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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看到中国教育学者发出这响亮的宣言，我们既欢欣鼓舞，也不无忧虑。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网页建立之际，本人作为该院主要负责人，谨以此文志贺，并与各位同事和同学们共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
令人欣喜的是，在屈辱自卑、急功近利心态下步趋西方教育学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自主创造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自信。不仅如此，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其规模之庞大、问题之复杂，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上任何国度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教育学者纵横驰骋、大展雄风，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必奢谈什么理论创新，即便能全面、有效而深刻地呈现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状态，就已经不仅是对于中国，也是对于世界教育学术的伟大贡献。
只是，学派的造就不能仅凭勇气和自信，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学统”和“师承”是形成“学派”的必要前提。这个道理也许并不复杂：继往方能开来，返本始可开新。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学统、学派和师承的关联尤为密切。可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学是从中断古代学术传统开始的，它一面不断移植花样翻新的外来理论，一面又不断地从事否定和自我否定。从赫尔巴特教育学到实用主义教育学再到凯洛夫教育学，这段不断输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当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教育理论分别被贴上“封、资、修黑货”的标签之后，教育和理论的“创造”就只能以荒漠化了的文化流沙为基础了。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和教育学，不得不来一次新的“彻底否定”，从“恢复”（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教育学）和新一轮的“引进”（先是引进前苏联教育学，很快又以美国教育学取而代之）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国的教育学也逐步走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寻求坚实的知识基础日益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本士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传统”等既相互歧异又彼此呼应的流行话语为代表，中国的教育学者似乎已开始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流派只有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呈现之时，方可产生。然而，在中国教育现实之中、在中国教育学者灵魂深处，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超越的悖论：“理论是外国的，现实（或历史）却是中国的”（叶澜先生语，或简捷地称之为“中话西说”）；“大学里讲的是进步主义，中小学课堂里奉行的却是赫尔巴特主义”（陈信泰先生语）；“‘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各行其是”（笔者谬见，‘长袍马褂’喻指种种复归传统的努力，‘西服革履’喻指一切与世界最新教育理论接轨的冲动）……在这一深刻的文化（也是精神）分裂之中，基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我们在文化迷宫之中左冲右突、找寻出路。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也是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她既造就了众多的学术人才，也创作出丰硕的学术成果。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相对较长，研究阵容比较强大，拥有教育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外教育史研究发展均衡，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大学史、学术史、蒙学史等）有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视建构本土理论，学缘结构比较多元，学术影响力、辐射力强，涌现出了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果说建立中国教育学派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要履行好这一学术责任，需要我们具有文化承担意识：尊重历史、了解历史，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方向感。其中，尊重学统和重视师承又是最基本的。学统是承载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知识统系，它通过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来凝聚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价值理想。例如，以孔子为宗师、以六艺（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之道为根本价值追求，就既是儒学的道统，也是儒学的学统。学派则是学统的分化形式，我们既可以在时间之维上把儒学分成原始儒学、汉儒、宋明儒、清儒和现代新儒家，也可以在空间之维上把汉儒分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把宋儒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以分化形式出现的儒学流派，在同宗孔子、六经和仁义之道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学统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学术载体，既是知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是知识、思维和价值的有机统一体，是孕育学派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离开了学统的承续，学术研究将丧失其重要的文化源泉，学派的造就自然也是空话。
中国现代学术所以会中断传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把学术视为单一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化了的知识，其典型表现是把“学术”解释为“科学和技术”），一种可以与文化相隔绝的抽象物件。于是，在形形色色功利主义（包括国家功利主义、集团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驱策下，那些“横空出世”的理论既可裁断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又可强制我们的生活和实际。知识与价值、制度与精神的背离，遂成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声名显赫的“古史辨派”拯救的是知识（指陈“道统”的虚构性），抛弃的却是文化价值（“道统”虚构者的真实价值体验和真诚文化承担）。单一的知识可能只要有聪明和勤奋就够了，深厚的文化则关联着学术的智慧和境界，未可等闲视之。
