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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刚
男，1983年生，汉族，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镇人，2002年毕业于潢川师范学校（现为潢川幼儿师范学校）。作为最后一届包分配的中师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白雀园镇工作，先后在白雀园镇雷堂中学、骆寨小学、九里小学、赛山小学、李寨小学、陶岗小学任教，2015年担任白雀园镇中心学校工会主席。
一、童年记忆
1983年，我出生在光山县雷堂乡李榜村，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小时候家里比较穷，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母亲每天五点起来干农活，会把我叫起来做饭。母亲会先把米下进锅里后再出门。那时候我个头比较矮，锅台比较高，待饭烧滚之后，我就站在椅子上面，把饭搅一下。等饭烧好之后，我就去山上或湾里面收粪。那时候农村都养猪，有很多粪。拾到的粪就用作农家肥。我每天收一圈粪回来，大概是六点半。我再把饭热一下，母亲也便回
来了。
家人对我的教育很上心，尤其是我爷爷。爷爷是个文盲，他一生吃过很多不识字的亏。新中国成立之后，爷爷当过生产队队长。但是他不识字，被别人坑过很多次。尤其是在和别人写合同的时候，别人念给他听，等他按了手印，却发现内容不对。他知道不识字非常吃亏，所以教育我一定要读书。我爷爷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非常尊重，他希望后辈能有一个读书人。在农村人看来，只有当老师，才算是个文化人。我爷爷也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人。这也是我选择读师范的原因之一。
二、小学与初中的求学经历
1990年，我开始在李榜小学上小学。我们上学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学校是土坯房，没有桌椅，都是自己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长就用砖垒起架子，然后铺上板子，再把泥巴抹在板子上，作为课桌。二年级后，我们换了新桌椅，新桌子上面是石板，下面是砖砌的，比之前泥巴糊的桌子好些，但表面坑坑洼洼的，我们在桌子上面写字，经常一写一个洞，不平整。特别是到了冬天，手放在石板上非
常凉。
李榜小学有六七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没有一个正式师范毕业的老师，但教得都很好，都很负责，也很严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课老师都拿着一根
棍子。
因為都是本村人，老师和家长都认识。那时候家长对孩子上学非常重视，虽然家长一个字不认识，但是对老师非常尊重。有时老师会跟家长说：“最近你的孩子在学校很调皮呀。”家长就会说：“调皮就打呀，老师，没关系的。”我的语文老师叫王万生，是一位民办转正的老师，初中刚毕业就开始教我们。他教书非常严谨认真。为了更好地管理教学，他专门准备了一把一米长的三角形戒尺。如果我们作业完不成或者上课不遵守纪律，王老师就会用戒尺惩罚我们。我上学的时候很调皮，经常因为不听话而挨打。戒尺打手很痛，有时候能打出血印，所以我们都很怕他。在学习上，他对我们要求相当地严格，作业写得不工整或是写歪了都要重写。他的严厉对我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喜欢写写东西。
1996年，我在雷堂中学（现为白雀园第三中学）上初中。学校有两排砖瓦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是老师住的地方。没有学生宿舍，女生住在3间瓦房里，大概睡了50人；男生自己带被子和竹箔，在教室住。我和同桌商量好，我带一床被子，他带一床竹帛（用竹子做成凉席），我们合铺。晚上下了夜自习后，我们把书放在桌兜里，然后铺上竹帛。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觉。
学校有一个大伙房。我们每个月从家里扛一袋米过去，每斤米学校收1～2角的加工费。比如带20斤米，学校就给20斤的饭票，再交两元加工费。那时的伙房是对外承包的，餐厅就把饭做得很蓬松，一碗饭看起来很多，但是实际上不够分量，我从来没吃饱过。我们吃的菜都是从家里带的咸菜，不能带熟菜，容易坏。
三、为什么选择中师
1.多亏了爷爷的坚持
1999年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师范专业。老师说，我的成绩不能上免费的师范班，如果上的话，就只能交费。因为成绩排在前50名才能免费上师范专业，而我的成绩只能排到70多，所以我只能上非师
范类。
潢川师范学校的通知书下来了，上面写的是非师范生，我的内心很矛盾。当时大家都想上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一种荣耀；可要是上师范，就得支付高昂的学费，我学的又是音乐理论，学费大概一万五千元，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
负担。
当时全家讨论这个学到底上不上。我爷爷很坚定地说：“必须要上！没钱，我就去借钱。”然后我爷爷就拄着拐杖去借钱。没有我爷爷的坚持，我今天也不可能做教师。
2.考上中师就是一种荣耀
上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吃不饱饭、饿肚子。当时老师们也在伙房吃饭，可以随便吃。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当老师了，我也能吃饱饭。这个想法很单纯，因为老师能吃饱吃好，所以想到当
