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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約翰·多恩的思想危机是其创作宗教诗的主要动因和主题，而这一时期写作的《圣十四行诗》正是他心灵矛盾的展现。通过对诗作读解分析，发现其早年的肉体罪恶和晚年的改宗国教是造成多恩思想危机的主要原因。多恩通过诗歌表达了悔罪和期待宽恕的愿望，希望通过上帝的仁慈获得拯救。
关键词：约翰·多恩；《圣十四行诗》；肉体罪恶；改宗；思想危机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鼻祖，早年以爱情诗著称，晚年主要成就是宗教诗和布道文。在1633年初版，1635年再版的《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之中，约翰·多恩用诗歌的形式书写出自己在经历改宗之后的思想危机。现代评论家多认为多恩在现实宗教迫害的巨大压力下，更为了改变生活的窘境寻求政治上的前途走上了改宗的道路。但从社会政治视角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多恩为何在改宗以后仍然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一生都处于心灵矛盾之中的境况。本文试图以写作于多恩改宗前后的19首《圣十四行诗》[1]为中心，寻找他思想危机的内在历程，以求对这一影响多恩后期创作的重要问题加以揭示。
评论者大多认为多恩宗教诗的写作动因多少与他晚年改宗（Conversion）英国国教这一核心事件相关。约翰·多恩研究者约翰·凯瑞（John Carey）对此说到：“关于多恩所应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第二件事是他背叛了天主教”。[2]多恩出生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乌托邦》的作者、天主教殉道者托马斯·莫尔的侄女。多恩曾对自己的天主教背景颇感荣耀。但英国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徒成为异端遭受着残酷的宗教迫害，多恩的众多亲属或被迫逃亡，或死于非命。他因拒绝宣誓效忠国王而无法在牛津、剑桥大学获得学位，无法在政治上一展抱负。在接受教育和肄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恩把他继承的遗产相当多的部分都花费在追逐女人、文学创作、消磨时光和旅行之中，过了一段相当放浪形骸的生活。1615年多恩选择皈依国教，得到国王的重用，担任王室牧师。在1621年更是升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一职。但在天主教背景成长起来的多恩深受其教义的影响，他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寬裕的生活条件，但他的心灵并不平静。
天主教教义中强调罪（Sin）的概念。晚年的多恩在是否皈依国教的问题上纠结，一方面背负着早年放浪形骸犯下的罪孽；另一方面更是面临着叛教（Apostasy）这一“被罚入地狱”的重罪行为的惩罚。沉重的负担使他的灵魂不堪重负，内心充满恐惧，害怕自己死后灵魂堕入地狱。他向上帝哭求：“噢，上帝，当你降临的欢乐时刻，就是灵魂改宗的开始，振去她的困惑、黑暗和荒芜；使她产生生命、思想、语言，和符合你要求的行为。”[3]从这段话来看，他对上帝敞开灵魂，决定全心全意侍奉上帝，并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对任何个人才能的依靠。他为信仰做出冒险，完全把自己交给上帝的宽容。
如果多恩当初选择给后人留下他导致他改宗和他改宗之后的心路历程，他将可能写出一部心灵的自传，但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工作，后世研究者满足于尝试从他大量的诗歌、布道文和书信中拼凑出一些他亲身经历的片段。但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晦涩之处，使我们无法清晰地规划出多恩心灵历程的各个阶段。现有的资料无法还原他情感上突然而强烈的爆发。洗去罪孽的心路历程对于最圣洁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极其痛苦的，而对多恩来说，他早期放荡不羁的有罪生活留下的强烈的情感和鲜活的记忆，无疑会给他的涤罪历程带来最敏感的苦痛。
在对多恩作品的解读中不难发现，他年轻时犯下的肉体方面的罪恶是他一直为之深悔的“特别之罪”。评论者大都同意这个“特别之罪”的宗教方面的含义是——以女人和性爱为迷恋和崇拜对象的——“渎圣”之罪。在诗作中他反复为放纵和肉欲在他灵魂中铸成的堕落而悔恨。多恩认为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对“特别之罪”的暗示和美化将使他早年犯下的罪更加深重，并为写下这些诗歌而深深悔恨，试图销毁所有的诗稿。但因名气较大，早期诗作曾以手稿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使他的努力不可能有效。