中断了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能否重新接续古老的中国学统？对此，不少反思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专家学者持悲观态度。理由是：在现代，学统的承续既无体制保障（指“政统”“道统”和“学统”相互支撑的古代架构），又乏师承基础（就连自觉以返本开新自任的现代新儒家也难逃“中话西说”的路数，且脉搏微弱、时断时续）。笔者却并不那么悲观。宋儒张载曾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气概，去接续“孟子殁后，千有余载不传”的儒者绝学。另一位宋代大儒陆九渊，则自称学无师承、“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虽说绵延相续的师承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便利，但在需要“继绝”之际，以遥远的古代圣贤为师并非没有可能。当下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们提倡经典研读（对于成人而言）和经典诵读（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其深意在此，不可不察。只是不可再犯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奢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要造就中国教育学派，接续学统是其文化基础，注重师承则是其知识前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阳明学派的形成与流布为中心结构而成。论及明代心学发展大势，《明儒学案》说：“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入精微”意味着心学路数和统绪的形成；“而后大”则既标示出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体系的成熟（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基本法门），也揭示出阳明心学通过特定师承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在多家、多派、多变中广为传布于明中后期，令“大江南北如痴如狂”的繁荣景象。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如果说白沙之学是一粒种子，那么，阳明之学就是那粒种子所生发成的参天大树，阳明后学则为环绕在那棵大树周围的广袤森林。学有渊源的师承，可以使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更高的起点上，持续不断地展开学术思考，积土成山，蔚成大宗。
中国教育史学迄今尚无声名显赫的学派出现，既与学统中断有关，也与师承乏力相随。前段时间，为了了解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专门以郭齐家教授为对象，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谈。访谈中，郭先生颇多感慨。感慨之一，就是我们的师承问题。他谈论说：
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与合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了以五大教授（邱椿、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和陈景磐）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我们这些后来者每论及此，常引以为自豪，这确实也值得自豪。但要知道，这种强大，数量意义要高于质量意义。这是因为，五大教授走到一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群体，而是外力强制的结果。就个人而言，他们每个人（尤其是邱、瞿、邵）都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由于种种原因，合并后的聚合力与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难以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学术权威和学术分工有机配合的学术团队。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老先生们的学术形象严重受损，其学术权威也被消解大半，后学晚辈避之犹恐不及，不参与批斗他们已属难得，更不用说自觉的师承意识了。我本人1960年教育系本科毕业后，先是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一年后转入教育史教研室。正正经经的教育史学科知识，是在此后一年多一边备课、一边从事本科教学中积累起来的。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在大批判中歪打正着地学了一点儿教育史。我1982年重新走上讲台，就是以那点儿有限的积累来讲授中国教育史的。此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此后，尽管我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弥补学术积累上的不足，但主要还是以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为中心，为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了一点儿基础性工作。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胜一筹，但大体状况与我相似。当我们有了自觉的师承意识之时，老先生们或已步入仙境，或已年老体迈。所以，让我们站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引领后学更上层楼，实在是勉为其难的。好在经过近30年的努力，教育史学科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累，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希望你们能高瞻远瞩、找准方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和师承意识，把教育史研究做得更好。
（笔者注：以上所引，是郭先生在我们访谈交流中的大意，并不全是他的原话）
说老实话，面对老一辈学者的殷切期待，我总觉得自己心虚得很。在与同仁、学生们的交谈中，我常说自己是“半吊子”。这绝非自谦之辞。由于学术境遇比上一代学者要好得多，我们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专业研究能力自然有所改观，但离邱椿、瞿菊农先生那代人学兼古今、知通中西的学术境界，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虽说要古今兼通，但从朗读“毛主席万岁”开始启蒙第一课、又在长期的“西倾”心态中读书应考，实在没有多少传统文化修养可言；虽说要中西兼学，但长期困守国内、主要透过书本看世界，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西学根底。如此眼高手低、一瓶子不满半甁子晃荡，不是半吊子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在解除了学术研究中过多的政治干扰之后，我们这代人与前两代学者相比，面临着更多难以克服的诱惑：由功利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金钱诱惑，由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权力诱惑……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暴自弃。古人云：“知不知，上也。”能自觉到自己的不足勉而弥补之，能意识到外在的诱惑起而抗拒之，本身就足以构成积累和进步的起点。更何况，中国教育史学迄今虽无显赫学派出现，但从新中国该学科的发展来说，“南派”（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和“北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确已形成过自己的特点：南派重文献梳理，北派重理论概括；南派重跟进国际潮流，北派重适应本土实际。而后起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在最近30年，经过“陈学恂——田正平——周谷平、肖朗”等的持续努力，沿着“现代化史”研究进路不断扩展和深化，成绩相当可观。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史和学术史等有自家追求的研究领域业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循序以进，通过不断修正、扩展和提升，未尝不可以有更大作为。
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网页建立之际，本人作为该院主要负责人，谨以此文志贺，并与各位同事和同学们共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