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是本精装小书。灰色封面，中央一枚藏书票图案奇异，在午后的光线下呼之欲出。我忍不住从架上取下来。书名字体很小：《出版业》。翻过深灰色环衬，是更小的书名和简单的出版社标识：V。再翻，小书才通过扉页上的副标题开口说话——跨国公司如何接管出版业并改变我们的阅读。
二○○一年夏天，我再次赴美求学。等待开学的那段日子，我在波士顿一家书店的二楼角落消磨了不少时光。那时我不可能想到，某个下午邂逅的一本书，会和后来的生活轨迹有什么暗合。
当时我正被美国出版业标志性刊物《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s Weekly)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本书适时出现，还树于林，并带给我历史视野。它以四十年的圈内人经历，描述和分析了战后美国出版业的变迁。其发现是：日益强势的综合传媒集团的商业运营结构，改变了出版的性质，抽空了传统出版业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评功能，使出版业沦为娱乐业的附庸，从而伤害了民主。作者安德列·西弗林（André Schiffrin）生于一九三五年，不到三十岁就被兰登书屋创始人贝纳特·塞尔夫（Bennett Cerf）任命为其旗下万神殿（Pantheon）社长。三十年后他率众起义，倒戈兰登书屋，一九九○年创立最早的非营利出版社之一——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由他引发的行业地震，从“物种意义上”重塑了美国出版业景观。
想不到五年后，我受雇于那个V字所代表的沃索（Verso）出版社，在其纽约分社工作。沃索以出版左翼思想家的作品著称，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阿尔杜塞、哈贝马斯、詹姆逊、本·安德森、齐泽克等都是它的作者，这在美国具有几乎刺目的批判色彩，而我的职责，首先就是把这个思想库变成现金流，以保障沃索批判的本钱。
深秋的一天，我忽然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安德列·西弗林的助理打来的，约我与西弗林先生共进午餐。对这个意外邀请，我很难说喜大于惊或惊多于喜，总之是领略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出版人的个人风格。
其实我一到沃索上班，就在样书架上找到了《出版业》一书，发现不仅有灰色封面的精装本，还有浅绿封面的平装本，都让人爱不释手。我查过发行数据库，发现累积销量居然高达三万册，版权卖出二十多个语种。中文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从办公室沿小街步行到同在纽约苏荷区的新出版社。新出版社已不在书中描述的被弃置的房子，而是占了一幢不大的旧式建筑的一层。亚裔执行主编安迪（Andy Hsiao）前来迎我，带我参观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一路跟人打着招呼。安德列终于出现。他身着深色呢大衣，扣子扣得中规中矩，那种饱经世故的沉稳，与周围轻盈的风格形成反差。他个子不高，和我握手时没有笑容，几乎省略了寒暄。
在一家泰式餐厅坐定后，他拿出一本书送我，是前些年他们出版的查建英的英文书《中国波普》（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看来让他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中国背景，说不定还有新出版社和沃索既是同道又是对手的微妙关系。沃索总部虽在伦敦，其纽约分社已运行十多年了，与新出版社在选题和作者上均有交叉。
果然，安德列开门见山：为什么沃索会请你来？听他把“你”字毫不掩饰地加重，我不禁笑道：也许沃索请我是个错误呢。我继而简述了与沃索的渊源。他认真听，不加评论，但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是典型的“出版人午餐”，交换信息，谈行业问题，评论彼此书目，商讨合作可能。午餐，是纽约出版圈运转的秘密动力。作者与代理人，代理人与编辑，编辑与企划、与发行人，都少不了午餐档的会面，难怪业内人士日常备览的其实是“出版人午餐”(Pudlisher ,s Lunch)，一份会员制电子周刊。
“想出什么就出什么”：出版业的天真时代
转年春天，我应邀去安德列家中拜访。
他家位于纽约上城西，老式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一架窄小的专用电梯缓慢升向十六层。一出电梯，赫然就是客厅，两扇大窗几乎将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侧面是铺向屋顶的书墙，一扇小门开在底端，一位优雅的老妇人默然进出。我读过安德列不久前出版的自传《政治教育》，断定那就是他二十几岁在剑桥读书时倾心的英国女子。也是从那部自传中，我得知安德列是俄国犹太人后裔，父亲雅克·西弗林（Jacques Schiffrin）曾是法国声誉卓著的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人，纪德、萨特、波伏瓦等巴黎左岸知识分子一度是他家常客。安德列五岁那年，希特勒进军巴黎，他们一家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辗转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和安德列的话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万神殿和兰登书屋开始。
万神殿其实是安德列的父亲和德国出版人科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流亡美国后共同创办的。科尔特是最早在德国出版卡夫卡的人，也是最早把《红楼梦》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的人，后来是万神殿把《红楼梦》从德文译到英文出版。《易经》英译本也是万神殿最先在美国出版，出版时无人问津，六十年代忽然被读者接受，精装本一印过百万册。