老师。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上师范就意味着能就业，就可以转成商品粮。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意味着吃国家饭。上中师，户口和工作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在农村人看来，没有哪条路比这条路更好。那时候上师范，就相当于现在考上了大学，确确实实是一种荣耀。考上后，很多家庭都大摆筵席庆祝。
中师选拔的都是全乡镇成绩最好的学生。唯一的选拔方式就是考试。那时候没有面试，但是要体检，体检不过关，就没法入学。潢川师范每年分给白雀园镇几个指标，从高分开始录取，基本上最好的学生都去了中师。
我报考的是潢川师范的小学音乐理论班。报考这个专业，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唱歌哄我睡觉。从那时起，我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初中的时候，全校只有一个音乐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兼任的。他不仅唱歌好，还识五线谱。在农村，学校里会识谱的人很罕见。我们这一届有很多人学音乐，就是受到这位老师的影响。
四、美好的求学记忆
中师的生活相当充实。我们上师范的时候，重点是培养师范能力。中师虽然不像大学一样学习特别深奥的知识，但是，中师培养了我们许多技能，让我们勇敢地站在讲台上，知道如何做一名小学老师，如何思考，如何与人交流。 1.严格的教师培养体系
（1）一周一演讲练胆量
每个星期日晚上，我们都要进行主题演讲，比如，围绕“现行教育问题”每个人轮流上台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每个人都要说，什么时候说完，什么时候下自习。刚开始真不适应，以前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话。刚入学时，我一上台就脸红。记得第一次上讲台时，班长喊我名字，让我上台。我对班长说：“我不说，写行不行？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家在下面哈哈笑了起来。班长说不行，非得逼着我开口。这个每周演讲非常锻炼口才与
胆量。
此外，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进行一个大讨论，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演变成了讲课的形式。那时候有一个社团，实际就是一个兴趣小组，我们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怎么上课，或者怎么教学生唱歌。
（2）“三字一话”提素养
我们主要锻炼读、说、写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小黑板，每天练“三笔字”，这是必须的：写一篇钢笔字，写一篇毛笔字，再写一个小黑板的粉笔字。我们很重视这方面的训练，班里每星期要评比一下，学校每学期还有一个“三笔字”大赛。
（3）学习就是为了当老师
我们的学习内容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音乐理论班的培养目标是农村中小学音乐老师，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农村音乐老师用得着的，非常实用。学习怎么教书，是最核心的。首先是专业课，如钢琴、舞蹈、理论等。我们是音乐理论班，理论学得最多，如乐谱、五线谱、开谱、高音低音，还有简谱与和声。我们还学习钢琴、舞蹈、唱歌等，虽然都只学习些皮毛，但只要是与音乐相关的，我们都学。除了专业课，我们也学文化课。语文、数学、政治、心理学、教育学、教材教法，都是要学的。
（4）辛苦的音乐学习之路
学校管理很严，时间安排很紧。每天5：30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做操。做完操后，就上自习，大概是40分钟，自习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背书，可以学理论。7：10下自习，然后是吃饭时间。8：00开始打扫卫生，8：30上课，11：30放学，上午三节，下午三节。下午5：30放学，先打扫卫生，然后去吃饭。7：10上夜自习，时间非常长。下了夜自习已经9：30了。如果下了夜自习不回宿舍，宿舍大门就关了，回不去了。
我们夜自习的课程很丰富，有时候去琴房练琴，有时候老师给我们讲音乐理论，有时候上艺术专业课，有时候练声。学校专门有一个艺术楼，我们和幼师班在艺术楼学习，因为艺术专业的学生经常练声，会影响其他同学。我们上专业课，都是上一上午。比如我们练声都是一上午，练钢琴经常都是一下午。有时候两点到琴房，到六点还不知道放学了，一直在练琴。学音乐是非常辛苦的。
（5）毕业考核严要求
毕业论文也是围绕如何做老师展开的。我们那一年的题目是“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音乐老师”，所有的人都要写这个题目，要求800～1000字。每个学期，我们都有音乐专业的考试。一是专业技能考试，分两类，声乐和乐器，主要是钢琴。二是理论考试，主要是音乐理论，和弦、音乐基础、简谱的使用与书写等。我们还有文化课考试，学什么就考什么。考试还不能挂科，一挂科就得重考，考不过就拿不到毕业证。
2.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那时候校园活动非常多，美术比赛、音乐比赛等，我们经常去看。每学期学校和班里也会组织举办各种晚会，活动很丰富。周末学校会免费发电影票，班里的电视也是开放的，什么频道都有。现在我喜欢体育运动，看篮球、足球，都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爱好。那时候电视转播NBA比赛，上午看NBA，下午就去球场练
一练。
五、我的教师之路
2002年9月，我毕业了。那时候的分配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就回到了母校雷堂中学任教，教音乐和政治。全校只有我一个音乐老师，我一个人带全校十几个班的音乐课，一个星期十二节音乐课，还有三节政治课。