不管怎样，多恩曾经确信基督教的赎罪（Atonement）教义，认为他为这些罪过所作的悔过已经可以因他世代相传的基督教信仰而得到宽恕，但他也时常表达出自己对旧恶复萌的恐惧。显而易见无论多恩外在生活变得如何纯洁，在他内心深处需要花上多年的时间同他认为充满罪恶的想法和欲望斗争。这场高尚和卑下，灵魂和肉体的斗争赋予多恩宗教诗歌和散文一种独特的艺术激情。还有另外一种罪恶使多恩绝望，他认为自己极有可能因此堕入地狱，这就是改宗带来的心理冲击和信仰摇摆。无疑和当时流行的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有关。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叛教者的命运注定会下地狱。他时常将自己看作一个迷失的灵魂，并感到不安恐惧。
在对《圣十四行诗》的初步读解中，可以看出造成约翰·多恩晚年思想危机的因素并非单纯，这些因素中有多恩对年轻放浪形骸时犯下的肉体之恶的悔罪，以及因他艳情诗教唆他人而犯下罪恶的担忧。多恩试图通过忏悔和律己赎清这些罪恶，并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拯救。但多恩最大的恐惧和担忧源于加尔文主义者宣扬的对叛教者的地狱惩罚，这使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一方面他不断暗示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放开，抛掷向上帝，相信上帝的仁慈拯救；一方面又在抨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条中寻找心理安慰。但他的灵魂仍处于不断摇摆之中，这在他的诗作中有明显展示。总的来说，约翰·多恩解决其思想危机的方式仍然是被动地期望上帝的恩典，正如他在诗中所言：“人们仍然论争/一个人是否能完全履践那些契约规则；无人做到，而治愈一切的恩典和圣灵/使被法律和文字杀死的东西重新复活。”[4]
参考文献：
[1]Douglas L. Peterson， “John Donne’s ‘Holy Sonnets’ and the Anglican Doctrine of Contritio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56， No. 3 （Jul.， 1959）， p. 518.
[2]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London： Faber & Faber， 1990.
[3]John Donne， Essays in Divinity， Augustus Jessopp ed.， London： John Tupling， 320 Strand， 1855.
[4]H. J. C. Grierson ed.， The poems of John Donne，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2.
关键词：约翰·多恩；《圣十四行诗》；肉体罪恶；改宗；思想危机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鼻祖，早年以爱情诗著称，晚年主要成就是宗教诗和布道文。在1633年初版，1635年再版的《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之中，约翰·多恩用诗歌的形式书写出自己在经历改宗之后的思想危机。现代评论家多认为多恩在现实宗教迫害的巨大压力下，更为了改变生活的窘境寻求政治上的前途走上了改宗的道路。但从社会政治视角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多恩为何在改宗以后仍然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一生都处于心灵矛盾之中的境况。本文试图以写作于多恩改宗前后的19首《圣十四行诗》[1]为中心，寻找他思想危机的内在历程，以求对这一影响多恩后期创作的重要问题加以揭示。
评论者大多认为多恩宗教诗的写作动因多少与他晚年改宗（Conversion）英国国教这一核心事件相关。约翰·多恩研究者约翰·凯瑞（John Carey）对此说到：“关于多恩所应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第二件事是他背叛了天主教”。[2]多恩出生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乌托邦》的作者、天主教殉道者托马斯·莫尔的侄女。多恩曾对自己的天主教背景颇感荣耀。但英国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徒成为异端遭受着残酷的宗教迫害，多恩的众多亲属或被迫逃亡，或死于非命。他因拒绝宣誓效忠国王而无法在牛津、剑桥大学获得学位，无法在政治上一展抱负。在接受教育和肄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恩把他继承的遗产相当多的部分都花费在追逐女人、文学创作、消磨时光和旅行之中，过了一段相当放浪形骸的生活。1615年多恩选择皈依国教，得到国王的重用，担任王室牧师。在1621年更是升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一职。但在天主教背景成长起来的多恩深受其教义的影响，他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寬裕的生活条件，但他的心灵并不平静。
