域中，为经典的重构和阐释提供别样视角。但无论怎样的论争、冲突，保持必要的思维张力和动态的、融合的视域是有益的，这应当为当下中国的文学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谢少波，王逢振. 文化研究访谈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哈贝马斯等.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周宪编[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刘象愚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太胜.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J]. 文艺研究，2005，（10）.
[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一、经典化：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模式
按照通常文化分期的观点，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文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出现，这种文化分期又关联着经典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古典（前现代）时期文学的本真性自为生产到现代时期经典的他律、建构行为，再到后现代的碎片式生产。文学经典系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移步换景，流转变异。虽然经典化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在这样的分期内，关乎经典生成的标志无疑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目前，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尽管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共识：现代性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所拥有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它与理性、中心、自我、民族主义、殖民等密切相关。进一步说，现代性的兴起、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现代社会所建立起来的规则、自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统治同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力量，后现代主义视殖民性为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如利奥塔、汤林森都认为以殖民扩张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基于此，资本主义可以凭借强有力的霸权话语、认同逻辑和利益需求预设文学经典品质的合法性，获得场域内的支配权，使作品在同质化之中被传播，然后以优越的身份自为存在着，即“强加了一种语言，现代性的语言，每个人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不论它能否恰当地描述他们的现实”[1]（P248）。因此，“这意味着‘现代’的话语——我们没有思考就滑进去的话语——从来就不是纯粹描述性的，它具有一段彼此争锋的话语历史”[2]（P51）。在后现代看来，经典是特定阶层强化话语优势的专有模式，所谓启蒙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带来的只是经典与权力的复杂联系，其价值取决于自主的存在场与意义序列，折射出福柯所谓“权力话语”的运作机制。由此，作为一种话语模式，文学的经典化与现代性存在某种共谋关系。
从词源学考查，“经典”作为文学的专用词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据刘象愚考证，“经典”的英语对应词classic最早是表示等级的术语，canon最早指一种度量工具，引申为“规则、律条”等意。直到18世纪之后，经典才是以文学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3]（总序）经典的丰富内涵为经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预设了弹性空间。因此，经典一进入文学场域，其等级、规则等就意味着先天带有标尺的性质。这一切，直到现代性兴起之后才成为可能。一个典型做法就是经典文本往往采用美丑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置入作为弱者的“他者”形象。比如，《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用枪和《圣经》驯化作为客体的星期五；《简·爱》中，那个从殖民地来的女人伯莎·梅森不仅被作者用代词“it”指称，还以失语、疯子等形象完全浸没于作品叙事之中。诸如此类的文本，无疑是作家有意或无意以西方的立场、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展开的历史叙事。因此，这才有了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只不过后殖民理论反思的重点是现代性中的殖民话语，批判经典文本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意识。
二、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经典阐释的共时维度
卡勒在《文学理论》中曾区别了两种文本解释方法：一种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一种是文学研究对文本的“鉴赏性解释”。[4]“表征性解释”强调文化产品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问题，“鉴赏性解释”强调文本解读的审美实践过程。这两种解释方法的背后反映出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经典的标准性和恒久性问题的论争。因此，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审视经典的历时生成，揭示经典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将其置于共时维度之中，揭示经典阐释的不同立场。