当时，我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喜欢上我的课，原因很简单，学习非常枯燥，学生最喜欢就是音乐课。比如，我提着录音机去二（2）班上课，路过二（1）班门口，学生会站起来鼓掌，以为去他们班上音乐课。那时候，学校条件非常有限，连电子琴和录音机都没有，我就自己买了一台录音机，下周要教什么歌，这周就到镇上买磁带。我教的主要是民歌和校园歌曲，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水一方》《鸿雁》这
些歌。
2004年9月，我調到骆寨小学工作，做了两年的班主任。骆寨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没有宿舍，就把村里的平顶屋给我住。房子很小，夏天热，冬天冷。那个房间是水泥地，地上有一些洞，刚开始我没在意，后来经常半夜感觉身上有东西在爬。甚至有一次，爬到头上蛰我的头，打开灯一看，是两条大蜈蚣。住在那间屋里，经常有蜈蚣爬出来，在我头
上咬。
骆寨小学缺老师。我一个星期上22节课，还当五年级的班主任。我们班除了数学，其他科目都是我教，白天基本上都是满课，写教案、改作业都是在晚上做。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月多少钱，就干多少活”，管他给多少钱，就认真地干呗，用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比什么
都强。
2006年9月，我从骆寨小学调到九里小学任教导主任。2010年9月，又到赛山小学、李寨小学、陶岗小学做校长。2015年至今，担任白雀园镇中心学校工会主席，为全镇的教师服务。
我从一名初中老师到小学老师，教过所有的科目，再从一线老师到教导主任、校长、工会主席，在很多岗位工作过。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到现在，和我在潢川师范学校接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全科教师的培养模式使我能胜任绝大部分科目的教学工作，也磨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中师教育的求学经历非常珍贵。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也一直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当个好老师。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3.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镇第一完全小学）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男，1983年生，汉族，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镇人，2002年毕业于潢川师范学校（现为潢川幼儿师范学校）。作为最后一届包分配的中师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白雀园镇工作，先后在白雀园镇雷堂中学、骆寨小学、九里小学、赛山小学、李寨小学、陶岗小学任教，2015年担任白雀园镇中心学校工会主席。
一、童年记忆
1983年，我出生在光山县雷堂乡李榜村，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小时候家里比较穷，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里照顾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母亲每天五点起来干农活，会把我叫起来做饭。母亲会先把米下进锅里后再出门。那时候我个头比较矮，锅台比较高，待饭烧滚之后，我就站在椅子上面，把饭搅一下。等饭烧好之后，我就去山上或湾里面收粪。那时候农村都养猪，有很多粪。拾到的粪就用作农家肥。我每天收一圈粪回来，大概是六点半。我再把饭热一下，母亲也便回
来了。
家人对我的教育很上心，尤其是我爷爷。爷爷是个文盲，他一生吃过很多不识字的亏。新中国成立之后，爷爷当过生产队队长。但是他不识字，被别人坑过很多次。尤其是在和别人写合同的时候，别人念给他听，等他按了手印，却发现内容不对。他知道不识字非常吃亏，所以教育我一定要读书。我爷爷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非常尊重，他希望后辈能有一个读书人。在农村人看来，只有当老师，才算是个文化人。我爷爷也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人。这也是我选择读师范的原因之一。
二、小学与初中的求学经历
1990年，我开始在李榜小学上小学。我们上学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学校是土坯房，没有桌椅，都是自己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长就用砖垒起架子，然后铺上板子，再把泥巴抹在板子上，作为课桌。二年级后，我们换了新桌椅，新桌子上面是石板，下面是砖砌的，比之前泥巴糊的桌子好些，但表面坑坑洼洼的，我们在桌子上面写字，经常一写一个洞，不平整。特别是到了冬天，手放在石板上非
常凉。
李榜小学有六七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没有一个正式师范毕业的老师，但教得都很好，都很负责，也很严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课老师都拿着一根
棍子。