天主教教义中强调罪（Sin）的概念。晚年的多恩在是否皈依国教的问题上纠结，一方面背负着早年放浪形骸犯下的罪孽；另一方面更是面临着叛教（Apostasy）这一“被罚入地狱”的重罪行为的惩罚。沉重的负担使他的灵魂不堪重负，内心充满恐惧，害怕自己死后灵魂堕入地狱。他向上帝哭求：“噢，上帝，当你降临的欢乐时刻，就是灵魂改宗的开始，振去她的困惑、黑暗和荒芜；使她产生生命、思想、语言，和符合你要求的行为。”[3]从这段话来看，他对上帝敞开灵魂，决定全心全意侍奉上帝，并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对任何个人才能的依靠。他为信仰做出冒险，完全把自己交给上帝的宽容。
如果多恩当初选择给后人留下他导致他改宗和他改宗之后的心路历程，他将可能写出一部心灵的自传，但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工作，后世研究者满足于尝试从他大量的诗歌、布道文和书信中拼凑出一些他亲身经历的片段。但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晦涩之处，使我们无法清晰地规划出多恩心灵历程的各个阶段。现有的资料无法还原他情感上突然而强烈的爆发。洗去罪孽的心路历程对于最圣洁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极其痛苦的，而对多恩来说，他早期放荡不羁的有罪生活留下的强烈的情感和鲜活的记忆，无疑会给他的涤罪历程带来最敏感的苦痛。
在对多恩作品的解读中不难发现，他年轻时犯下的肉体方面的罪恶是他一直为之深悔的“特别之罪”。评论者大都同意这个“特别之罪”的宗教方面的含义是——以女人和性爱为迷恋和崇拜对象的——“渎圣”之罪。在诗作中他反复为放纵和肉欲在他灵魂中铸成的堕落而悔恨。多恩认为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对“特别之罪”的暗示和美化将使他早年犯下的罪更加深重，并为写下这些诗歌而深深悔恨，试图销毁所有的诗稿。但因名气较大，早期诗作曾以手稿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使他的努力不可能有效。
不管怎样，多恩曾经确信基督教的赎罪（Atonement）教义，认为他为这些罪过所作的悔过已经可以因他世代相传的基督教信仰而得到宽恕，但他也时常表达出自己对旧恶复萌的恐惧。显而易见无论多恩外在生活变得如何纯洁，在他内心深处需要花上多年的时间同他认为充满罪恶的想法和欲望斗争。这场高尚和卑下，灵魂和肉体的斗争赋予多恩宗教诗歌和散文一种独特的艺术激情。还有另外一种罪恶使多恩绝望，他认为自己极有可能因此堕入地狱，这就是改宗带来的心理冲击和信仰摇摆。无疑和当时流行的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有关。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叛教者的命运注定会下地狱。他时常将自己看作一个迷失的灵魂，并感到不安恐惧。
在对《圣十四行诗》的初步读解中，可以看出造成约翰·多恩晚年思想危机的因素并非单纯，这些因素中有多恩对年轻放浪形骸时犯下的肉体之恶的悔罪，以及因他艳情诗教唆他人而犯下罪恶的担忧。多恩试图通过忏悔和律己赎清这些罪恶，并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拯救。但多恩最大的恐惧和担忧源于加尔文主义者宣扬的对叛教者的地狱惩罚，这使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一方面他不断暗示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放开，抛掷向上帝，相信上帝的仁慈拯救；一方面又在抨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条中寻找心理安慰。但他的灵魂仍处于不断摇摆之中，这在他的诗作中有明显展示。总的来说，约翰·多恩解决其思想危机的方式仍然是被动地期望上帝的恩典，正如他在诗中所言：“人们仍然论争/一个人是否能完全履践那些契约规则；无人做到，而治愈一切的恩典和圣灵/使被法律和文字杀死的东西重新复活。”[4]
参考文献：
[1]Douglas L. Peterson， “John Donne’s ‘Holy Sonnets’ and the Anglican Doctrine of Contritio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56， No. 3 （Jul.， 1959）， p. 518.
[2]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London： Faber & Faber， 1990.
[3]John Donne， Essays in Divinity， Augustus Jessopp ed.， London： John Tupling， 320 Strand， 1855.
[4]H. J. C. Grierson ed.， The poems of John Donne，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2.