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题目，”看到的人都会说，“一本刊物跟一个年号怎么‘与’起来了？”
　　是这样。但《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是不可分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是她创刊的一年，而在于，不谈一九八六而光说《中华英烈》就不带劲。
　　很难说后世的中国史学家会怎么看待一九八六。一九八六这四个字，会不会如一八四○、一九一一、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六那样，深深融进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人的记忆。亲身经历过一九八六年的人，有谁会忘记它是怎样地令人鼓舞、振奋、紧迫、张惶、恼怒、惴惴不安与茫然不知所措呢？
　　这当然都属于同样在一九八六年特别时兴的“三论”所研究的课题之列。“三论”在忽地一下子开了门的中国学界已经时兴到如此程度：如果有谁纂出一篇千字文而不来几串信息基质、数论对策、内环境稳定场等等，就有被同人斥为老背晦的危险——虽然只有“三论”而没有计算机为伴，就算作者与读者同入五里云雾中，依然有点过洋瘾之嫌。
　　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出现了《中华英烈》——
　　当不仅责任田、时装摊、副食铺、旅馆、化肥厂……连钢铁企业乃至铁路都有可能承包的时候；
　　当爱慕孔方先生之风从沿海北渐，弄得将右手三个指头撮在一起轻捻，同时神秘地眨着眼睛，已经成了时髦的中国人标准手势的时候；
　　当居于领先地位的大、中、小型刊物的作者与编者已经不耐烦再说什么夫妻之爱、情侣之爱——这在八年前对中国人说来还是那样新鲜，只要想想《爱情的位置》那种小说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而孜孜于阳萎、盗嫂、畸型恋、不开化恋与早恋……
　　中国人在以就某种层次而言，连四十年代末都从未有过的速度改变着周围，改变着自己。谁也帮不上谁，谁也不想帮谁或者让别人帮。跟不上的人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哪怕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一张床上睡觉，或者受制于同样的染色体。
　　《中华英烈》出现在这时。
　　我知道，心理学家能举出无数实例论及“极致”对正常欣赏趣味的损害，论及强制性劝导将诱发出的逆反心理。如果说，几乎动员起全套最优秀演出与编导班底的《中国革命之歌》，要靠共青团请客学生才去看，而《白发魔女》却在家家电影院卖到最高票额，是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大悲剧的话，那么制造悲剧的那只手，彻底倒掉了中国人的胃口的，恰恰是以那一整批油光水滑、容光焕发、从头发到脚趾无一丝毛病、从生下来到死掉没一毫差错的样板们为代表的高大形象。当相声演员已经用战士的牺牲来作笑料——混身打得跟蜂窝煤似的：“班长，这是我最后的党费”，而观众也真的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中国人与半个世纪前沾着夏瑜的血治肺病的老栓小栓们已没了多大区别，谁造成的？
　　《中华英烈》正出在这时。
　　曾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与氢弹之父特勒亲密共事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标准资产阶级学者戴森，怀着纯真的钦敬与友爱，回想起他少年时候同为富裕家庭出生、才华出众、通体诗人气质，却献身于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事业的朋友：
　　
　　弗兰克是作为英国的联络官，与保加利亚抵抗运动取得联系，一九四四年被空投到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
　　半年之后：
　　六月十日左右，在利特科沃的假审判之后，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就被处死了。他大约被关了十天。和他一起被处死的有另外四名官员：一名美国人、一名塞尔维亚人和两名保加利亚人。还有八名别的犯人。
　　在村公所里，很匆忙地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审判”。村公所里挤满了旁观者。目击者看见弗兰克背靠柱子坐着，在用烟斗抽烟，当问到他的时候，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保加利亚语，根本不需要翻译，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他被问道：“你是英国人，凭什么权力到我们国家来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弗兰克少校答道，“我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一国反对另一国的斗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你难道不知道持你这种观点的人是要枪毙的？”“我已准备为自由而献身，有保加利亚的爱国者和我一起献身，我感到自豪。”……
　　
　　就我而言，这是少数的、看过一遍就再也忘不掉的文字之一。扪心自问，之所以如此为它所激动，恐怕主要因为某些高尚纯净的情操，某些因为常被无耻之徒挂在嘴边而失了光泽的圣洁的理想，某些为官场劣迹所浸染，弄到连自己都怀疑起来的原则，终因在一个不同肤色、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的世界观与不同的行为准则的人身上得到共鸣而格外明亮起来。我不信中国人会被深深的苦难与浅薄的福利所麻痹，会打算忘掉闻一多的无畏、忘掉李大钊的从容、忘掉陈毅的磊落、忘掉差不多一文不名的尧茂书只身跳进旋涡向长江挑战的豪迈。
　　《中华英烈》于是在此时出现。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说过：“如果我写一本书，我就要写我犯过的错误。”这句话不知说于何时，也不知有没有特指，当然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考据出在这之前或是之后，他是否受到过这个念头的鼓舞与折磨。可以告慰的是，也许，他想做的事，在他溘然长逝之后，由他的继任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的知识界与准知识界，无论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还是九十岁，无论是受过打击还是打击过别人的人，都怀着难于言喻的酸甜苦辣，注视着一张张发黄的纸头从卷宗里抽出，化作家人重聚的热泪和对不复再来的岁月的叹息。当二十八岁的司机在追悼会上吃惊地望着“胡风同志”的横标，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这接受祭奠的主人就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阴谋家的时候，中国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繁荣强大的中国，离不开聪明热忱的人民；而聪明热忱的人民是一定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历史的真实的——用数学的语言，后者是前者的完全必要条件，历史与现实不容它有丝毫的因循。
　　于是，有了《中华英烈》。
　　《中华英烈》得以在一九八六年这样的时代问世，是因为我与我的同志者始终信守着的是，热血与正气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在中国人身上泯灭。我们不打算只是啧啧赞叹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我们不信，中国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父兄的事，只能由或将继续只由与中国文化如此隔膜、对中国风情如此陌生、甚至连中文都不懂的人来写。我们不信感动读者的只有被窝里的喁喁私话。健全与健康的人一定更为它所激励——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一九八六年出世的《中华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