因為都是本村人，老师和家长都认识。那时候家长对孩子上学非常重视，虽然家长一个字不认识，但是对老师非常尊重。有时老师会跟家长说：“最近你的孩子在学校很调皮呀。”家长就会说：“调皮就打呀，老师，没关系的。”我的语文老师叫王万生，是一位民办转正的老师，初中刚毕业就开始教我们。他教书非常严谨认真。为了更好地管理教学，他专门准备了一把一米长的三角形戒尺。如果我们作业完不成或者上课不遵守纪律，王老师就会用戒尺惩罚我们。我上学的时候很调皮，经常因为不听话而挨打。戒尺打手很痛，有时候能打出血印，所以我们都很怕他。在学习上，他对我们要求相当地严格，作业写得不工整或是写歪了都要重写。他的严厉对我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喜欢写写东西。
1996年，我在雷堂中学（现为白雀园第三中学）上初中。学校有两排砖瓦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是老师住的地方。没有学生宿舍，女生住在3间瓦房里，大概睡了50人；男生自己带被子和竹箔，在教室住。我和同桌商量好，我带一床被子，他带一床竹帛（用竹子做成凉席），我们合铺。晚上下了夜自习后，我们把书放在桌兜里，然后铺上竹帛。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觉。
学校有一个大伙房。我们每个月从家里扛一袋米过去，每斤米学校收1～2角的加工费。比如带20斤米，学校就给20斤的饭票，再交两元加工费。那时的伙房是对外承包的，餐厅就把饭做得很蓬松，一碗饭看起来很多，但是实际上不够分量，我从来没吃饱过。我们吃的菜都是从家里带的咸菜，不能带熟菜，容易坏。
三、为什么选择中师
1.多亏了爷爷的坚持
1999年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师范专业。老师说，我的成绩不能上免费的师范班，如果上的话，就只能交费。因为成绩排在前50名才能免费上师范专业，而我的成绩只能排到70多，所以我只能上非师
范类。
潢川师范学校的通知书下来了，上面写的是非师范生，我的内心很矛盾。当时大家都想上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一种荣耀；可要是上师范，就得支付高昂的学费，我学的又是音乐理论，学费大概一万五千元，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
负担。
当时全家讨论这个学到底上不上。我爷爷很坚定地说：“必须要上！没钱，我就去借钱。”然后我爷爷就拄着拐杖去借钱。没有我爷爷的坚持，我今天也不可能做教师。
2.考上中师就是一种荣耀
上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吃不饱饭、饿肚子。当时老师们也在伙房吃饭，可以随便吃。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当老师了，我也能吃饱饭。这个想法很单纯，因为老师能吃饱吃好，所以想到当
老师。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上师范就意味着能就业，就可以转成商品粮。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意味着吃国家饭。上中师，户口和工作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在农村人看来，没有哪条路比这条路更好。那时候上师范，就相当于现在考上了大学，确确实实是一种荣耀。考上后，很多家庭都大摆筵席庆祝。
中师选拔的都是全乡镇成绩最好的学生。唯一的选拔方式就是考试。那时候没有面试，但是要体检，体检不过关，就没法入学。潢川师范每年分给白雀园镇几个指标，从高分开始录取，基本上最好的学生都去了中师。
我报考的是潢川师范的小学音乐理论班。报考这个专业，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唱歌哄我睡觉。从那时起，我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初中的时候，全校只有一个音乐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兼任的。他不仅唱歌好，还识五线谱。在农村，学校里会识谱的人很罕见。我们这一届有很多人学音乐，就是受到这位老师的影响。
四、美好的求学记忆
中师的生活相当充实。我们上师范的时候，重点是培养师范能力。中师虽然不像大学一样学习特别深奥的知识，但是，中师培养了我们许多技能，让我们勇敢地站在讲台上，知道如何做一名小学老师，如何思考，如何与人交流。 1.严格的教师培养体系
（1）一周一演讲练胆量
每个星期日晚上，我们都要进行主题演讲，比如，围绕“现行教育问题”每个人轮流上台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每个人都要说，什么时候说完，什么时候下自习。刚开始真不适应，以前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话。刚入学时，我一上台就脸红。记得第一次上讲台时，班长喊我名字，让我上台。我对班长说：“我不说，写行不行？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家在下面哈哈笑了起来。班长说不行，非得逼着我开口。这个每周演讲非常锻炼口才与
胆量。
此外，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进行一个大讨论，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演变成了讲课的形式。那时候有一个社团，实际就是一个兴趣小组，我们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怎么上课，或者怎么教学生唱歌。
（2）“三字一话”提素养
我们主要锻炼读、说、写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小黑板，每天练“三笔字”，这是必须的：写一篇钢笔字，写一篇毛笔字，再写一个小黑板的粉笔字。我们很重视这方面的训练，班里每星期要评比一下，学校每学期还有一个“三笔字”大赛。
（3）学习就是为了当老师
