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疾病的关系由来已久，从古希腊史诗到后现代文学，从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到鲁迅、郁达夫、莫言等，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已经生成了超越身体意义的审美维度，成为了社会、文化、道德与人性病态的隐喻。苏珊·桑塔格甚至认为：疾病和疗救的主题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爱和死的文学永恒主题。在如此之多的经典名篇的笼罩之下，晓苏的《看病》（载《花城》2017年第2期）以自然质朴的叙述风格、言近旨远的忧患意识讲述了一个乡下人进城看病的故事，并在由此牵连出的一系列人、事前因后果的穿插中，勾画出当下乡村与城市的人性、人情生态病象。在城与乡、病者与医者、身体与精神、人情与规则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中，从容地打量社会变迁中世道人心深处的美德与痼疾、温情与冷漠、慷慨与贪婪，既有抚今追昔的缅怀，也有敏锐警觉的批判。不仅读来令人眼前一亮，作者也由此成功地摆脱了“影响的焦虑”，为疾病与疗救这一经典主题提供了新鲜的时代经验与叙述方式。
　　《看病》的起因源于油菜坡村民林近山联系“我”要到襄阳来看腿疾，行动不便的林以每天110元的价格请了光棍张自榜作陪，误车之后又不得不以五百元包下了同村李兆祥的桑塔纳。一个真正的病人，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陪伴者，一个仗着妹夫是交警而有恃无恐的司机，开始了他们看似目标一致实际上各怀心思的“三人行”。进城之后，人物角色发生了有趣的翻转：病人林近山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打针取药后即退居次要位置，张自榜和李兆祥则分别登台表演。见识有限的张抱着“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自私心理让胡院长领着看了淋病；无证驾驶的李不仅被交警处以重罚，车也被扣押，在小曲的多方通融下才得以摆脱困境。无论胡院长还是小曲，在“我”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做是“我”的代言人。胡院长和小曲对张、李的疗救或解救，实际上都是源于“我”与林近山过去缔结的兄弟般的情谊，是这份情谊惠及到了张、李。但是，被利益蒙住了眼睛和心灵的张、李二人，非但没有感激林，在返回途中向林索要工钱被拒时不仅恶语相向，还欲在车上对林进行暴力攻击。最后，车毁人伤。
　　“病”在小说中具有明显的隐喻功能，它既是具体的林近山的腿疾、三人最后的的车祸外伤，也是张、李贪婪自私、无知狭隘、唯利是图、肆无忌惮的人性之病。身体上的疾患不难治愈，人性中的痼疾才是比身体疾患更难觉知、更难疗治的“病”。小说最后三人翻车掉下十几丈的石沟也是一个隐喻，那是张、李这类人难以填满的欲望之壑。晓苏的油菜坡系列一直将关注点放在乡村变迁中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但这却是一个让人无法乐观的话题，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对当下农民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的侵袭与改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很多人失掉了基本的同情心与感恩心，人心的干涸必然带来人性的残缺，人情交往也逐渐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具有警世意味的结局与其说是隐含作者对利欲熏心者的深恶痛绝，不如說是对乡村人性之病的深深隐忧与当头棒喝。
　　小说在对人性之病的揭示中，也对不易察觉的社会之病进行了文学显影：在乡间的熟人社会里，依靠道德约束的人情交往已被异化；与之相反的是，在本该以契约与律法为基础的城市公共领域里，异化的“人情”却大行其道。“我”、胡院长、小曲在解决林、张、李三人遇到的麻烦时一路畅通无阻，正是得力于“我”作为行管局局长的“面子”与“人情”。小至看病时的挂号与排队，大至无证驾驶的李兆祥可以免除拘留、放行车辆。人情的过度膨胀可以消解、逾越各种规范、制度乃至于法律，礼尚往来的人情幌子之下是各种权力资本在社会公共空间的隐秘交换。乡间人情的极度萎缩与城里人情的过分膨胀看似相反，实为一体两面，其指向的都是利益诉求，最终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和社会风气的不正常。在中国由传统人情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说人情的尺度也是丈量社会转型是否成功的尺度之一。校正人情在公与私、道德与律法领域的正确尺度，其意义不可忽视。
　　《看病》不仅从故事层面完成了“我”（胡院长、小曲）对林近山（张自榜、李兆祥）的救助，其深刻之处还在于小说以足够的叙事智慧在话语层面凸显的多重涵义：通过隐喻对张、李人性之病的诊断，通过自我解构对叙事者“我”及其代言人精神痼疾的诊断，以及在整体中显现出来的社会病象。意味深长的小说结尾——“我”被巡视组约谈，因为有人举报“我”有违纪问题，而且还是“带病提拔”——这个漂亮的自我解构，有如《狂人日记》中狂人最终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的深刻自省，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我”与林近山淳朴真挚的感情插叙是对过去美好人际关系的缅怀，那么小说结尾叙述者的自我解构则包含了对风正气清社会关系的呼唤。
　　（作者介绍：王海燕，评论家，湖北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