安德列说起万神殿历史如数家珍，追问后才得知他父亲五十年代初便郁郁而终，并未给他留下任何资产。六十年代，万神殿出版《日瓦格医生》大获成功之际，卖给了塞尔夫创立于一九二五年的兰登书屋。塞尔夫在买下万神殿及另一个著名文学品牌克诺朴夫（Knopf）后，加上之前以美国文学见长的兰登，一下拥有了覆盖整个欧洲、美国和东方文学的组合。他很高兴延续这种联盟状态，让每个分支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不指望赚大钱。这就是兰登书屋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基本格局。
血液和家族传统往往以曲折的方式延续。安德列靠奖学金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后，又到剑桥求学。为照顾母亲，他一毕业就从伦敦返回纽约，在新美国图书馆找了份助理编辑的工作。不久，万神殿要找有国际联系的年轻编辑时，选中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从事出版是从事政治活动（大学期间他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之外介入社会的理想通道，这符合他的自我期许，于是全心投入，两年后即被任命为万神殿社长。
“那时候出版社很小，只有十几个人，但贝纳特完全信任我们，想出什么出什么。我也不觉得是为兰登书屋工作，而是为万神殿工作。那时真是出版业的天堂。”他说。
鉴于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仍被麦卡锡主义恐惧症控制，安德列在出版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热衷出版“挑战性观念”。他跑回母校剑桥，一本接一本签下读书时代的偶像蒂特莫斯、托尼、希尔、霍布斯鲍姆等欧洲左翼学者和思想家。他也尝试不同文化的历史，出版了一套“反教科书系列”，“试图挑战冷战偏见下的亚洲研究”。
“当时，我曾把瑞典文的《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通过小村庄里每个村民的生活，让美国人第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CIA报告中的中国……”
安德列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的话：这个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
谈话中，我还留意到，安德列脑子里有本印数账：“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的小说都成了中等规模的畅销书，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平装本就卖得更多了。”终于，他发现六十年代曾卖数十万册的乔姆斯基的书，到七十年代后期逐年下降。“图书销量是无法验证却准确之极的社会变迁统计”，他意识到时代变了。
二○○一年夏天，我再次赴美求学。等待开学的那段日子，我在波士顿一家书店的二楼角落消磨了不少时光。那时我不可能想到，某个下午邂逅的一本书，会和后来的生活轨迹有什么暗合。
当时我正被美国出版业标志性刊物《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s Weekly)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本书适时出现，还树于林，并带给我历史视野。它以四十年的圈内人经历，描述和分析了战后美国出版业的变迁。其发现是：日益强势的综合传媒集团的商业运营结构，改变了出版的性质，抽空了传统出版业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评功能，使出版业沦为娱乐业的附庸，从而伤害了民主。作者安德列·西弗林（André Schiffrin）生于一九三五年，不到三十岁就被兰登书屋创始人贝纳特·塞尔夫（Bennett Cerf）任命为其旗下万神殿（Pantheon）社长。三十年后他率众起义，倒戈兰登书屋，一九九○年创立最早的非营利出版社之一——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由他引发的行业地震，从“物种意义上”重塑了美国出版业景观。
想不到五年后，我受雇于那个V字所代表的沃索（Verso）出版社，在其纽约分社工作。沃索以出版左翼思想家的作品著称，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阿尔杜塞、哈贝马斯、詹姆逊、本·安德森、齐泽克等都是它的作者，这在美国具有几乎刺目的批判色彩，而我的职责，首先就是把这个思想库变成现金流，以保障沃索批判的本钱。
深秋的一天，我忽然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安德列·西弗林的助理打来的，约我与西弗林先生共进午餐。对这个意外邀请，我很难说喜大于惊或惊多于喜，总之是领略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出版人的个人风格。
其实我一到沃索上班，就在样书架上找到了《出版业》一书，发现不仅有灰色封面的精装本，还有浅绿封面的平装本，都让人爱不释手。我查过发行数据库，发现累积销量居然高达三万册，版权卖出二十多个语种。中文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我从办公室沿小街步行到同在纽约苏荷区的新出版社。新出版社已不在书中描述的被弃置的房子，而是占了一幢不大的旧式建筑的一层。亚裔执行主编安迪（Andy Hsiao）前来迎我，带我参观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一路跟人打着招呼。安德列终于出现。他身着深色呢大衣，扣子扣得中规中矩，那种饱经世故的沉稳，与周围轻盈的风格形成反差。他个子不高，和我握手时没有笑容，几乎省略了寒暄。
