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她的喜剧、散文、小说创作，都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她的语言可亲，有着豪华落后的真淳，就像“一个晶莹的湖，现在你顺着湖岸或是泛着小舟往前走，湖水尽头把一个更广大也更惊人的田地给你，于是豁然开朗，到了桃花源”。
　　在谈到对生命的苦苦挣扎和死亡这样沉重的话题时人们往往会感到心灵上的压抑，像读过巴金的《怀念萧珊》、老鬼的《血色黄昏》和余华的《活着》，我们能深切的感受到一种灵魂上的震撼，会为主人的不幸而潸然泪下，不禁会对那个罪恶的年代痛声疾呼。然而在解读杨绛的时候，会发现她以一种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眼光去审视那个年代，自然而质朴、平淡而旷达。虽然作家本人也是那个不幸时代的受害者，但她却能更多的超然于现实的一切，置身事外，俯视人间。
　　像写女婿王得一自杀的事件。她本人对这件事的感受实在是简而又简，只是说：“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了。”
　　这种零度的语言叙述方式来自于杨绛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李健吾先生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杨绛善于描写那些琐琐细细的生活细节，显得娓娓动听，却不失之烦琐；纤细入微而又切中要害、恰到好处。她的语言质朴、纯净、简洁、晓畅，是“家常口语，熔铸浑成，不见斧凿痕迹。《干校六记》，它之所以让许多人击节叹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成功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有读者看了《干校六记》后，曾经说了以下几句话：“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从《干校六记》中我们能清清楚楚看到作者恰切的分寸感，也看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修养和功底。大概因为《干校六记》中，作者很少正面描写“哀”和“怨”，即使涉及这些地方之处，她也不加铺叙，笔墨都极简省，点到为止，并且出之淡远平和，言近旨远，余味无穷。虽是满纸温婉，而作者的悲欢却正凝定在这温婉中。第一则《下放记别》触及了大动乱的现实带给女儿及她家人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得一自杀去世之前，末一次离开时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不能捏造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一望而知这是一位和善而忠厚的好青年。貌似轻描淡写之笔，却可见慈母的斑斑血泪。作者眼见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真是情何以堪！
　　写被批斗游街的情景：
　　“……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我带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圈，然后有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防。
　　这里没有声泪俱下的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的猛烈声讨，作者只是自然平和地把人物的真实境遇传达出来，这种本真、细腻的描述却更加痛人心腑。字里行间都深刻地批判了野蛮愚昧的民族劣行，显示了作者乐观、倔强的个性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
　　杨绛的散文以平常心写平常事，谦和自然，淡泊宁静。杨绛平和超越，无论题材还是手法她都能超越世俗，把审视的焦点放在平凡生活中，信手拈事，随意写情，追求情感的自由和自然，情愫从容而富于情趣。
　　在阴冷的环境里，也有人间的温暖，诚如作者在《丙午丁未纪事》中所说的：“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事隔多年，停留在作者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蓄着光和热的银边”。《凿井记劳》和《学圃记闲》中都说到了别人对作者的照顾：班长派她看菜园，因为默存的宿舍就在不远处。“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同伙都笑嘻嘻的看我兴冲冲的走去走回，借了又还。”老夫妇得以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有时风和日丽，他们就坐在水渠岸一起晒太阳。杨绛不加文饰，只简单的纪实，却朴素有致。老夫妇间相濡以沫、感人肺腑。
　　杨绛的散文平淡、清丽固然源于她深厚的文学修养，但也与她的性情不无关系。她是“冷”而且“雅”的，这一禀性使她惯于冷静客观地描写，严格贴近生活本身。她在《回忆我的姑母》中说：“我母亲向来不尖锐”，也恰是她自己对人事的态度。她又遗传了母亲的仁慈、善良，这使得她作品貌似客观的描写中，隐藏着真正的情感涡流，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鲁迅先生曾将白描手法概括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杨绛的风格正是如此。杨绛的散文是茶，明净、纯粹、深厚、平淡中透出一丝苦涩，苦涩里有回甘的滋味。她的字句、意象似不经意写出，却又妥帖自然，是一个仁者在诉说着一件件往事。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