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认为经典的选择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行为，它关系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由此质疑经典的永恒价值。如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叙事中男性中心和男权话语系统对女性的遮蔽进行批判，后殖民主义者通过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殖民性），对西方文学中固有的种族偏见、地域偏见进行揭露。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诠释呈现出去经典化和非精英化特征，更多秉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相反，一些学者则持守纯审美的经典标准，维护经典的自律性和恒久性，对文化研究的“表征性解释”进行抨击。美国学者布鲁姆坚持审美理想和精英批评倾向，在《西方正典》中认为经典的特质和遴选标准只能是“审美价值”。因此，阅读经典是一种个人化、陌生化、精英化行为，与政治和道德无关。布鲁姆还将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等称为“憎恨学派”，对其去经典化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典的原创性如何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布鲁姆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在他看来，前代“强者诗人”创造的巨擘成就，使后代诗人无法走出其伟大作品和传统的阴影，从而产生一种基于传统“影响”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焦虑。为了避免这种焦虑，诗人可通过对前人作品的修正式误读、创造性校正等策略消除前辈的影响。这样，“影响的焦虑”又给诗人提供一个超越前驱的支点，体现继承传统与张扬个性的统一。无疑，这是确保对经典进行“鉴赏性解释”的有效途径。
文化研究派对传统经典观的质疑和摧毁正是对现代性中的理性化、权威性和殖民性的回应。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把一切差异性、个别性纳入到理性化和主体化的进程之中，加深了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因此，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多元文化的盛行，女性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传统经典的建构标准进行质疑，从文化立场剖析现代性的弊端，让被压抑的声音讲话，在对现代性反思、批判和肢解的后现代语境中寻求经典的阐释维度，由此确立了一种他律的文化立场。在文化研究大行尘世的语境下，以布鲁姆为代表的审美派强调作品的审美自主性和原创性的主导地位，无疑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具体阐释。他与文化研究者的争执实际是“本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矛盾。当然，布鲁姆对经典问题的认识与当代美国的文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交戈论争分不开。其实，无论哪一种阐释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视域限制和主观因素。布鲁姆信誓旦旦地反对经典建构，但其《西方正典》中选取的26位作家也是一个以莎士比亚为中心、英语作家为主的体系，同样带有纯个人的心理因素。 三、身份的焦虑与影响的焦虑：经典阐释的身份诉求
无论是文化研究对文本采取的“表征性解释”，还是恪守审美自律的“鉴赏性解释”，其背后都隐含着因身份诉求而带来的焦虑感。例如，女权主义者因文本中女性身份的缺席而产生“身份的焦虑”，以身体写作来摧毁男权视域下的清规戒律和等级秩序；后殖民主义者基于文本中暗含的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扭曲产生了民族身份焦虑，通过改写、重述等方式解构殖民者的话语侵略。尤其是近年来以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流散写作，更因作者所处文化的双重性及其位居的阈限空间，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无家可归的焦虑意识。而布鲁姆基于“影响的焦虑”建构起原创性和审美性经典系统，以恢复西方文学的“道统”，印证经典是“影响”的结果而非建构的产物，其最终也指向了身份诉求。
这种身份焦虑意识显然与后现代语境密切相关。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视人的身份变化和身份认同为现代社会的标记，这种身份认同在吉登斯看来，乃是随着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影响，由现代制度所直接塑造，而“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5]（P6）。泰勒则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揭示了当代文化和社会呈现的“三个隐忧”——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的目的晦暗以及自由的丧失。在现代制度的影响之下，人开始走向焦虑、困惑和不安。另一方面，现代性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以强势话语、价值体系对其他国家的主体意识进行干扰、消解甚至取代的过程，这就势必使其他国家的民众在民族利益认同、集体意识感知和个人价值归属方面发生断裂、失语现象，进而产生身份焦虑感。这在具有移民身份的学者那里表现尤其突出。如布鲁姆作为犹太移民后裔，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美国主流社会中，自然摆脱不了西方强势学者的“影响的焦虑”。为了克服内心的疏离、压抑，布鲁姆或通过《影响的焦虑》引入同是犹太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学说，或在《误读之图》中对美国学者爱默生赞誉有加，试图以理论建构和“布鲁姆式”的修正从边缘阶层移入主流社会。因此，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中，因身份的认同危机使得经典阐释通向了身份建构和文化确认，带有深刻的多重文化印迹，成为作家在异域中延续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对于文学经典，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它们。无论是布鲁姆们，还是文化研究者们，他们对经典的言说不过是实现了他们各自的想法：将研究目标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域中，为经典的重构和阐释提供别样视角。但无论怎样的论争、冲突，保持必要的思维张力和动态的、融合的视域是有益的，这应当为当下中国的文学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谢少波，王逢振. 文化研究访谈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哈贝马斯等.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周宪编[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刘象愚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太胜.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J]. 文艺研究，2005，（10）.
[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