我们的学习内容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音乐理论班的培养目标是农村中小学音乐老师，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农村音乐老师用得着的，非常实用。学习怎么教书，是最核心的。首先是专业课，如钢琴、舞蹈、理论等。我们是音乐理论班，理论学得最多，如乐谱、五线谱、开谱、高音低音，还有简谱与和声。我们还学习钢琴、舞蹈、唱歌等，虽然都只学习些皮毛，但只要是与音乐相关的，我们都学。除了专业课，我们也学文化课。语文、数学、政治、心理学、教育学、教材教法，都是要学的。
（4）辛苦的音乐学习之路
学校管理很严，时间安排很紧。每天5：30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做操。做完操后，就上自习，大概是40分钟，自习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背书，可以学理论。7：10下自习，然后是吃饭时间。8：00开始打扫卫生，8：30上课，11：30放学，上午三节，下午三节。下午5：30放学，先打扫卫生，然后去吃饭。7：10上夜自习，时间非常长。下了夜自习已经9：30了。如果下了夜自习不回宿舍，宿舍大门就关了，回不去了。
我们夜自习的课程很丰富，有时候去琴房练琴，有时候老师给我们讲音乐理论，有时候上艺术专业课，有时候练声。学校专门有一个艺术楼，我们和幼师班在艺术楼学习，因为艺术专业的学生经常练声，会影响其他同学。我们上专业课，都是上一上午。比如我们练声都是一上午，练钢琴经常都是一下午。有时候两点到琴房，到六点还不知道放学了，一直在练琴。学音乐是非常辛苦的。
（5）毕业考核严要求
毕业论文也是围绕如何做老师展开的。我们那一年的题目是“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音乐老师”，所有的人都要写这个题目，要求800～1000字。每个学期，我们都有音乐专业的考试。一是专业技能考试，分两类，声乐和乐器，主要是钢琴。二是理论考试，主要是音乐理论，和弦、音乐基础、简谱的使用与书写等。我们还有文化课考试，学什么就考什么。考试还不能挂科，一挂科就得重考，考不过就拿不到毕业证。
2.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那时候校园活动非常多，美术比赛、音乐比赛等，我们经常去看。每学期学校和班里也会组织举办各种晚会，活动很丰富。周末学校会免费发电影票，班里的电视也是开放的，什么频道都有。现在我喜欢体育运动，看篮球、足球，都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爱好。那时候电视转播NBA比赛，上午看NBA，下午就去球场练
一练。
五、我的教师之路
2002年9月，我毕业了。那时候的分配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就回到了母校雷堂中学任教，教音乐和政治。全校只有我一个音乐老师，我一个人带全校十几个班的音乐课，一个星期十二节音乐课，还有三节政治课。
当时，我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喜欢上我的课，原因很简单，学习非常枯燥，学生最喜欢就是音乐课。比如，我提着录音机去二（2）班上课，路过二（1）班门口，学生会站起来鼓掌，以为去他们班上音乐课。那时候，学校条件非常有限，连电子琴和录音机都没有，我就自己买了一台录音机，下周要教什么歌，这周就到镇上买磁带。我教的主要是民歌和校园歌曲，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水一方》《鸿雁》这
些歌。
2004年9月，我調到骆寨小学工作，做了两年的班主任。骆寨小学的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没有宿舍，就把村里的平顶屋给我住。房子很小，夏天热，冬天冷。那个房间是水泥地，地上有一些洞，刚开始我没在意，后来经常半夜感觉身上有东西在爬。甚至有一次，爬到头上蛰我的头，打开灯一看，是两条大蜈蚣。住在那间屋里，经常有蜈蚣爬出来，在我头
上咬。
骆寨小学缺老师。我一个星期上22节课，还当五年级的班主任。我们班除了数学，其他科目都是我教，白天基本上都是满课，写教案、改作业都是在晚上做。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月多少钱，就干多少活”，管他给多少钱，就认真地干呗，用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比什么
都强。
2006年9月，我从骆寨小学调到九里小学任教导主任。2010年9月，又到赛山小学、李寨小学、陶岗小学做校长。2015年至今，担任白雀园镇中心学校工会主席，为全镇的教师服务。
我从一名初中老师到小学老师，教过所有的科目，再从一线老师到教导主任、校长、工会主席，在很多岗位工作过。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到现在，和我在潢川师范学校接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全科教师的培养模式使我能胜任绝大部分科目的教学工作，也磨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中师教育的求学经历非常珍贵。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也一直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当个好老师。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3.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镇第一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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