在一家泰式餐厅坐定后，他拿出一本书送我，是前些年他们出版的查建英的英文书《中国波普》（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看来让他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中国背景，说不定还有新出版社和沃索既是同道又是对手的微妙关系。沃索总部虽在伦敦，其纽约分社已运行十多年了，与新出版社在选题和作者上均有交叉。
果然，安德列开门见山：为什么沃索会请你来？听他把“你”字毫不掩饰地加重，我不禁笑道：也许沃索请我是个错误呢。我继而简述了与沃索的渊源。他认真听，不加评论，但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接着是典型的“出版人午餐”，交换信息，谈行业问题，评论彼此书目，商讨合作可能。午餐，是纽约出版圈运转的秘密动力。作者与代理人，代理人与编辑，编辑与企划、与发行人，都少不了午餐档的会面，难怪业内人士日常备览的其实是“出版人午餐”(Pudlisher ,s Lunch)，一份会员制电子周刊。
“想出什么就出什么”：出版业的天真时代
转年春天，我应邀去安德列家中拜访。
他家位于纽约上城西，老式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一架窄小的专用电梯缓慢升向十六层。一出电梯，赫然就是客厅，两扇大窗几乎将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侧面是铺向屋顶的书墙，一扇小门开在底端，一位优雅的老妇人默然进出。我读过安德列不久前出版的自传《政治教育》，断定那就是他二十几岁在剑桥读书时倾心的英国女子。也是从那部自传中，我得知安德列是俄国犹太人后裔，父亲雅克·西弗林（Jacques Schiffrin）曾是法国声誉卓著的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人，纪德、萨特、波伏瓦等巴黎左岸知识分子一度是他家常客。安德列五岁那年，希特勒进军巴黎，他们一家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辗转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和安德列的话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万神殿和兰登书屋开始。
万神殿其实是安德列的父亲和德国出版人科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流亡美国后共同创办的。科尔特是最早在德国出版卡夫卡的人，也是最早把《红楼梦》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的人，后来是万神殿把《红楼梦》从德文译到英文出版。《易经》英译本也是万神殿最先在美国出版，出版时无人问津，六十年代忽然被读者接受，精装本一印过百万册。
安德列说起万神殿历史如数家珍，追问后才得知他父亲五十年代初便郁郁而终，并未给他留下任何资产。六十年代，万神殿出版《日瓦格医生》大获成功之际，卖给了塞尔夫创立于一九二五年的兰登书屋。塞尔夫在买下万神殿及另一个著名文学品牌克诺朴夫（Knopf）后，加上之前以美国文学见长的兰登，一下拥有了覆盖整个欧洲、美国和东方文学的组合。他很高兴延续这种联盟状态，让每个分支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不指望赚大钱。这就是兰登书屋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基本格局。
血液和家族传统往往以曲折的方式延续。安德列靠奖学金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后，又到剑桥求学。为照顾母亲，他一毕业就从伦敦返回纽约，在新美国图书馆找了份助理编辑的工作。不久，万神殿要找有国际联系的年轻编辑时，选中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从事出版是从事政治活动（大学期间他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之外介入社会的理想通道，这符合他的自我期许，于是全心投入，两年后即被任命为万神殿社长。
“那时候出版社很小，只有十几个人，但贝纳特完全信任我们，想出什么出什么。我也不觉得是为兰登书屋工作，而是为万神殿工作。那时真是出版业的天堂。”他说。
鉴于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心态仍被麦卡锡主义恐惧症控制，安德列在出版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热衷出版“挑战性观念”。他跑回母校剑桥，一本接一本签下读书时代的偶像蒂特莫斯、托尼、希尔、霍布斯鲍姆等欧洲左翼学者和思想家。他也尝试不同文化的历史，出版了一套“反教科书系列”，“试图挑战冷战偏见下的亚洲研究”。
“当时，我曾把瑞典文的《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通过小村庄里每个村民的生活，让美国人第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CIA报告中的中国……”
安德列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的话：这个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
谈话中，我还留意到，安德列脑子里有本印数账：“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的小说都成了中等规模的畅销书，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平装本就卖得更多了。”终于，他发现六十年代曾卖数十万册的乔姆斯基的书，到七十年代后期逐年下降。“图书销量是无法验证却准确之极的社会变迁统计”，他意识到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